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聊百年中共與今天的中國和世界

幾個月前美國2022年中期選舉共和黨不但沒有掀起之前特朗普所吹噓的“紅潮”，更變成了近年來中期選舉在野黨最差的成績。不過共和黨仍然還是以微弱多數控制了眾議院。隨後，凱文·麥卡錫經歷了一百年來最尷尬的眾議院議長選舉，如願當選後，馬上成立了一個官名為“美國眾議院美國與中國共產黨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的常設議員小組委員會，專門針對中國事務做提案，將美國政界的反華氛圍提到了一個新高度。雖然之前外界一直預測這個機構官名叫“眾議院中國委員會”，但麥肯錫卻採用持強烈反中共立場華人學者余茂春的主張，特地用中國共產黨一詞來代替中國，與七十年前恰巧同姓的，以約瑟夫·麥卡錫參議員得名的麥卡錫主義形成強烈呼應。今天的麥卡錫顯然想借美國社會近百年來傳統反共意識形態減輕他反華立場所包含的種族主義因素。雖然，美國精英很清楚今天的中國共產黨雖然仍然還叫做共產黨，但已經完全消除了當年的那種要以無產階級起義，革資產階級命的暴力意識形態。不過，顯然包括麥卡錫在內的共和黨右派感覺反中共比反中國在美國社會更符合吸引選票的政治正確。他們有意無視今天的中共沒有以美國為敵的事實。因為他們要達到的目的，就是讓美國和美國人民以中國為敵。

美國政治精英集團反華，是因為中國達到了對美國世界霸權競爭的水平。正如今天他們也反非共產黨執政，實行民主選舉政治制度的俄羅斯一樣。如果印度也具備這種對美國的競爭力，他們一樣會全力反印，不會理會印度是什麼意識形態的政治集團執政，更不會理會印度執政集團是否通過選舉獲得政權。然而事實是，不僅麥卡錫不懂中國共產黨，整個美國、整個西方甚至中國大陸以外的大部分華人世界也不懂中國共產黨。而且，西方對此也根本不在乎。麥卡錫拉起反共旗幟，只是他感覺這樣的政治口號更有利於他反華。

但有一樣麥卡錫是對的，今天中國能有這樣的競爭力，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的確是決定的因素。

中國共產黨是現代人類社會當中一個非常奇特的政治集團。我在之前的一些文章里談及過這個議題。正是因為中共奇特，所以世界尤其西方普遍理解不了中共的一些行為現象。正是因為理解上有嚴重謬誤，於是在預測中共行為和中國的政治走勢也往往謬誤百出。

中共這個黨

中國共產黨既不像它的導師蘇聯共產黨，也不像它的同胞中國國民黨。全球政黨裡面如果最能說有點像的，大概是越南共產黨。但即使越共也同中共分別很大。所謂像，是因為越共許多事情上一直學中共。不過無論是中共還是越共，今天恐怕在各自的黨實際意識形態里民族主義色彩比馬克思主義，準確說共產黨版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色彩要濃厚。今天中共已經幾乎不再單獨提建立共產黨理論的列寧主義，也很少提共產黨獨特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而是提與西歐各國社會黨也奉信的非暴力革命、非無產階級專政色彩的馬克思主義。

回溯歷史，早期中共黨人都是些不惜犧牲自己一切包括性命的懷有救國救民理想的社會中上層愛國人士。中共奪取政權的道路，可說經歷是異常的艱辛，異常的血腥，但同時亦異常的幸運。整個過程極具戲劇化。

異常的艱辛，讓中共養成一種非常務實的性格，可以擱置意識形態規範教條，採用一切方法生存下來，以追求黨的目標。異常的血腥，讓存活下來堅持下來的黨人意志相當堅強堅定，並形成極其嚴格的組織紀律。異常的幸運，其一是作為一個由思想激進個性鮮明並且來自像中國如此龐大國家的東西南北、方言各異、背景不同、血氣方剛的年輕知識分子為成員，內部鬥爭持續不斷的政黨居然能保持團結一致共同奮鬥而沒有分裂，直至贏得勝利。相比之下全球各國共產黨分裂各立山頭的情況普遍。印度便存在過上百個共產黨。朝鮮也曾同時出現數個各自獨立的共產黨。中共雖然也曾出現過多次分裂徵兆，但均安全渡過危機。在中國濃烈的“寧為雞首莫為牛後”的文化傳統里，中共一直能保持黨員的忠誠團結，國內外橫向比較之下實屬一種異數。其二是在異常艱難又異常血腥的條件下，居然能基本靠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同比遠自己強大的各路敵人周旋搏鬥而最終奪取勝利。在全球範圍里，經過如此漫長曲折道路而最終勝利的革命黨，幾乎是唯一的範例，過程遠比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革命艱難血腥。雖說這個結果說明了中共自身的努力與付出得到相應的果實。但現實世界裡，共產黨革命乃至任何形式的暴力革命，失敗的結果是主流現象。從西班牙到希臘，從艾地到切格瓦拉，枚不勝數。單拿中共具有軍事戰略天才的領袖毛澤東說，從公開歷史記錄看到，他成為中共領袖遠非必然。雖然在三十年代便打響朱毛紅軍名聲，但在黨內地位，早期張國燾周恩來都曾比毛高，更不用說陳獨秀之後有張聞天、向忠發、李立三、瞿秋白、陳紹禹（王明）秦邦憲（博古）等等眾多都早於毛成為中共最高領袖的人物。贛南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開始戰略轉移。反圍剿前已被撤職贛南蘇維埃主席的毛原沒計劃隨紅軍走。有記載當時身為中共軍委主席的周恩來到毛住處談了一晚直到天亮才說服毛澤東。如果周沒改變毛原來不隨紅軍行動的計劃，毛幾乎肯定不會在遵義會議上被推舉成為中共最高軍事決策人。沒有毛的當家，漫無目的四處游擊的紅軍主力，是否會成為石達開第二是個未知數。而毛如果人留在江西，更可能凶多吉少。同樣被撤職沒隨紅軍走的瞿秋白遭捕被殺，便是對照。

