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如棋，一着换来千古业；浮云若水，几时阅尽百年歌。
　　　　　　　　　　　　
　　英雄无泪，千秋谁罪，佳人弹唱不为兴亡累。
　　
　　
　　
　 　●导论：在西方主导的一体化或全球化之时代，外因也就是内因，而霸权国家则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要把每一个有潜力的民族，置于内战分裂之深渊，而无所不 用其极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分别利用苏联和中国对其战略对手（轴心国）进行腹背打击，来形成两面夹攻之阵势，旨在为它称霸世界扫清障碍；末了，美 苏英三国撇开国民党中国（四强之一），而在尽量保证英国的利益的前提下，由美苏两强来分割世界：苏联被允许在东欧和东亚扩张共产主义，美国控制两大洋，加 上西欧及东亚海域。那么，对于久战力尽、但志在富国强兵、科技立国和海洋立国的中华民国，它们又是如何处置呢？特别是因为国民党在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和儒 家大同诸方面均与三强相克，从而构成极大的潜在威胁，它们岂能容忍！弱国无外交，蒋介石政权沦为牺牲品而已！即使是在“中国崛起”的今天，中华民族依旧承 受着西方霸权的致命重压，内忧外患随其现代化而同步升级！读史可以明志也！
　　　　　　　　　　　　　　
　　 一、史家为史不公
　　
　 　◇◇抗日战争结束之际，美国既帮助国民党运兵（北运受降），又帮助GC党运将（赴根据地）。再者，在国民党军队首战告捷之际，马歇尔拯救了林彪，而让后 者重整旗鼓。第三，在苏联红军装备中国GC党的前后，美国却对遭受战争创伤的中华民国不给援助，并实行武器禁运，而使其劲旅陷于瘫痪或半瘫痪，只能防御而 不敢进攻。第四，到1949年，国民党虽然是“兵败如山倒”，但仍踞南国之半，拥兵百万；它指望激励士气而负隅顽抗、补充军械而卷土重来。然而当此关头， 美国却落井下石地发表了《白皮书》，提前宣判国民党的死亡，而从精神上对它进行最后一击。“哀莫大于心死”这句话最能形容紧接着所发生的事：不战而降者有 之，解甲四散者有之，仓皇浮海者有之——这竟是几年前的“大国之师”！（1945年国民党军队之西南反攻和缅甸鏖战，令美国军事专家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武 器供应充足的条件下，它属于世界上第一流的军队，这是和中国能够晋升为“四强”相匹配的）。因此，历史学家断言美国“扶蒋反G”，为史不公也。
　　　　　　　　　　　　
　 　§附歷史照片 [国共内战爆发之初，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遣的特使马歇尔来华调停（1945年12月－47年1月）。蒋介石事后对此很后悔，国民党认为在整个“调停”的过程 中，马歇尔只听信一个人，那就是周恩来。实质上，马歇尔的此次行动，乃忠实地捍卫美国利益——贯彻“雅尔塔精神”，亦即以保证共产主义向东亚的扩张，来换 取斯大林止步于西欧（不支持西欧GC党）。换言之，“马歇尔调停”是为“马歇尔计划”（拯救西欧）铺路。说到底就是，美苏两强以牺牲国民党中国而达成妥 协，从而把彼此间的冲突限制在冷战的范围内，以避免新的世界大战之爆发。
　　
　　
　　　
　　 二、美国是怎样颠覆国民党政权的？
　　　　　　
　 　◇◇陈纳德、魏德迈两位将军以及赫尔利大使，揭露并抨击美国1944－1949年的对华政策，是“活生生地把中国民族主义政府扼杀了”！赫尔利特别指 出：美英等国的在华外交、军事和新闻机构与人员，大抵都是在阴谋颠覆国民党政权的（在1944年，英美两国卷入了推翻和暗杀蒋介石的未遂行动——笔者）。 现从三个方面，来说明美国是怎样颠覆国民党政府的：
