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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30周年的回忆与思考 (第四部分)
送交者: 调侃军政 2019月05月26日13:28:29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回  答: 六四30周年的回忆与思考 (第一部分) 大国如海鲜 于 2019-05-25 11:19:43

四  反思六四:国人的功利

“六四”是中国人内心永远的伤痕。反思“六四”的文章不计其数,角度和观点也各有不同。三十年来,我也不断思考。篇幅所限,在这里我就分享最近与朋友交流时的一点感想。

1.  独裁者视人民为奴才

事件后的很长时间里,我一直有个关于细节的疑问。在六四后全国声势浩大的政治学习、人人检讨中,我所认识的几乎每一个人都撒谎,口是心非地否定自己在学潮中的言行,攻击和谴责民主派,表示对政府的忠心和对镇压的认可。政府里的工作人员也都如此。这么广泛而明显的言不由衷,政府不可能不懂。既然知道老百姓都在对自己说假话,政府为什么还花这么大的力气,在全国范围内推进“人人过关”呢?

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后,对比新我与旧我、基督精神与中国人普遍的功利主义心态,我才逐渐懂得政府的“聪明”之处。老百姓撒谎,本质上讲,就是老百姓为了迎合政府的意志,让自己的言行违逆自己的内心。最近流行的清宫戏里有句相关的台词,老太监教导小太监说,“奴才没有喜怒哀乐”,意思就是奴才的行为和言语,要体现主人的意志,和奴才自己的心情与想法无关。当年的政府就是要验证一下,六四后从示威游行中归来的全国几千万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普通老百姓,还会不会和原来一样,撇开自己的思想意志,压制自己在屠杀后爆发的情感,在言论和行动上曲意迎合政府。结果大家都知道,“人人过关”进行得非常顺利。于是政府就放心了,认定自己对老百姓的绝对权威没有丧失。既然全国的老百姓都迅速回归到奴才的言行模式,统治者的目的就达到了,又何必在意老百姓心里怎么想?奴才的想法从来不重要,连奴才自己都不看重,主人就更不需要理睬了。

建政七十年以来,六四是中国人民自主意识最强、反抗精神最高涨的时期。即便如此,政府还是迅速恢复权威,成功地在全国老百姓身上重新贯彻自己的意志。而老百姓还是乖乖地藏起自己的想法,按政府的要求言行。在平时,中国人就更服服帖帖了,被要求说什么就说什么,被要求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们不敢疑问,不敢挑战,甚至不敢思考,而是主动地把自己的心灵冷藏起来,撇在一边。中国人的这种自己的言行与自己的心灵相分离的现象,随处可见,经常让我触目惊心。我曾遇到过残酷迫害法轮功信徒的官员。见面之前,我本以为他会对法轮功问题有很多见解,即使是仇恨或偏见。见面后我才发现,他其实对法轮功知之甚少,本质上就是“上面让我这么干,我就这么干”。对自己的工作,他从来没有认真想过是否伤天害理,而只关心自己从副处级升到了处级,房子从自住一套变成了好几套,孩子可以去美国留学了,等等。一位朋友曾经在高校团委工作。他对我讲到自己的上级,一个党委书记,负责管理官方网络评论员队伍。这些人假冒各种身份的网友,到世界各地的中文网站上监视、攻击批评中国政府的人,或花钱撤回对政府不利的消息,再散布对政府有利的假消息。这个党委书记明确要求下属不要给他看具体的工作内容,因为看多了自己良心受不了。怕良心作怪、影响工作,他就回避自己的良心。他把良心看得低于工作!还有朋友专职做党务工作,但听到其他人谈论政治,他就回避。我问他,“你做这样的工作,怎么不关心重要的政治问题?”他回答说,“我的原则就是听组织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讨论政治问题,自己的想法就会多起来,容易犯错误”。

上述这些人的工作都关系到社会正义,但他们都不思考自己工作的社会后果,而只关注工作带来的个人利益和好处。按造这些人自己的说法,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小事”,不关心社会里的“大事”。他们的灵魂闭上了眼睛,不去分辨正义与邪恶。严格地讲,他们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因为在重大问题上,他们的灵魂主动缺席,如同不存在。独裁者喜欢这样的人,因为他们是自己的工具、体制的零件。其中的知识分子被叫做“笔杆子”,党务人员被叫做“刀把子”。在古代,这样的人被称为“臣”或“奴才”。现在“臣”和“奴才”都含贬义,所以人们就用“工具”、“螺丝钉”、“笔杆子”、“刀把子”、或“党叫干啥就干啥”等新说法来替代,但本质还是一样。