中共從它成立到文革結束前，在有數千年文明歷史的中國社會裡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具有獨特極其強烈意識形態的組織。辛亥革命後中國出現了眾多新式政黨，奉信各色不同的意識形態，包括被奉為辛亥革命領袖孫中山所創立的、以他的三民主義為政治綱領的中國第一大黨國民黨。海內外中國反共與西方研究中共學者，大都傾向將中共看作是另一個版本的國民黨。這種觀察不能說全錯。兩黨都是與西方鬆散形態政黨很不同的列寧式革命黨。而且在歷史上也短暫彼此融為一體，直到蔣介石用殘酷血腥方式突然實行清黨，從此國共分道揚鑣互為死敵，雖中間曾因抗戰而進行過第二次國共合作。然而生死對抗在日本侵略者消失後還是再度爆發，直至最終中共勝出，國民黨敗退到台灣，形成今天台海分治的局面。

有一點很關鍵。中共並不是另一個版本的國民黨，因為馬克思列寧主義並不是另一個版本的三民主義。在遵義會議毛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之前，中共事實上是共產國際，一個由蘇共完全控制的機構下的中國支部。在意識形態的結構上，馬克思列寧主義更接近一神教。像基督教的舊約，或伊斯蘭教的可蘭經，有一整套龐大完整、與世俗社會觀念不盡相同的對人類過去現在和未來有全面解釋和預期的意識形態教義。而以馬克思一篇政論短文而得名的共產黨，則像原教旨主義極端派教士團，宣誓為捍衛實現這種意識形態而奮鬥終生，永不叛變。因為這種意識形態特性，在革命年代的中共組織形態在嚴密程度上接近間諜特務機構。相比之下，三民主義只能算空洞的政治口號，國民黨則接近社團聯誼會。虔誠信仰再加上艱辛血腥革命錘鍊之下，早期中共黨員的“黨性”在中國社會無出其右，達到了一些反對中共人士批判為缺乏人性的程度。但正是這種堅強的黨性，讓中共在與國民黨鬥爭中反弱為強奪取勝利。

奪取政權後，原來意識形態上相對薄弱的中共在國際關係上採取一面倒，反而在意識形態上色彩越來越濃厚。毛澤東在全球人口第一大國里領導中共，靠自己力量艱苦卓越贏得勝利的光環照耀，借中蘇國家矛盾，以意識形態作武器，向在共產黨世界裡資歷資格都不如他的赫魯曉夫領導下的蘇共發起挑戰。這種挑戰從負面說，讓工業化發展還相當薄弱的中國失去了極為寶貴的蘇聯援助，國家建設陷入停滯減速。但從正面看，擺脫了中國對蘇聯的依附，形成了舉國一致的不靠他人、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不過毛的意識形態運動並未停留在同蘇聯的爭論上。毛同時還在國內推行“三面紅旗”激進政治經濟運動，試圖靠激發民眾政治狂熱並發出的生產力，能極短時間內建設出的國力不僅超越蘇聯老大哥，而且更加要趕超英美列強，成為世界一流強國。這種嚴重違反發展規律的行徑導致了必然失敗結果，並引發中國當代最嚴重的大饑荒。領導激進政策導致的失敗後果在黨內引起反應，使毛被迫退居執政結構的二線。但毛並不甘心挫折，很快還是用意識形態作為武器，向逼迫他交出權力的黨內主流當權派發起政治反攻。毛再次利用自己強大無比的政治光環，以一己之力，將全國投進大面積癱瘓狀態的文革運動。毛澤東晚年的意識形態走向馬克思主義運動當中最極端左翼的無政府主義和托洛斯基主義，並試圖以這種極端意識形態改造中共乃至中國，甚至全世界。

整個世界在這段時間裡，非常詫異迷惑、也同時非常嫌棄不屑地觀看中國社會所發生的難以解釋的政治喧囂動盪。但很快，人們發現這種意識形態極端化的現象並非只在中國發生。七十年代伊朗伊斯蘭革命，九十年代阿富汗塔利班運動都有與中國文革似曾相識的意思形態神聖不容挑戰的氣氛。在中國陷入文革的同時，美國歐洲在越南戰爭高峰時也激發了年輕人反戰運動的反體制思潮。往前歷史上看，當整個社會被引導到陷入狂熱將某種意識形態推向極端化的時候，政治領袖越傾向用極端號召與社會互動，推動社會走向更加極端化高潮。近代法國大革命的雅各賓主義、二戰前德國的法西斯主義都呈現過這種氛圍。即使崇尚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美國，也曾出現麥卡錫主義政治清洗，將反共意識形態推向高峰。

意識形態

這段中國數千年歷史里從未有過的、由一個激進意識形態政治集團在奪取政權，再變本加利更加狂熱極端化，令全社會陷入高度意識形態漩渦的特殊歷史經歷，是塑造中共和中國大陸人民，與其他國家的共產黨和其他共產黨國家人民，以及與世界上其他政治勢力或宗教勢力統治下的國家地區，特別是與大陸外的華人社會像國民黨治下的台灣、英葡治下的港澳和民眾形成不同特性的根本之處。有點類似經歷過法國大革命的法國人特別傾向神聖化民主自由，中共黨內各級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和大陸民眾經過十多年政治狂熱和具有神明級地位的領袖教導之下也特別認識一個道理，即中共和它的政權要在中國生存，必須要為人民國家謀求利益。否則，人民造反有理，革命無罪。雖說這種認知是古代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儒家觀點的一種再詮釋，但兩千五百年來每個朝代均以逆賊叛匪定罪反抗起義民眾---自己也被國民政府長期稱為共匪---歷史大背景下的中共，的確是唯一在取得政權後，全面褒揚從陳勝吳廣到洪秀全孫中山等幾乎一切底層造反者的統治集團。文革將革命造反有理的認知，抬升到意識形態神聖化的高度。