　　　　
　　第一、美国人的“延安经验”（Americans "Yenan experience"）
　　　　
　 　著名的汉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1940年代在中国工作，他当时说过两句话，在美国影响很大：一是“共产主义不适合美国，但很适合中国”，一是“延安在遠方閃耀著光 芒。”（當時延安正搞“搶救邉印保�這按西方標準，应该是“人權災難”）。1944年10月，在罗斯福总统的强烈要求下，蒋介石被迫同意让美國的 “Dixie观察团”赴延安。该团的顛覆意图甚明，其负责人向欢迎他们的GC党人宣称：“国民党政府已经死亡！”。紧接着，他们制定了一整套改变中國現狀 的軍政计划，那就是：在日軍大舉南下之际，“美援”转向中国GC党，而让国民党军队被困灭於南疆；再乘北方空虛；由GC党军队配合美軍登陸（“亚洲的诺曼 底”），與进入滿洲之苏联红军相呼应，並乘势向全国进军，从而置国民党于无立锥之地。然而，就在“Dixie计划”（包括提议邀请毛泽东访美）报批华盛顿 之前，其电文被赫爾利大使接获了；他怒請华盛顿召回“顛覆者”（美国在华外交官），勿乱中国战区（国民党还牵制着百万日军呢）！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的两 名高级官员艾奇逊（George Atcheson）和文生特（John Vincent）提议“运用美国的影响力来促使中国统一，但不一定统一在蒋介石领导之下”。但是，羅斯福总统慎于国会，颇感棘手，便按照赫尔利的要求去做 了。不过，总统当时说了一句气话，却一语道破天机——“隨他去吧！战争尚在进行；待我和斯大林事后再更正！”羅斯福早有良策：直接顛覆不智，待机而动；借 刀杀人為上，外交先行。所以，他一方面假装亲近蒋介石，圓其“大国梦”，要他配合盟軍，牺牲殆尽；一方面再来诱惑斯大林，願其“黃俄化”，让它反日制华， 钳制東亞（此时斯大林因其与日本有约在先，正愁出師無名）。
　　　　
　　第二、罗斯福的“一片苦心”（Roosevelt’’s "a painstakingly"）
　　　　
　 　总统开展秘密外交，诱使俄罗斯重返东方（后者在1904－05年被日本打退）。于是美苏英三强首脑之会晤，并于1945年初订立《雅尔塔密约》，来把苏 联红军引向中国，名义上是打日本，实际上则让国际共产主义（中苏蒙朝等）在满洲会师，以改变中国的政局。赫尔利说：“《雅尔塔密约》是共产主义征服中国的 蓝皮书。”虽然先前蒋介石曾告诫美国，若让苏俄挥师向东，其对中美两国的祸害绝不亚于日本；但美国却偏偏要对这干——美国另有两点打算：A.祸水东引，即 让共产主义东移，以拯救西欧资本主义（以免斯大林接应战后初期的西欧共产主义之热潮）B.借刀杀人，即以改变东亚的“力量均势”，来否定国民党中国之初步 崛起及其“四强”之法定资格（唯恐中国取代日本的地位，并以更大的富国强兵来挑战美国的亚太霸权）。早在1920年代初，英国哲学家罗素就已准确地预测这 一结局，他说：“尽管苏俄布尔什维克会像美国那样地标榜‘解放人类’，但实际上它比沙皇帝国主义更精明能干，更富有扩张性。……因此，俄罗斯之重返亚洲、 侵占蒙满，不是不可能的。届时，它控制了满洲，也就能决定性地影响北京（1927年改名“北平”——引者）。凡此，只有在日本和美英两国交战的情况下，才 是可行的。”
　　
　　附上《雅尔塔密约》书面内容（而罗斯福与斯大林两人“君子协定”，则始终秘而不宣）：
　　　　　　
　　A.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對日作戰，而苏联必须获得如下之补偿；
　　B.重申外蒙古脱离中国，即所谓“保持现状”（蒙古人民共和国）；