2.  功利主义是奴才的信仰

古往今来,亿万中国老百姓连自己的言行都不能主宰,就是事实上的奴才。他们怎样自处呢?怎样做到不觉痛苦,不觉耻辱,泰然接受自己的卑微地位呢?我发现绝大多数人依靠“功利主义”信仰实现心理上的自洽,就是他们只关注自己的言行给自己带来的物质利益和感官享受,忽略自己的心灵召唤或人格尊严,也忽略自己的言行给社会和他人带来的终极伤害。人们有时也用其他名词来描述这样的人生观,比如唯物主义、出人头地、光宗耀祖、追求功名利禄、追求事业、想发财,等等。清末著名太监小德张,年少时极端贫困,但梦想荣华富贵。别人告诉他,入宫当太监可以发达,于是他就自宫当太监,然后依靠专营和勤快而成为慈禧倚重的奴才,飞黄腾达。鼎盛时,他“贵敌王侯,富比天子”,还娶了几房姨太太。小德张就是中国功利主义者的典范。他的最高志向就是利益与享受,并通过一生努力达到了原定目的,于是他就心满意足了。虽然身为不能自主的奴才,又做了很多祸国殃民的事,但他都不在乎,没有痛苦或自责。

不是只有太监才是奴才。在几千年以来的中国社会里,除了皇帝或最高领导人,其他人本质上都是奴才,即使身居高位。清朝著名才子纪晓岚,才华横溢,文采超群,在乾隆帝身旁辅佐,官位显赫。但是传统的制度有其内在要求,君臣之间必须是绝对的主仆关系。聪明绝顶的纪晓岚,最怕皇帝看到自己的才能而怀疑自己恃才傲物、忘了奴才的身份。为了打消皇帝可能的疑心,纪晓岚就选择每日沉溺于酒肉女色,尽量少过问国家大事,希望皇帝看到自己真诚的、只求利益与享乐的奴才本心。纪晓岚的努力没有白费。乾隆评价他,“纪昀本系无用腐儒”,“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尔何妄谈国事!” 乾隆没有了对纪晓岚的疑心。于是,纪晓岚一辈子官运亨通,意满志得。

3.  功利主义者充斥中国

中国社会早已形成共识,功利主义是奴才的信仰。一方面,奴才把物质利益和感官享乐作为最高追求,如小德张;另一方面,把物质利益和感官享乐作为最高追求的人,本质上就是奴才,如纪晓岚。不但古代如此,现在也一样,比如大家熟知的金庸。他的父亲在1950年被共产党政府枪杀,并不是因为犯罪,只是因为他家里有土地。政府要得到那些土地,就杀了他。当时金庸在香港《大公报》社工作,就是为共产党的宣传服务。当他得知父亲无辜被杀,私下哭泣。但他竟然选择在之后多年里继续为《大公报》工作,理由只是这里的待遇和职业机会最好。他那时还只有二十几岁,完全可以在自由的香港另找工作。金庸把职业前途和待遇看得高过亲生父亲的冤死,功利到如此!几年后,他看到了创业机会,离开《大公报》系统,创建《明报》。那时反共有助于报社生意,他就开始反共,反共文章写得洋洋洒洒。大陆改革开放后,他预感到商机,就找机会与邓小平交好,再投共。六四后,他在香港电视上声泪俱下,控诉中共的残忍,说以后断绝与中共交往。但几年后大陆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向他伸出橄榄枝,他立刻领会到其中潜在的利益,就抛开曾经的信誓旦旦,又投共。金庸这样聪明博学的人,内心却如此浅薄、功利。他身处在自由的香港,人格上却还是中国传统里的奴才。他就是缺乏高尚信仰的中国精英的典型写照。

在中国的成功人士里,像金庸这样的人比比皆是。他们能力强,智商高,什么都懂,但甘愿做权力的奴才,内心信奉功利主义,没有更高尚的信仰或情操。为了自己的物质利益和感官享受,他们什么坏事都敢做,什么假话都可以说,甚至泯灭亲情。出名的如周恩来。甘愿为毛泽东做奴才,人前和蔼可亲,背地里整人绝不手软。为了迎合毛的太太江青,他不惜亲笔批准逮捕自己的干女儿孙维世,直接造成后者被含冤虐杀。还有郭沫若,才高八斗,却毫无廉耻。江青得势时,他大肆恭维。江青落难,他踩上一脚。文革造成他两个亲生儿子惨死。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他还继续为文革唱赞歌。