在這個認知體系之下，在形式上重現文革之風的六四事件，對中共尤其是曾為黨出生入死的高級幹部的震撼遠比西方想象得更加深刻。

共產黨想不讓人民造反，自己變成被革命的對象，必須拿出人民不需要造反的說服力。於是，即便還看不清繼續前進的路在何方，但經歷過十年文革、十年改革開放和蘇聯崩潰，後四人幫時代的中共高層無論是激進還是保守，均深切感知勢態發展已經無法回頭，必須繼續改革求生。當年毛親自啟動了聯美抗蘇的陣營變換，打開竹幕一條能窺視西方社會的繁榮富庶縫隙後，讓全國人民已經看到了嚮往的生活樣板。“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這句名言，代表了一個遠比字面意義深刻的意識形態反思。既然政治改革因六四事件而必須叫停，那麼在經濟改革方面要殺出一條血路滿足民眾，便自然迅速獲得黨內共識。

在政權危亡之際，中共再次展現出它異常幸運的特質。它擁有一大批在革命年代有出生入死歷練、意志堅定同時也非常務實的高級幹部，特別像有鄧小平這樣具備東西方陣營、黨內外、國內外環境文武鬥爭周旋經驗，在黨和政權生死關頭，黨政軍都有足夠威望成為一言九鼎的領袖。鄧用他標誌性的短句，精闢總結出中共走出困境的方向---發展是硬道理。中共自己知道，中國大陸人民知道，西方也知道，六四事件爆發揭示了留給中共的時間有限。中共必須儘快拿出人民認可的執政成績。

在這個氣候中，即便在中共意識形態最淡薄，理想最迷茫的江朱胡溫時期，當外界有些觀點認定中國大比例官員都貪污腐敗的局面下，黨內還是不僅有難得從革命時代延續下來保持黨性的基層中層幹部兩袖清風盡忠職守，更有相當比例占據中高級職位的仍然不忘初衷為國為民，不願意背叛自己當年捨生忘死的信仰，不願意愧對在革命歲月倒下的同志戰友而執行黨的意志。在中國無論官民內心都知道，中共在爭取民心這件事關黨和政權存亡的大事上，在與時間賽跑。從中共的角度看，它再一次回到了當年毛澤東在西柏坡啟程赴北平前夕形容中共在進京趕考。當年毛比喻的是中共是否能在中國坐穩的命運。那麼鄧小平這次趕考，不僅決定中共的命運，還更加搭上在中共主政下中國在世界地位甚至生存的命運。

絕大多數的西方觀察者和中共的政治對手，對這種中共的黨性，和中共與大陸人民之間的意識形態化的契約，以及在這種精神約束下仍有足夠的黨員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盡心盡力貫徹黨意志的事實，要不完全無知無感，要不完全無視甚至否認。在這種偏見的誤導之下，西方自然無法解釋為何中共能推動中國在幾十年內超越所有原來比它發展程度都高，社會比它都富有的其他發展中國家，一躍成為美國西方都深感壓力超大型經濟體和全方位競爭對手。於是，今天已經變成國際政治笑話的中國即將崩潰預測，便在西方社會長時間受重視和追捧。這些觀點堅信中國的欣欣向榮僅僅是一種表象，是中共瀕臨蘇聯式崩潰的迴光返照。西方和反中共人士無法看到中共與世界其他政治集團不同之處。

在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裡，社會和文化全方位默認政府腐敗，各級官員甚至整個社會理直氣壯沆瀣一氣公器私用踐踏法紀。單觀察中國人的社會。香港直至七八十年代反貪運動前，車船運輸裝卸工人在開工幹活前有向貨主索要額外的“茶錢”才動的潛規則，否則就磨洋工甚至損害貨物。不提當年腐敗臭名昭著的香港皇家警察，就連消防員出動救火，也有向火災苦主敲詐的“有水過水，冇水閘水”行規。台灣當局買法國幻影軍機抽回扣並鬧出人命更是天下皆知。不過，中國人社會腐敗在全球發展中國家裡還不算特別惡劣。這種現象是中共建政前中國與全球絕大部分落後國家的常態。而腐敗所造成的政權管治低效甚至失效無效，是世界公認落後國家陷在落後泥潭的關鍵原因。正是因為中國大陸有中共這樣在第三世界見不到的高效執政機器，才能讓這個全球人口最多同時也是全球最大和最貧窮的發展中國家，在過去幾十年高速高效發展，讓億萬人脫貧致富，沒陷入發展中國家全部都身陷的發展泥沼。

反中共的人士通常都會拿出四小龍作為對比案例，反證即使沒有中共，也有經濟體也能創造出經濟發展的奇蹟。的確，被稱為儒家文明圈的東亞四個在四五十年前相續經濟起飛經濟體的成就，文化上有某種共通性或能作一種解釋。韓國、台灣、香港、新加坡，這四個屬於西方陣營、但都是非民主政治體系在當年確實表現出相對其他落後國家地區有明顯高效率社會服務與促進經濟發展的能力。四個經濟體的最高統治者也都表現出突出的對濫權腐敗的自我克制能力。比方一黨獨裁的國民黨到台灣後，大陸時期的上海揚子公司皇親國戚帶頭違法斂財案例便未再出現過。然而，管理世界人口第一、面積第三，人均產值世界墊底，比非洲印度還窮困文盲的中國大陸，對比管理人口僅及大陸四十分之一，面積僅有大陸二百六十五分之一，自然條件處於溫熱帶農業高產區，教育基本普及的台灣，管治條件的複雜和困難程度還是實實在在的高出多個量級。同樣的國民黨，同樣的蔣介石、蔣經國父子在大陸焦頭爛額，卻在台灣很快能搞出建設成績，反映了這種易難分別。退一步說，即便今天中國大陸的人均產值同四小龍相比還處於落後位置，但對比這些經濟體的經濟發展在起跑點水平和達到現在相應人均產值所經歷的時間，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成績毫不遜色。何況在發展經濟的國際環境裡，中國大陸面臨的被西方主導的世界市場上待遇最差。再退一步說，在許多反中共人士眼中極度不堪的中共治理下，中國並沒變成另一個印度、另一個尼日利亞、另一個巴基斯坦；中國並沒變成另一個墨西哥或另一個巴西，或至少也變成另一個俄羅斯。這些同中國有相似之處的人口上億落後大國家無論在總產值還是人均產值，在世界上的地位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位置大致上一直原地踏步。即便追隨四小龍經濟開放的四小虎印尼、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等等發展也都遠不如中國的幅度、迅速和全面。