　　C.苏联灰復1904年日俄战争前之沙皇帝國在滿洲之特權（a.大连商港国际化，苏联保持优先权，b.旅顺军港租给苏联，c.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由苏联与中国共同经营）；
　　D.库页岛南部及邻近岛屿和千岛群岛割让给苏联。
　　E.在《雅尔塔密约》公佈之時，強迫中國接受之；必要時，三強採取一致行動（為此，他們假裝在文件中認可蒋介石政權。如後者就範，三強對華之所為，乃名正言順；它們成了“解放者”，而非同以往之帝国主义列強）。
　　　　　　
　　除此之外，还须说明：该条约默认了两点：苏联红军可以：A.把中国东北的工业体系当作它的“战利品”拆运回国；B.用苏联和日本之军火来装备中国GC党（包括美式武器，因为苏军的这次入侵是由美国花钱和装备的）。
　　
　 　仅就美苏两霸首次妥协这一点来说，A.罗斯福是“丢卒保车”——以牺牲蒋介石政权来确保西欧，即以允许共产主义“祸水东流”，来换取苏联不支持西欧GC 党。B.斯大林是“知难行易”——共产主义之西进，必将极大冒险；而向东扩张则是适逢其会而顺水推舟。结果两霸既是各得其所，又避免“热战”——新的世界 大战——的爆发。然而，美国是一举两得：A.如前所述“借刀杀人”来扼杀中国民族主义，B.用一张“空头支票”来换得西欧之安全，因为它知道中国GC党是 不会长期就范于莫斯科的。当时斯大林也似乎感觉到他所得到的果实，可能是苦果乃至是苏联的隐患；因为他知道“延安经验”是中国GC党与美国之间的“初 恋”，也知道直到1949年双方还是藕断丝连（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馆滞留南京，和中国GC党邀请司徒雷顿大使北上）。所以斯大林设计了朝鲜战争，让新中国 与美国正面冲突；但是，在斯大林死后的二十年，他的担忧则成为事实，即中美结盟。这些都是后话，需专文详论，兹不赘述。
　　　　
　　第三、马歇尔的“来华使命”（Marshall’’s "China Mission"）
　　　　
　 　1946年美国派马歇尔来华，与其说是调停弭兵，以避免国共内战之爆发；不如说是贯彻落实“雅尔塔精神”，以确保让共产主义向东扩张，来换取西欧资本主 义的完好无损(这就是当时的美苏妥协，从而避免新的世界大战)。与其说是贯彻落实“雅尔塔精神”，不如说是用中国作诱饵，来把斯大林的兴趣和精力吸引到东 亚。因此，马歇尔在“调停”期间（1946－47年），实际上做了三件事：A.对国民党政府实行武器禁运和停止财经援助，使之陷于绝境；B.在军事上捆绑 国民党，使之被动挨打；C.在舆论上打压它，使之被民主与进步的潮流所唾弃。以下就来具体谈一谈美国在中国内战中的所作所为，分为五点：
　　
　 　（1）延安通讯。1944年下半年，史迪威将军和美国情报机构（OSS）开始帮助延安建立全国性的GC党力量的通信网络。从而大量的通讯器材被空运到延 安，再被分配到各地GC党部队中。据记载，到1945年4月25日为止，已完成输送的轻型发报机及部件是14,000磅，其余的50,000磅在以后的两 三个月内陆续运到。仅就军事行动而言，情报和通讯为中国GC党打败国民党，几乎起到了一半的作用。（所以论者每每称其至关重要。但从事变之总体而言，这仅 是众因缘之一环）。
　　
