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行政专制制度，是人治的效率，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意识形态包装。

犹太人的全球统治是货币专制制度，靠货币治理世界，在货币专制之下，有各种法律法规制度支持货币治理的公平正义，对于极高层的犹太人来说，他们和皇权专制的极高层，在道德层面上并不占优势，但是在犹太的货币专制体系之中，从民主国家领导人这一层次以下，在社会公平方面做的非常成功，社会管理是在极高层也许是人治，但是在可见的国家行政管理最高层到平民，这一套体系是法制法规。从目前各国的实际发展来看，这种管理体系顺应人性，人人发自内心的地服从忠于于货币，这里甚至包括吧钱存在美国的各国顶级商人和领导人，货币专制是效率最高，最顺应人心的社会管理制度。

中国，俄罗斯，朝鲜这种社会，还是需要行政命令驱动社会发展，不是人人都有驱动力，官员收命是为了完成任务，而不是为了给自己敛财，积极性完全不同。商人不知道自己的财产有今天有没有明天，所以还是向往西方社会。

高科技研发的驱动力，和底层民众做苦力一样，都是为了钱，犹太的货币秩序，包容这种驱动力，让能者，或者积极劳动者，得到相应的报酬，并立法保护他们的知识产权。

中国以为高科技发展落后知识因为投入不够，加大投入就可以了。这种认知上的差距，和西方差了一个世纪不止。

所以，中国还是需要改革开放，改革说了很多年，其实是白说，开放其实就是要融入犹太的货币专制秩序。中国自己不愿意保护民营资本，但是又不能没有他们。

中国顶尖的1%分三种人，高智商，高净值，高官，这三种人是最占有社会资源的。在西方社会，这三种人都可以安居乐业，但是在中国，高智商，高净值人士是被排斥的，高官可以用专制制度保护自己，但是高智商高净值是被大众排斥，也不被体制看得上的，这就导致中国的高知和商人，发现自己 到了国外反而更受保护，所以他们就有异化离心的缘由。

在49年之前，高知，高净值，高管，都是爱国人士，也受到社会的包容和保护，但是49年之后，中国成为只有贱民，没有中产阶级的国家。中国游客去国外旅游被嫌弃，其实不是中国人被嫌弃，而是贱民阶层的举止被嫌弃。

马克思说，工人阶级无祖国，从物质意义上来说，无产阶级没有必要爱国，只有既得利益者才是爱国的核心力量，高知，高净值，高官如果自己的利益和国家利益一致，当然要爱国，亡国之后他们会失去社会地位，但是工人的工资可能会涨。

在台湾的台独运动中也可以看出，早期最要台独的是底层农民，三级贫户。中国的贫民爬到高官的位子，大多会贪污，因为马斯洛希求层次低，除了生理需求就是要钱，没有更高的追求。

从管理效率上说，用货币制度管理大众是效率最高的，长期看必然是繁荣的赢家，中国既然自己要坚守低效率的管理方式，人均超过犹太管理规则的西方国家的可能性不大，所以，不管愿不愿意，合作是唯一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