中國發展成就是一個不會因為任何人喜好厭惡觀感而改變的客觀事實。站在人類社會歷史的角度，中共治理成就，以絕大多數可量化橫向縱向比較的發展指標觀察都是舉世無雙，無人能及；完全可以評為人類社會的發展奇蹟。在這個奇蹟的背後，中共的組織執行力和全黨的投入無可否認是關鍵因素。

然而，人類社會的意識形態，無論是宗教還是政治，基本都顯示出隨着時間推移都會淡化異變。這種淡化異變通常被稱為這個世俗化，實質上就是人性的自然欲望戰勝意識形態束縛的現象，負面一點形容或也可稱之為腐化。在中國，這種腐化在改革開放後一發不可收拾。原來在文革時達到頂峰的極端脫離實際高調意識形態，讓全黨全國人民感到疲勞，那些信念不免便被淡化甚至摒棄。中共如何在意識形態領域轉型，尋找新的方向，在文革後到今天這麼長時間裡也沒辦法給出過清晰的論述。面對這種困境，鄧小平不無智慧地宣布，全黨在意識形態上不作爭論，除了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之外，一切都可以摸索探討，摸着石頭過河。

今天中共黨魁習近平高調宣揚中共不忘初心，其實基本上淡化甚至可以說抽出了原來黨追求共產主義目標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意識形態初心，轉變為強調當年同時也被中共供奉的反帝反封建、救國救民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初心，甚至還似乎有中國歷代統治者所褒揚的儒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黨員幹部被要求獻身於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意識形態上，這個轉變有如基督教會不再相信造物主上帝，而仍然堅持折服耶穌對世人的愛心一樣，重點是教會仍然得以延續生存。

不過，即使最嚴格、在故事邏輯上最無懈可擊的宗教意識形態，也不能管的住信眾的“思想腐化”，在個人自由意志誘惑下悖離意識形態的指引去追求美好生活。中共如何能保持自己宣稱是遵循唯物主義現代科學原則的意識形態怎麼能讓黨員信眾特別是高級幹部的信念永葆青春？

事實上，中共黨員腐化在奪取政權後便出現蔓延，到改革開放後越演越烈，連政治局常委、軍委副主席級別的頂級高官都因貪腐被逮捕判刑，到達建政後的高峰。顯然，抵抗腐化上，中共並不能免俗。共產黨也是人，同樣有七情六慾。於是乎，對這種有全球共性的、發展中國家尤其嚴重的腐敗現象在中國泛濫的狀況，被國內海外各種反中共政治勢力抓住利用，判定中共的自私自利或邪惡屬性，並以此預判中共滅亡乃至中共治下的中國崩潰。各色中共反對派或扭曲事實，或掌握證據，指責中共在檯面上與台底下說的做的一切，同全球絕大多數其他政治集團沒分別。左翼反對派指責中共是那種檯面上馬列主義冠冕堂皇，仁義道德，實際五毒俱全，純粹利益分贓的政治右派。右翼指責中共是譁眾取寵的空想狂熱偏執，並以某種美好高尚理想之名殘酷迫害不同政見人士的極端赤色分子。也有人指責中共是左右兼有的變色龍。更有共識的是指責中共犯下獨裁專制，反民主，禁錮人民自由甚至實行種族滅絕的惡行。總而言之，中共被各色國內外反對勢力描述為一個在道德層面、人類普世價值層面違背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利益的，“站在歷史錯誤一邊“的討厭甚至邪惡的政治集團。而站在中共這樣政治反派定位對面的，自然便是由美國和西方這些政府由人民定期選舉產生，並完全在成文法律規定範圍內施政，尊重個人財產權，尊重個人權利和自由意志，尊重個人宗教自由，社會有健全法治保障，人民生活優裕經濟發達，“站在歷史正確一邊”的西方國家。

西方的這套說辭，對於他們自己民眾和許多第三世界甚至一些中國民眾非常強的說服力。

首先，在幾百年現代化歷程中，在西方民眾長期努力爭取甚至流血奮爭下，逐漸形成西方今天的政治體制的確有其歷史進步意義。這種政治體系在生活在不愁吃穿的社會裡，有普遍認可的自洽合理性，的確達到了通過一人一票方法選擇個人所認同的候選人上台執政的民主。其次，西方的政治體制的確允許民眾在法律禁止之外，有政治宗教結社等方面的言論和活動的自由。第三，西方的法治並非只有表面意義，而是實際上能相對公正地解決人民之間，人民和政府之間的矛盾，並且相對有效制約政府，尤其是能規範手握大權的官員特別是國家最高領袖不能超越法律允許範圍行使權力，相對有效地以明文以及透明方式保障人民的權利和個人自由。西方標榜自己有人權法治並非虛構謊言。而這些，的確是中國一直以來有欠缺，至少不完全具備的。中共針對這些客觀事實的辯駁往往表現出顧左右而言他的態度，給外界一種逃避的樣子。雖然，習上台後推出的二十四字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西方宣揚的“民主自由“赫然列於其中，但中共的話語裡，它怎麼體現民主自由是有點懸，至少中共沒辦法用簡單語言就能說清楚的概念。這種含混，多少坐實它沒打算真地去實踐民主和自由這些對於不僅僅在西方世界、而是在整個人類社會有一定共通定義的主張。中共建國前在國民政府統治區組織群眾運動所爭取的其實也是相同定義的民主自由。於是，對於各種不同程度反中共的政治勢力而言，更堅定他們視中共是個反民主反自由政治集團的觀點。