　　（2）空运毛将。从罗斯福逝世到日本投降的几个月里，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混沌期”，在中国的两派美国人各行其 是。魏德迈将军组织“最大空运”，输送国民党军队进驻各大城市，受降与接管；而差不多与此同时，中国GC党的几乎全部战将则也都乘坐美国飞机离开延安，他 们比国民党提前到达各战略要冲（若非美机专运，GC党将领必晚到两个月。另，苏联阻挡国民党进东北，使之陷于战略被动）。美国帮助GC党运送将领的作用， 完全抵销了其帮助国民党运送几十万军队（因为GC党的武装力量早已完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阵势）。北京大学牛大勇教授说：这是“影响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一 次战略空运”。（《历史研究》（北京），1995年第4期89）应当指出，延安的如此空运并非一两次，而是许多次；例如贺龙说：“现在我们能坐美国飞机到 处跑，延安的书报由美国的飞机往各地运送。”
　　
　　（3）阻止追击。1946年4－5月间，白崇禧指挥的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四平打败 林彪部队，并乘胜追击，当孙立人部已接近哈尔滨，眼看就要全歼林彪部队、拿下整个东北之时，马歇尔却蛮横干扰，迫使蒋介石下了停战令，并把白崇禧调离战 场。林彪部队得到喘息，很快获得新装备而重整旗鼓，但国军则士气丧失，一蹶不振。这是蒋介石一生最后悔的事之一。白崇禧之子、文学家白先勇著《父亲的憾 恨》一文（载于台湾《当代》杂志）说：在马歇尔压力下，下停战令而非追击令，实为蒋氏后半生所有错误中的最大错误，“四平一战乃国共成败之枢纽。”
　　
　 　（4）武器禁运。从一开始，美国政府就三令五申不准国民党把美国武器用于打内战。据孙元良将军回忆说，八个美式装备的机械师空运北上后，只能得到仅供训 练的弹药，不得已尽量采取守势。美国很快就实行了全面禁运，各部队奇缺军火。虽然在1948年一度解禁，但交货的时间与品种皆不兑现，这批姗姗来迟的军 火，其中能用的很少。“华北剿总”傅作义开箱时，发现数量不及批准的十分之一，而且多数器材残缺不全，有炮无架，有枪无膛，形同废铁，这是傅作义投降的主 因。”
　　
　　（5）宣布死亡。1949年春夏之交，对于国民党来说则是危难之秋。然而此时它在东南、西南数省尚有重兵，准备重整旗鼓， 负隅顽抗，以期东山再起。但就在如此关头，美国发表了宣判国民党政权最后死亡的《白皮书》，这被国民党人指为“背信弃义、落井下石”的杰作，对于其军心士 气的至重打击，是可想而知的。那以后的国民党军队，很少用力抵抗，多是不战而降！颠簸迁徙中的国民党政府评论《白皮书》，音声颤抖而语无伦次：“若美國以 白皮書爲中美友好結局的一個檔，則在我們節節失敗的過程中，予我們精神上以極大的打擊，這白皮書對我們中國等於落井下石。我認爲美國不應該以落井下石的意 義，結束中美關係。”
　　
　　
　　
　　 三、从国民党方面来看其失败的原因
　　
　　第一、先来看国民党是怎样评论国际因素的
　　
　 　◇◇1996年（民国八十五年）10月28日的台湾《中央日报》海外版，就上述国共内战之历史悬案，列举了六项国际阴谋，即：“在抗战的最后两年，更是 同盟国几项丑恶行为的见证。是那几项呢？……是美英苏签订《雅尔塔密约》出卖中国；是美国国务院内的位居要津的几名共谍，千方百计的颠覆我们政府；是美国 将领史迪威在华之骄狂妄为，并公然制造第三势力（促进中国的民主党派和自由主义者参加统一战线——引者）；是美国的亲共分子干预中国内政，强力导演一幕国 共双方在重庆谈判、并组织联合政府之事宜；是英、法、荷企图重新保有其在远东的殖民地，而在中国境内进行间谍破坏；是苏联在日本败亡的前三天突然对日宣 战，乘机掠夺东北资产，并拒绝国军进入东北接管……等等无耻行径。每一桩丑行都击中我们的要害（“我们”、“我”均指国民党，下同——引者）。”另外，台 湾正中书局出版的《中国现代史》这样批评美国：“美国强以其政治文化模式，迫我与ZG和谈。……并以联合政府之双方组成，作为援助中国之先决条件。……马 歇尔之调停……既不理解中国国情，复受ZG及同路人之蛊惑与愚弄，……以致国军失去多次掌握主动之机会。……马歇尔建议美政府停止对国军之军援，拒付预定 贷予中国之借款五亿美元；而对中国GC党破坏停战之行为，对于苏俄装备中国GC党之做法，均不闻不问。自美政府于三十五年（1946年）七月起宣布断绝一 切对华援助，八月复禁售剩余军火予我，正值敌我战事进入决战之际，予我民心士气以严重之打击。当时国军数量虽仍占优势，然补给缺乏，影响士气，以致国军经 常不战而退。”