中国人的奴性传统,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功利主义奴才人格,并不局限在精英里,在社会各阶层里都普遍存在,大家身边可能都有。单是关于泯灭亲情,我就遇到过很多人,爷爷被杀、外公被饿死、外婆死在政府造成的人为灾难中、父母、配偶被迫害,但他们心安理得地为害死至亲的权力服务。他们为了追求自己的职业前途和名利,忽视自己的亲人遭受的不公命运,不去探究造成亲人厄运的根源,也不试图改变不公不义的社会。独裁制度在中国几千年长盛不衰,就是因为这样的人。他们中有些人还恬不知耻地说,他们这样做是“向前看,不纠缠过去”。其实他们至亲被害的原因还在,未来还会残害更多的人。而因为只关注自己狭隘的功利,他们甚至都没有兴趣关心至亲的厄运。其中还有些人还声称自己是民族主义者或爱国主义者。其实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根基,就是一个人在乎与自己同血缘、同文化的其他族人的福祉,把发生在同族人身上的不公看成是对自己的不公。这些人连自己的至亲受难都不在乎,怎么可能在乎其他民族同胞的福祉?他们声称爱国,只是因为这样说会为他们带来好处而已。

大多数中国人早已习惯于让权力安排自己的人生和自己周围的社会,而自己的心灵主动靠边站,游离于现实之外。我的一位朋友早年到甘肃下乡。他回忆说,当时甘肃的农村极端贫穷,农民们破衣烂衫,饭都吃不饱。但他们经常凑在一起喝酒吹牛,话题从宇宙起源、到叶剑英的女伴们、到美国的航天飞机对中国的军事监视、再到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恩怨,全都是与自己不沾边的事。他们常常从早上吹到日落,争论得面红耳赤。但他们非常知趣,心照不宣地避免谈及村支书霸占支农款、村小学的校舍年久失修等身边的事情。现在城里的知识分子们也类似。比如他们在微信群里争论西欧的移民问题、以色列与阿拉伯人的恩怨、美国的反堕胎法案、种族歧视等,但他们避而不谈维族人与汉人之间的矛盾、政府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国医院里的杀女婴和病婴、对维权律师的抓捕等。前面那些话题遥远,政府不太在意,所以他们就尽情瞎说;而后面那些话题关系到中国,政府不许老百姓质疑,所以他们就不碰。总之,社会压制老百姓的心灵很久了,老百姓就学会了做不管事的“小民”。他们主动回避重要的事情,即使这些事就在自己身边、对自己很重要。

奴才做久了,灵魂习惯了远离真实,很多人就忘记了,自己的思想有责任驾驭自己的生活。于是,他们的思想和生活就丧失了统一性。我接触过一些看似非常聪明的中国人,他们博览群书,讨论问题时广征博引,好像什么理论都懂。但是近距离观察就不难发现,他们在职业、爱情、和人生各个方面的重要决定,依据的都是当时当地流行的世俗功利原则,与他们头脑里的大道理没有多少关系。比如有人在微信群里长篇大论说西方没落了,中国才是未来世界的希望,却把自己唯一的孩子送到西方国家,让孩子不要回来。其中极端的人,大骂移民国外的人不爱国,自己却偷偷摸摸申请全家投资移民美国。有人声称坚信民主价值,却把自己的整个职业生涯贡献给了维护专制体制。有人经常谈论中国的国营企业对国家的危害,却一直呆在国企里,从来没有想过离开。有人读了很多有关基督教的书,喜欢与别人争论基督教义,也觉得耶稣是对的,但坚称自己绝不信基督教。这些人的行为不跟从自己的思想,他们的思想也不反映自己的生活。思想与生活绝缘,他们表里不一。在中国社会里这种人很多,他们的父母、朋友、邻居、熟人等也都类似,所以他们常常不觉得这种状况有什么不妥,不以表里不一为耻。这些人的所谓“思想”,失去了指导自己言行和人生的功能,退化成了打发空闲时间和精力的娱乐和消遣。老子在《道德经》里讲,“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则笑之”。老子的话里隐含了,人们心智水平不同,有些人不理解“道”,所以不遵从“道”。下士闻道但不知是道,所以才笑之而不行。但是,本质上处于奴才地位的现代中国人,隔离自己的灵魂,经常在读书和讨论之前就已经决定了,即使找到了“道”,自己也不遵从它。他们比老子讲的“下士”还差一大截。