在今天國際社會裡，不民主不自由，更不用說反民主反自由的標籤，對於任何政治集團都是一個滔天大罪。乃至於中共自己的二十大正式文件里都需要直白說出要“弘揚…...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申明自己贊同民主自由的政治主張。但實際情況是，在中共的治理下中國公民的確不能行使選舉鄉鎮和以上層級上台執政的中高級官員和公投重大決策的權力。在中國境內，民眾也不能做許多境外地區，包括主權已經回歸中國的香港澳門地區，允許民眾做的事情。比方自由登錄境外互聯網網站。無力中共怎麼解釋，中國所實踐的民主，中國民眾所擁有的個人自由程度，的確比西方國家，甚至比許多發展中國家要少。各路反中共人馬都咬死住這兩點，口誅筆伐不放鬆。讓中共官員和擁護中共的中外人士也沒很硬朗的反駁說辭，只能用一些諸如中國追求“全過程民主”的那種多少讓人感覺有點狡辯的空虛名堂，或反指責西方的民主自由虛偽這類轉移話題來作為對應。

美好生活

然而，儘管抓住如此一針見血，看起來無可辯駁的重磅批判武器，在現實里反中共政治勢力卻無法喚起中國民眾造反，去撬動中共執政根基，更不說像地球其他地區的一舉更換政權。長期以來，根據多個西方機構的多次民意調查，中國民眾對不給他們民主權力的中共政府支持度，在全球各國排行當中相當穩定地位居前茅。有濃厚美國情報機構背景的各種非政府組織像民主基金會等，在全球各地屢屢得手的顏色革命，喚起當地民眾掀起抗議浪潮推翻政府的社會運動，卻無法在中國掀起變天的大波瀾。

這個現象清楚揭示了前文曾點出的問題核心，即人或社會存在的本質並非是追求實現意識形態，更非在意識形態引導下的政治活動。當意識形態同人們的生活節奏產生比較大的衝突時，人們會背棄意識形態的引導，依賴自己基本生物本能去追求生活質量的最大化。看宗教意識形態例子，今天絕大多數的穆斯林都沒嚴格按照一千四百年前可蘭經所擬定的行為清單過日子。看政治意識形態例子，發達工業國家的共產黨即使在全球左翼運動最巔峰狀態時，也沒有任何一家能喚起本國無產階級投入革命，推翻壓迫他們的資產階級政權。同理，西方勢力今天也無法以他們奉為普世價值的西方意識形態作號召，說服中國人民接受西式自由民主會比中共的執政更能帶給他們美好生活的說辭。

美好生活至少包括溫暖舒適的家園，豐盛可口的食物，和平安穩的生活環境。改革開放讓中國民眾越來越清晰認識到這些值得嚮往的生活素質似乎同是否有選舉總統的民主權利、批評甚至斥罵總統的自由權利沒半毛錢關係。今天那些有能力到美國西方旅遊的中國普通民眾，在各大城市都見到遠比中國大城市更普遍的既沒舒適家園，也無豐盛食物、更沒安穩生活環境的無家可歸流浪者，親眼目睹自由民主在發達社會並沒辦法帶給這些底層人們美好生活。

對比之下，今天中國可以不誇張地說是進入了一個西方開啟大航海五百年來，民眾從來未曾享受過、達到過的不愁吃穿、生命財產得到基本保障的美好生活環境。同全球橫向比較，特別自二百五十年前工業革命以來，中國人民的生活同世界最發達水平相比從未有如此接近過，中國的綜合國力同西方先進工業強國相比也從未如此接近過。而且，中國還仍然處在一種高速發展，有望不久將來並駕齊驅甚至超越西方社會，讓中國民眾擁有高度期待的持續進步勢態之中。

不過，如果說快速帶給人民美好生活就是中共的所有本事的話，美國西方雖然嫉妒，但說引起驚慌甚至仇視或可能還不至於。這種心態可以參考沙地阿拉伯韓國台灣的情況。這些地方的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升並沒有對西方特別是美國造成國家安全上的威脅。雖然他們在獲取這種成就的關鍵時段，都無例外地處於非民主非自由的獨裁專制政治體制，但絲毫不妨礙美國西方視他們為自己的盟友。

其實中國也想一樣，於是在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過程中不斷強調不對美國國家安全，不對美國在世界上的霸權地位作任何挑戰，對美國的挑剔長時間保持低聲下氣，婉言相求。除了保護自身核心利益之外，其他絕大多數的國際事務上，改革開放後中國從來不同美國作對。即使不高興美國的作為，在實際行動上也保持沉默立場，迴避與美國發生衝突。

矛盾要害

但美國終究還是將中國擺在自己競爭打擊對象的首要位置。

其實中國已經變成了遠比以前溫順的中國，這些年的內政外交行為不斷增加了許多西方色彩並接受美國的世界霸權地位。只不過，美國還仍然是二戰以來那個山巔之城的霸道美國。

美國的眼裡，今天的中國到底做錯了些什麼？

許多西方媒體和海外反華中文媒體將中美關係轉差歸咎於習近平上台後展現了“戰狼“外交，在美國主導的世界體系外開始自立門戶，搞一帶一路。甚至國內也有不少評論認為富起來的中國開始有了脾氣。這些觀察或者的確也有些根據。不過，有點態度，或者甚至直接對美國耍惡劣態度的國家，在世界上中國一直排不上號。但最近開始有所改變，二〇二一年三月楊潔篪在安克雷奇面斥布林肯、沙利文，說美國”沒有資格從實力地位出發同中國談話“。最近中國外交部更發布《美國的霸權霸道霸凌及其危害》報告，直斥美國不是。這些姿態被外界視為向美國耍態度，不再維持改革開放以來那種對美國能遷就就遷就的轉折點。但實際上，中美關係的最關鍵的變化是從特朗普挑頭開始。美國開始向中國發起全方位攻擊，尤其在政治立場上向中國難以遷就的領域擴展，而不是反過來，中國收縮了原來遷就美國的範圍。