　　
　　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和学术机构，至今未能从中西文化冲突之高度和美国霸权之全局，来探讨“盟邦”为什么要陷害蒋介石 及其大陆政权，它只是批评美国的错误决策和左倾干扰。国民党不知道、也不敢相信美国的这两手：A.“丢卒保车”——以牺牲蒋介石政权来向斯大林换取西欧及 希腊等国的非共产化；B.“借刀杀人”——用苏联和中国等国际共产主义来扼杀中国民族主义（脱颖而出的中华民国）。然而，在华人世界的历史学家之中，唯有 晚年居住台湾的国史大师钱穆看得清楚，说中要害。钱穆说：“抑且在当时之西方人，終亦以中國之共产化不失为西化之一端，乃从旁赞助，美國人即為其最显著之 一例。苏俄势力自西方再度东侵，外蒙古自主独立，关外三省及朝鮮半島之北部，全归苏俄势力范围，此皆出美國人之主張。……美國人不惜用大力引进苏俄，使得 重返东方，史迹鮮明，尽人可知。民主政治与极权政治，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以民族血統之更大分別言，实为一小分別。此以近代美國人心理言，已有显证。”德 国明斯特大学的怀恩博格教授在其所著《中华民国的外交对策》一文中，这样写道：“就意识方面而言，西方的国际主义者（有些是资本主义者，其他的则是赞同 GC党的自由派人士）与苏联及中国GC党一向在知性方面有关联性，他们对于民族主义的痛恨是共通的。他们认为，爱国主义、国家尊严和对于祖国的热爱都是政 治思想错误的表现方式，应该被彻底铲除。资本主义者和自由派的国际主义者一向视GC党为民主的相关子弟。有时候这些GC党员可能成为顽劣子弟，尤其是在他 们对人权方面犯下罪行，不过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西方的国际主义者总是支持GC党来对抗民族主义。……他们认为主张民族主义对于他们的世界性政策及泛宇宙权 力是最大的妨碍。”（“欧洲中山学会”1996年年会）
　　
　　第二、再来分析国民党自身的问题
　　
　　经过美苏英三强 的“君子协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国际形势为之大变：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成了东西方之时潮。中国民族主义从而也就丧失其“安身立命”之依据——国民 党政权首先被拒于“大国俱乐部”（四强或战胜国）之门外，紧接着被作为亚非民族主义（反殖民主义）的“罪魁祸首”而被牺牲掉（中国名义上还保留者联合国常 任理事国）。当时的国民党政权还能做什么呢？只是垂死挣扎、拼命抗拒而已！起先，国民党危难受命，逆流而上，不仅要保国保钟而救亡图存，还得继绝兴亡而捍 卫道统（孙中山视之为中华命脉）；结果它做前者而大获成功，但为后者却身败名裂。国民党未能适应五四以来中国的社会转型（文明逆变），从而驾驭洪水猛兽 （万民），使之变成铁板一块的战斗团体；这就是说，国民党既不能挟广土众民而外抗强霸，又不能绝祸因乱源而内清时局；何况战后初期，中国民生总崩溃、天灾 人祸大爆发呢（此由一百多年来由外患内忧所造成，而归罪于一个危难受命而功倾国史之政府，实在史不公平）！再用中国古人所谓“天时、地利、人和”来说明国 民党失败的原因：A.天时是“西风压倒东风”，故保守的民族主义让位于进步的共产主义；B.地利是苏联已插足中国，并扼住其要害，从而国际共产主义会 师；C.人和是国民党无暇以发展经济来吸收过剩人口，故万民被卷入共产主义革命的洪流之中。总而言之，国民党以其不充分具有民族幸存所要求的抗争力、组织 力、动员力和有效性，而被时代潮流所淘汰。让我们来分析国民党的自身弱点，如下五点：