4.  功利主义的特点

古往今来,这么多中国人信奉功利主义,因为它确实有一些吸引力。首先,功利主义者可以做到思想自洽。通俗地讲,他们按功利主义哲学生活,事后再按功利主义的标准评价自己,就会觉得投入与所得相称,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这套思想没有欺骗自己,自己也就满足了。比如小德张临死时可能觉得,“我当初自宫当太监,受了那么多苦和累,就是为了荣华富贵。现在好吃的都吃过,想玩的地方都玩过,想要的女人都得到了。我这辈子足够了”。

第二,功利主义者在有吃有喝时,人比较轻松,“心不累”。比如供职于国内政府部门、或国营企事业单位的中青年人,经常工作不累,平日的主要活动就是赴宴席、朋友聚会、打牌喝酒、闲聊等。而在基督教占主流的欧美国家里,中产阶级一般不会这样清闲。一个有信仰、精神上自主独立的人,需要灵魂警醒,不断探求神对自己的启示。他要观察世界,决策自己相应的言行,之后再用神的标准审评自我,自责改善。他要每日承受压力,还不时面对挫折,因此灵魂紧张、忙碌。这样的人如果生活在中国,他就会因为良心驱使而更愿意说真心话,于是就可能得罪上级和权贵,政治运动时甚至会引来杀身之祸。所谓“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相比之下,信奉功利主义的奴才类型的人,不为社会和人生中的大事费心,实质是把最困难的问题都外包给了政府或上级,也就是他们心目中的“主人”。他们自己只关注个人利益与享受,他们的灵魂处在休眠或游离状态。在中国,权力喜欢这类人,一般不会找他们的麻烦,所以他们自然就活得轻松。

功利主义者们常说,“在中国,只要自己没有遇到倒霉事,小日子可以过得很好”。他们也知道,中国每天都发生很多不公平的事情,但对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不公不义,他们视而不见,而只求坏事不发生在自己身上。在他们眼中,那些关心社会、嫉恶如仇的人,把别人的痛苦当做自己的痛苦,是自找苦吃。不但如此,有些功利主义者很极端,仇恨有正义感的人,说他们揭露社会里的邪恶就是“不爱国”。归根到底,有正义感的人的存在,衬托出他们的丑陋,所以他们怀恨在心。这种人忘了,有一天自己也可能倒霉。社会上功利主义者越多,主持正义的人就越势单力薄,邪恶就越猖獗,更多的中国人就会倒霉,功利主义者自己倒霉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到那时,很可能没有人为他们伸张正义。总之,功利主义让人觉得舒服、自洽,实际却使人堕落、让社会沉沦,其作用如同毒品。

5.  功利主义适应独裁体制,不适合民主制度

功利主义者是独裁统治者眼里最好的臣民。独裁者垄断社会资源,可以用功名利禄做诱饵,控制功利主义者,把他们变成奴才。追求利益与享乐,本是人之常情,并没有错。功利主义者错在让自己的灵魂休眠,对正与邪的矛盾闭上眼睛,所以把利益与享乐当作最高目标,高过了真理与正义。几千年来,皇权文化奖励奴才、严厉惩罚有独立思想的人,造成功利主义在中国盛行。中国最聪明的人,经常不是把聪明才智用于追求真实与正义,而是用于谄媚求荣,如纪晓岚、金庸之流。更广大的普通中国人,在生活中被功利主义者包围,可能一辈子都没有见到有人严肃地探究真理与正义,而只看到人人都在追求利益和享乐。所以他们以为,人就应该是功利的,就应该依附于权力。于是,中国的老百姓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自己的奴才地位,成为独裁统治者的工具。功利主义在全民族中流行,使得皇帝或独裁者可以长久地压迫和奴役整个民族。

六四运动追求自由与民主。通俗地讲,自由就是按自己的想法生活;民主就是公民们平等协商,共同决定公共事务。这么多中国人习惯于做统治者的工具和奴才,心甘情愿地让权力主宰自己的言行,主动把自己的灵魂冷藏起来。这样的人民怎么会追求自由?怎么可能自主决定公共事务?民众广泛地信奉功利主义,是中国民主化的一个根本障碍,也是“六四”失败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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