當然，在習近平上台後，中國的確也陸續展現了之前不太外露的硬實力。其中最突出的便是在南沙島礁。我曾二〇一〇年網上貼文，主張中國在南沙填礁造島，具體建議在永暑和美濟建大型的海空聯合基地，改善自己在南海爭議環境的戰略局面。二〇一五年，中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在短短幾個月用吹填技術將手中占領的七個淺礁迅速擴填成島，並且在永暑、美濟、渚碧三個形成等邊三角形的礁盤上填造出含有巨大機場跑道和海港的巨型人造島。在各種衛星和航拍圖片的直播之下，讓全球各國，特別是南沙群島其他主權聲索國和中國網民看得目驚口呆。美國和西方在中國填島工程結束時才大夢初醒，開始反應過來。這種工程的規模和執行的速度效率，需要十年甚至更多時間去醞釀、計劃、設計、訂貨、備料、招人、安排設備等，才能進入外界看得到的施工建設階段。因此造島項目很可能在胡執政時期已經啟動。但這個計劃，的確明白無誤展示了中國過去三四十年迅速攢到手的國家實力。

而這個國家實力---簡稱國力---的進步，才正是美國受不了中共原因的核心之中的核心，要害中的要害。

地球人都能看得到，在中共的統治下，過去四十年中國迅速擴展的國家實力很可能在可見未來將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

中共是否邪惡，是否相信上帝真神，是否接受民主、保障自由的議題，相比之下全都是幌子。因為，美國是一個在中國崛起之前對國家實力的含義體會最深刻，國家實力發展最全面，靠國家實力獲益最豐富的國家，沒有之一。它看到了中國將在世界範圍取代它在國家實力上的優勢，消減它用這個優勢所獲得的無比利益和自傲。它不能不做出反應。

人們對什麼是國家實力的理解，其實一直並不完全如同想象中的清晰。雖然這個詞在國際政治領域使用廣泛，並且也是所有在世界舞台有點野望的國家都想盡力增強的一個國家要素。從這個角度出發，國家實力就是國家之間競爭所依據的力量。

自從有國家以來，國家實力最明確而且也是最核心的表現方式就是可以量化的軍事實力，諸如兵力規模，武器性能數量等等。在軍事實力背後，加上國土面積、人口，國家擁有用以支持戰爭消耗的物資條件，和生產這些物資的經濟實力等的許多支撐要素，結合出古典定義國家實力概念。這種觀點數千年來被廣泛接受。當然，國力強弱並非是國家之間競爭勝負的唯一決定因素。弱國也可以在通過其他手段獲取對強國的博弈勝利。近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阿富汗塔利班趕走入侵的美國北約聯軍，重新奪取國家控制權。稍微遠一點案例有美國在越南的失敗和更遠一點的美國在朝鮮的失敗。不過，這些案例並不能作為反證，說明實力因素在國家之間的博弈上可有可無、無足輕重。這些以弱勝強的案例，絕大部分其實是在某些其他因素存在的環境下才出現的特殊情況，並非僅僅是博弈雙方實力的比拼。反而在另一個側面，也說明了在這些案例中雙方的強弱差距，強方還未達到一種相對弱方形成碾壓的高度。當碾壓的高度到了，就是北美殖民者對印第安人、或者列強們對大清的那種局面。

在現代史里，短時間內迅速提升國家實力最突出的案例是蘇聯。它依照古典國家實力定義，由國家撇開私人資本，自己親自下場，發展它所觀察到的西方列強最強大力量核心的表徵---重工業。在短短十來年裡快速建立擴大的重工業，為蘇聯製造出從和平時期建設所需的拖拉機、交通所需鐵路公路網、到蘇聯更為關注的---為戰爭時期所需的飛機坦克大炮。斯大林在1930年代一篇文章中寫到，“沒有重工業，那我們就不會有一切現代化國防武器”，接着對中國人更有刺激性地，是他繼續寫到，“那時我們的地位就會和目前中國所處的地位多少相似。中國沒有自己的重工業，沒有自己的軍事工業，現在只要誰高興，誰就可以蹂躪它。”通過完成僅僅兩個五年計劃的建設，蘇聯便一躍成為當時僅次美國的軍工生產大國，在打敗法西斯德國和軍國主義日本的戰爭中起關鍵作用。師承蘇聯共產黨的中國共產黨，自然期盼在自己建國後，能學到蘇聯的成功。

然而，蘇聯對國家實力的理解並不完整，甚至可以說有致命性的偏差。導致它在登上全球唯二霸權的顛峰地位時卻突然崩潰解體。另一頭，位居發展國家實力前端和冷戰後唯一霸權的美國，與它的原宗主國、前任世界霸主英國，也在相當長的時間裡缺乏完整認識國家實力這個概念的全面內涵。這個情況是因為盎格魯薩遜人在工業革命以來一直處於國家實力階梯的頂端。他們在世界舞台上擁有對世界其他國家碾壓程度的國家實力是先發優勢所造就的自然結果，而不是它們國家實施高瞻遠矚全盤計劃的人為成績。而且，它們的意識形態是基於有限小政府、推崇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思維和資本主義體制，傾向由民間和資本推動社會的發展，並且官民都一致認定這些特色就是它們成功的要訣。

不過，人類社會中，除了英國和它的白人前殖民地而形成的美國加拿大等今天所謂的“五眼國家”，加上其他英吉利海峽隔海相望的幾個與英國幾乎同步發展的西歐國家之外，世界上至今能表現出追趕英國國力的那些後進國家，全部採用某種程度的非盎格魯薩遜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模式。因為這些後來者發現自己沒盎格魯薩遜人占有先發條件下讓國家實力從經濟發展中自然生成的優勢，於是都不約而同採取不同方式和力度的國家干預。從蘇聯的全盤工業國有化，到台灣的國有私有企業並存，到納粹德國和戰前戰後日本以及後來韓國軍事強人，國家對私有企業實行高度介入指導，尤其是對國家安全相關的軍工企業更加深入強力管控推動。這些後進國家似乎都認為，沒有政府的干預參與，在開放市場環境裡本國處於後發劣勢的工業資本幾乎都無法自動調節向有利於增強國力的方向發展。甚至這些後進經濟體當中許多還根本不存在工業資本。

