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毛泽东与“以直报怨”

前些日子有篇轰动一时的文章讲到十大误传千年的名言，其中有一句就是“以德报怨”。原句是“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出自《论语.宪问》。

什么时候开始误传的呢？我们不知道，大概应该是宋朝吧！老是打败仗，没有了本钱和胆量去“以直报怨”，只好掐断了圣人的话，大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总是告诫自己，不敢和坏人和敌人讲。

然而也不对，宋朝的朱熹注解《中庸》的时候，不是恶狠狠地说了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吗，很有些孔子“以直报怨”的原创精神的，怎么对女真蛮子蒙古包子就硬不起来呢？
我知道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种圣贤之言不是对“友邦”说的，语言不通。这话是对国民而言，特别是那些个刁民，还有暴民，看他们还敢仇富，还敢不畏惧“大人”以及“精英的言论”。

圣人的教诲自从得到“更新”后，中华文明迎来了人类历史上武功最强，疆域最辽阔的蒙元帝国，之后是边疆海疆锁得最紧，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君主宪政的大明王朝，精英治国，皇帝都不要上班了，当然，宪政的意思就是把《四书五经》当宪法，这些难道不值得我们引以为傲吗？
满清就不说了，蒙童来中国上学嘛！瞧他们！对我们圣人顶礼膜拜了吧！

倭日的话，照方处理，第一是“唯天下至诚”，为什么呢？
按照“修齐治平”的既定程序，“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奇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这个程序复杂了一些，幸亏在国难之际，“蒋公”帮我们改进了一个“简化版”，叫“攘外必先安内”，道理和“家齐而后国治”是一样的。 这一政策立刻得到文武大臣的拥护，文臣即道“宁赠友邦，莫与家奴”，武将也不多说，即刻执行“宁可枉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人”的号令。

“汪公”见“蒋公”占了先机，拿了《大学中庸》里的大头“唯天下至诚”，没有办法，只好拿《中庸》的第二，叫“其次致曲，曲能有诚”，然后就扭扭捏捏，弯弯曲曲，高高兴兴地去“救国”了。

蒋公汪公能在《四书五经》中寻找到“救国之道”，自然是他们天纵英明的缘故，而狂人鲁迅，九本书念到底，只认得“吃”“人”两个字，还是字缝里硬抠出来的，这就太不厚道了，凡事应该“隐恶扬善”的嘛？

屠杀革命的同志和战友虽然属于“以怨报德”，但也不妨看作蒋汪二公革命后回归传统，“活学活用”名教格言的典例，或者偶尔用了一下老子“反者道之动”的政治智慧。而陈独秀们居然继续革命，不回头，吃了个大亏，反儒教反传统这么勇往直前，不知道人家已经“改邪归正”，黄袍加身了。

毛泽东1925年就说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所以不管“抱怨”还是“报德”，除了方法问题外，还有个对象问题，搞清楚了，革命的火种才不会灭。

毛泽东应该是奉行“以直报怨”的，但西安事变中却对蒋介石采取了“以德报怨”的态度，是因为有日本这个国家“大怨”的缘故。

抗日战争快结束时的形势变化又引起了他的警觉，为避免重蹈覆辙，他提醒全党全军全国：“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蒋介石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这是经过调查研究以后才找到的办法。…现在蒋介石已经在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

这是对于“以直报怨”的最完整的诠释。 还有一句，是对“以直报怨”的最经典的诠释：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毛泽东对中国优秀传统的理解与把握甚至诠释，一出手就抓住了它们的精魂，一句话就道出了它们的真义。

孔子与毛泽东的语录已经成为中华民族语言中最有价值而且最有生机的一部分。 有人又要讽刺我“借毛泽东贩儒学，借孔子颂毛泽东”了，那实在是没办法，谁叫我既崇拜孔夫子，又崇拜毛泽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