　　
　　（1）士气问题。由于在意识形态方面，国民 党囿于中国文化与民族精神，故相对保守，故未能迎合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社会之激进狂潮。因此，国民党缺少“精神振奋剂”。在其民族主义一鼓作气于北伐、继而 被发挥至极于抗战之后，然后便衰竭下来。国民党无法再接再厉而激励军民，来应对一场新的战争。抗战刚结束，国民党军队已是强弩之末：其国军将领骄傲轻敌， 广大士兵疲惫厌战，中下军官都想结婚安家。
　　
　　（2）兵源问题。由于唯恐对中华文化与文明之伤害太大，国民党不愿积极推动五四以来之 “社会转型”；其对国民党的负面影响有两：A.社会尚未形成战斗序列，它限制了国民党政府的组织力与动员力；B.国民党无力驾驭时代潮流（洪水猛兽），也 就没有群众基础，反而其自身陷于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由于远未完成向“现代社会”（军国社会）的转型，所以中华民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军事动 员率远低于别的参战国（中国：0.4%，日本：1.3%，英国：1.4%，美国：2.4%，苏联：3.0%，德国：3.8%）。国民党一直苦于兵源不足， 随着其对广大乡村的失控，该问题变得极为严重，抓壮丁也无济于事。实际上，国民党军队的人数只在内战之初占优势，很快便逆转。宣传上说是“800万”，实 则减半。
　　
　　（3）军火问题。因为具有“民族主义”性质和本土文化特色的国民党，为西方列强所嫉恨；所以，国民党的武器供应没有保 障。国民党在受降时很少得到日本武器（日军多提前销毁），而大军火库则被苏军占有。抗战中装备起来的“美械师”却因弹药燃料之短缺，而陷于半瘫痪的状态。 英国拒卖军火，美国实行武器禁运，而后方的兵工厂又屡遭破坏。相比之下，中国GC党则能获得苏联提供的日、美、苏、德和捷克等国的先进武器，加上拥有牢靠 的军工基地（苏联特管区的大连兵工厂最大）。在火力方面，国军是绝对占下风的。
　　
　　（4）情报问题。由上述组织、精神和国际邦交三方 面的劣势，国民党的情报几乎全被对手所掌握，美英苏三国的情报网也都向中国GC党送情报（另，马歇尔在其座机里曾捡到周恩来的密件，他完璧归赵，而不交给 国民党）。几乎每一次战役都是输在情报上。国民党在组织上还很传统，太重情谊，故易于被渗透；在精神上缺乏信念，故其人易被进步的思想所打动。
　　
　 　（5）国家问题。首先要说的是：抗战初期，国军基于战略上的考虑，炸黄河、烧城市、毁工厂，凡此之负面影响既大且久；对于这些，国民党政府不承担责任， 谁来承担？抗战刚结束，国民党要将大后方的政府机构、工厂和难民以及学校和文物，迁回沿海地区，要在沦陷区重建政治、经济秩序。再说国共内战，比之革命力 量，政权一方的社会包袱尤大。国军有100多万的后勤人员，而对方则不需要（GC党随处都能获支持）。战后初期，国家残破，灾害并发，灾民如潮，政府实在 不堪承受。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国民党花费了巨大的财力物力来遣返数百位万日本人回国（除了供给粮食原料以外，还动用了占全国70％的航船），这无疑也会 妨碍国民党的军事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