簡單的說，私人投資者投資工業的動機是謀求資本增值回報，不是增強國力。然而這個私有資本的謀利動機，卻正是工業社會誕生的根本原因。

數百年前，盎格魯薩遜人在國家對社會控制力不強，但對商業行為和對科學探索寬鬆友善的政治環境下，與當年西歐瀕海各國競爭發展全球貿易掠奪，通過航海賺大錢吸引下，抓住機會率先由漁獵農業社會轉向經商貿易社會，終於不經意創建出一種人類歷史前所未有的全新經濟形態---工業社會。英國的國家實力因此而迅速增強。但因為得之自然，英國似乎並沒認識這種發展核心原因。在朦朧之中，跨英吉利海峽幾個文化背景相近的國家也開始在競爭壓力下自然而然地追隨英國的變化追求財富，並始終與英國進行你追我趕相互爭鬥促進。這種情況反過來模糊了人們對英國實力所處於革命性變化實質認識。後來從英國殖民地獨立出來的美國也自然而然繼承這種趨勢同步進入工業社會。在當年歐洲長期陷於內鬥，也無暇顧及大洋彼岸的有利大環境下，更讓美國在發展環境上得天獨厚，長期收穫了大量逃避歐洲內亂的資本和人才。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更讓本土遠離戰火蹂虐的美國取代了自己的前宗主國，成為全球全方位的霸權。這個時候，出現了蘇聯的軍事崛起和共產黨國家東方世界的分庭抗禮。蘇聯對軍事實力特別太空實力高速提升的震撼，再一次模糊了盎格魯薩遜人思考國家實力注意力。美國人除感覺自己比蘇聯人生活細節上過得比較豐盛滋潤些之外，好像並沒有其他特別優越之處。不過這種糊塗對美國來說也無傷大雅。它本來就走對了路，實質國家實力一直居世界前列。

今天西方發達國家的政治家和學者在面對中國崛起，研究國家實力內涵應該是更有有急迫現實意義的課題。我幾年前在一本書中討論過這個命題，給出工業時代裡國家實力的定義：

“國家實力是國家將資源轉換成財富，利用財富獲取有助實現國家意志所需的全面科學技術，再利用這些科學技術轉換成財富，形成持續循環的總集成能力。”

開發掌握科技，尤其是軍事科技，是許多後進國家統治者無需細想就能意識到的努力目標。其中實踐的表表者蘇聯在科技方面的成就還將美國嚇得夠嗆。但如何將手中掌握的科技轉換成財富則是絕大多數落後國家的痛點。蘇聯甚至到滅亡的那天還沒明白這種它意識形態視為帶有“銅臭”世俗罪惡行為與國力之間的生死關係。

因為蘇聯信奉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在認識財富對於國家的意義上，有根本性的脫離客觀實際錯誤。這個錯誤在於馬克思列寧認為國家不僅可以像個人一樣使用財富，更加可以完全取代個人進行創造財富。於是，想象中由國家創造的財富可以公平用於全社會，消除財富集中在個人手上形成階級分裂和社會不公。這個認識的錯誤，在於完全無視了財富的那種不能被人意志所改變的本質。

財富是人類社會換取物質和服務的媒介。對於個人，財富是獲取美好生活不可或缺的條件。而享受美好生活，是人---甚至一切有意識動物---的本能欲望。因此，個人天生就有追求財富的動機。對於國家，財富是實現某些特定目標的資源之一。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國家目標。比方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里，國家目標包含了提供給全體人民美好生活。但享受美好生活的是具體個人而非國家本身。在典型資本主義社會裡，國家目標並不包含直接提供國民美好生活。國家實現自己目標所需資源也不僅限於財富。其他資源，比方人口、外交關係、管治工具等等也是國家所需。與個人更不同的是，國家可以合法通過稅收穫得財富。結論就是國家既沒有天生動機、也不存在天然機制追求財富。再直白點說，國家掌握創造財富的相關部門官員，譬如國有企業官員或稅務官員，為國家創造財富與獲取個人美好生活之間沒有成比例的必然關聯，而且國家給他的指令也往往不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為國家創造財富。

集成電路技術是一個典型科技和財富轉換的案例。當初蘇聯在研發這項技術起點上，與美國同步啟動並駕齊驅。這種眾望所歸的新技術後來在美國激發了新一波的工業革命，而蘇聯最後則完全在這個技術領域上銷聲匿跡。原因是蘇聯只專注這種新技術在軍事上的應用。代表國家的美國軍方也同樣只關注軍事用途。由於處於襁褓期的產品優勢不突出，雙方都冷落這門技術。但美國民間資本卻在科技人員的遊說之下，看到到這種技術市場盈利前景。在風險投資推動下，這種技術面向市場，從發展出全新的消費者電子電器產品，固態收音機電視機，洗衣機草地噴水開關控制器開始，到後來全面應用在先進電腦與通訊領域，激發出被稱為新工業革命產物的全新硬軟件商品和服務，今天席捲風魔全世界每個角落，每個行業，觸及到幾乎每個人的生活。在整個過程中創造出前所未見的巨大利潤回報和更廣泛的社會財富。在商業市場牟利運作的刺激之下，集成電路遵循所謂摩爾定律，成本迅速下降而性能迅速提升，很快讓美國軍方重新拾起來用於軍事，使到美國在軍用電子領域大幅超越蘇聯。這個案例生動說明，蘇聯在與美國擁有相同的科技起步條件下，缺乏將科技轉換成財富的能力，即使僅在自己關注的軍事領域也能所造成巨大失利。

