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 刘程辉】在俄乌冲突爆发、中国高端制造业崛起等多重冲击下，近年来德国工业的优势消耗殆尽，衰落迹象愈发明显。德国媒体很是揪心——面对中国挑战，德国工业还有救吗？

“德国之声”在3月20日发表的文章中提到，随着中国跻身高端制造业，在汽车、化工等诸多先进领域变得“非常强大”，作为德国经济支柱的工业制造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德国业内人士抨击政府害怕竞争，忽视中国的发展，对行业支持力度不足，并呼吁采取更多措施调整政策，否则就将失去全球制造业领先地位。也有人认为，德国擅长通过研发、专利等进行知识创新，应在此基础上继续发挥优势以适应环境变化。

文章提到，从前德国一度是高端制造业的领军者，但位于伦敦的智库“欧洲改革中心”（CER）最近发布的报告显示，德国工业产值五年来的下滑，给550万个就业岗位和20%的国内生产总值（GDP）造成威胁。

一方面，俄乌冲突的爆发迫使德国减少对俄罗斯廉价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导致能源价格飙升，严重打击化工和钢铁等产业。此外，疫情后的供应链中断也抑制了对德国出口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中国迅速从低端制造业迈向高科技和创新产业，中国希望在先进制造业和技术领域抢占全球领导地位。

3月1日，浙江宁波前湾新区，数十台优必选工业人形机器人在极氪5G智慧工厂开展大规模实训。 视觉中国

文章称，21世纪初，德国基本未受中国经济腾飞的影响。当时中国专注于低端电子产品、家用电器和纺织品。但之后，中国的产业政策转向德国的核心产业，包括汽车、清洁能源和机械工程。

基尔德国世界经济研究所（IfW）国际贸易与投资研究小组负责人霍尔格·戈尔格（Holger Görg）说：“中国在多个先进行业已经赶上……他们在这些领域非常强，这导致德国经济增长表现不佳。”

中国德国商会（AHK）的一项调查发现，超过一半在华运营的德国公司预计，未来五年，他们的中国竞争对手将成为其行业的创新引领者。

中国赶超德国的速度或许在汽车行业表现最为明显。批评者指出，德国汽车制造商缺乏创新、向电动汽车转型缓慢，没有预见到来自上汽集团和比亚迪等中国品牌的激烈竞争。这些问题导致数万人面临失业，国内工厂面临关闭的危险。

拿大众汽车来说，该集团长期以来一直是欧洲经济最具标志性的品牌之一，几十年来一直是欧洲经济的动力源，但在过去两年中却出现了萎缩。大众3月11日发布的财报显示，2024财年，大众汽车集团全球销量约为900万辆，较2023财年下降了3.5%，净利润仅为约124亿欧元，较上财年暴跌30.6%。去年圣诞节前（12月20日），大众汽车就重组计划与工会达成协议，将在2030年前在德国裁员超3.5万人，并将削减德国工厂的产能。

除了汽车产业，德国化工、工程等行业同样承压明显。

一些行业忽略了中国增长带来的挑战，例如，中国化工巨头近年来大幅增加了产量，尤其是聚乙烯和聚丙烯，导致全球“供应过剩”，压低了巴斯夫等德国生产商的利润率。

根据德国商报研究所的数据，即使在德国的主要市场欧盟，中国的化学品出口份额在截至2023年的十年间增长了60%，而德国的份额则下降超过14%。

以精密和高质量著称的德国机械工程行业也面临着来自中国对手的激烈竞争。德国工业机械出口的市场份额在2013年至 2023年期间略有下降，跌至15.2%，但中国的份额增长了50%以上（从14.3%升至22.1%）。

“德国之声”报道还将德企竞争力下滑归咎于中国产业补贴带来的“不公平竞争”，认为这使得中国制造商能够以西方公司难以匹敌的规模和成本进行生产。有人还强调，有必要提高对“获得大量补贴的中国出口产品”的关税，包括电动汽车和风力涡轮机。

“中国产业补贴政策是合理合规的。”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曾强调，产业补贴政策源于美欧，世界各国普遍采用。中国的产业补贴政策主要是引导性的，严格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始终坚持公平、透明、非歧视原则，只要在华经营的企业都可以平等享受。反观美欧，近年来补贴力度显著加大，且带有大量排他性、歧视性做法，给中国产品进入相关市场设置重重障碍，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做法，违反了世贸组织基本原则。

汽车销量不佳之际，大众高管在社交平台上表示，大众咖喱香肠创下了年销量超800万根的新纪录，仅略低于全球汽车销量。 《卫报》

在“欧洲改革中心”报告的作者布拉德·塞特瑟（Brad Setser）看来，中国的高端出口“并非一蹴而就”。

“德国工业如何能经受住第二次中国冲击？为什么德国前几届政府没有看到这一点，并采取更多措施调整政策？”他说。

如今，德国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该怎么拯救？

经济学家警告说，德国必须调整其贸易、工业和财政政策以适应新的经济现实，否则将面临失去全球制造业领先地位的风险。

“从经济角度来看，试图重新夺回这些行业的主导地位并不是最划算的，”戈尔格说，“重要的是聚焦德国依然强大的领域——制药、生物技术和知识创新。”

德国奥托贝森商学院创新与企业转型问题主任塞尔登·奥兹坎（Serden Ozcan）认为，政治家和商界领袖需要采取重大“思维转变”来应对快速变化的现实。

奥兹坎批评德国“害怕激烈的竞争”，同时批评政府对不再具有竞争力的公司提供过度支持。

“在中国，情况正好相反。”奥兹坎说，“他们的经营方式更像达尔文主义，允许数十家公司进入新兴行业，尽管其中许多公司都失败了，但幸存下来的公司会变得异常强大。”

德国政府本月初抛出一项历史性支出改革计划，放宽德国宪法规定的“债务刹车”机制，将释放数千亿欧元用于国防和基础设施投资，这项堪称德国自柏林墙倒塌以来最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方案，迅速引发各方密切关注。

由于大部分资金将用于增强德国的国防能力，改造基础设施，人们担心，德国政府可能会错过支持成长型产业的机会。

戈尔格说：“新政府提议的支出中很大一部分用于军事开支。如果以正确的方式进行，那么对新式武器系统的重大投资也可能有助于推动非军事技术的发展。”

戈尔格也指出，仍有许多传统优势。“德国非常擅长通过研发、专利等进行知识创新，然后出售技术。这是德国仍然具有领先优势的地方，我们应该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

他同时认为，新一代CEO比老一代更了解德国工业面临的问题，并且能够更快地适应。

他举例说，企业软件巨头“SAP”年仅44岁的CEO克里斯汀·克莱因（Christian Klein）就通过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将该公司的市值提升了近70%。

“汽车制造商不再与其他汽车制造商竞争，而是与中国视频游戏公司腾讯竞争。”他说，“未来，设计癌症疗法的将是人工智能公司，而不是制药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