與蘇聯體制政治光譜相反的另一端，許多實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發展中國家對將科技轉換成財富的認識上，完全沒有意識形態障礙。但它們卻陷在資本主義國際體系中的後發劣勢陷阱里，無法自拔。國家在企業獲得先進科技與開發市場兩方面，即使有心，也真的無力。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印度軍事工業。其生產製造的飛機坦克大炮槍械等各種裝備，即便在本土市場也無法贏得客戶青睞。印度製造競爭不過外來洋貨的事實，並不能完全用客戶---像需求軍火的印度軍方---的崇洋媚外心態作解釋。其實，落後國家民眾和官員在選擇產品上普遍表現出來的崇洋媚外也是在另一個側面反映出國產貨的對客戶的吸引力不敵進口洋貨。處於科技後發劣勢的落後國家，難以在科技產品領域設計製造出可以在公開市場同台競爭的產品。這是全球發展中國家都共同面對的後發劣勢下的基本情況。先進國家自始至終牢牢掌握自己在科技領域的優勢，非常技巧地設置似視公平的市場競爭作為障礙，讓後進國家永遠無法在國力上超越自己。

兩百年來持續至今，僅出現幾個例外：東亞經濟四小龍和以色列。它們的成就本文不作展開討論。要討論的關鍵點是，它們的出現，對今天世界格局產生了極少被注意到的、對西方特別視美國產生深度的迷惑甚至麻醉效應。東亞四個在七十年代開始飛速發展的經濟體，其中三個是同中國大陸同文同種的華人為主要人口的獨立政治經濟體，其餘一個也是中國歷史上的藩屬。四個經濟體全部在美國西方勢力的掌控之中，都有美軍或英軍駐紮。而這些地區的執政者，雖然政治經濟理念存在差異，但都對本土工業打進世界市場持積極鼓勵甚至扶持的態度。而歐美作為世界最富有最有規模市場，也都對這幾個中小型經濟體的出產持樂見其成、基本開放的態度。縱觀它們的經濟起飛過程，美國完全沒考慮這些經濟體發展所導致增強的實力會某一天威脅到美國自身的安全、經濟和地緣利益。相反，美國當年還刻意協助這些被視作自己麾下自由世界的東亞前沿地區的經濟發展，作為對抗蘇聯、中國、朝鮮、越南等共產黨國家的意識形態成功範例。

由於時代的機緣，中國在四小龍成功起飛後，沒耽誤地及時加入西方共同對抗蘇聯的集團。中共此時也在嘗盡了思想激進與生活貧困的亢奮與艱辛後，形成全黨摒棄極左思維、全力發展經濟的共識。因此在經濟領域幾乎（“幾乎”是關鍵詞，不是徹底）全盤接受西方自由市場理論。之所以沒有徹底，是因為西方仍然對中國留了幾手。這幾手，主要是集中在中國國有的軍工產業。其結果就是中國需要維持中國國防工業和相關重工業的國有體制甚至延續蘇聯式的指令體制。面對中國比蘇聯明顯更落後的這些國有企業，美國毫不擔心，因為也沒什麼值得擔心。但就是這個不徹底，對中國和美國都產生的深遠的意義，但那是後話。於是，中國這頭大象，便虛心地跟隨在同自己相比尺寸只有小狗小貓甚至小老鼠級別的同胞經濟體們後面，在自己與西方都不太經意的狀態下，走進一種幾乎完全的外向型製造業發展的經濟模式，並且一發不可收拾，很快就以空前絕後的規模，對全球無論工業資本還是金融資本，並發出難以抗拒的致命吸引力。

工業革命至今，從來沒有一個人口大國像改革開放前期的中國一樣，能高度依賴外向型製造業發達。美國、蘇聯、印度、巴西等都不是以出口工業品聞名。而高度依賴製造業出口發展經濟的西歐日本等相對的人口小國，當年為了發展製造業所需的市場與原材料資源，曾互相關閉市場，互相肘制，甚至大打出手，最後讓美國撿了個便宜成為了世界霸主，輸出美軍維持安全，輸出美元讓全球工業品與資源方便互相交易。這種世界無先例的背景，讓中國在特定的時間，特定的國內外環境下，不經意地以最低檔次的製造業開始，低調地一步一步向技術上層發展，成為世界工廠。美國指責中國搭了美國的便車，並非毫無根據。

中國共產黨，就是在這種長達四十五年的改革開放過程中，在西方接受與防範甚至打壓欺辱的氛圍中，在令人瞠目結舌的蘇聯解體示警教訓里，在建黨後一直未曾間斷探索富國強兵的道路上，在波士頓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和北京中央黨校課堂上的分發的課程教義的字行間，開始逐漸領會醒悟到發展國家實力真諦的境界。中國雖然這些年對美國西方表現低調溫順，但一直未成為與四小龍類似的、可以輕易讓美國控制的半殖民地，而是維持一個完全政治自主獨立大國。美國在意識到這一點上，特別由於在中國之前四小龍發展的迷彩效應的迷惑之下，花費了不少時間。美國一天醒來驟然發現，中國既是，同時也不是，一個簡單放大貧窮落後版的台灣香港。

讓美國更懊惱的發現是，中國共產黨原來並不是另一個版本的國民黨。在引導中國進入了一個腐蝕性極強的資本利潤取向的世俗市場經濟環境後，中共如同外界所預期，迅速腐化，引發黨組織的失效甚至解體，失去典型共產黨國家裡黨對社會的超強掌控能力。世界類似強烈意識形態的政治集團，如曾名噪一時的阿拉伯復興社會黨，印度國大黨、緬甸德欽黨與後續軍人集團、亞非拉許多追求民族獨立解放的民族主義政黨等都經歷這種腐化過程。原來懷有崇高理想的政黨變成了高層掌權小集團甚至領袖個人的謀利工具。而且在另一頭，許多中國崩潰論鼓吹者，許多反中共的人士和政治集團還抓住一些官員腐敗，尤其還有那些引起部分民眾不滿的事件，進行上綱誇大，反過來佐證自己主觀認定中共已經病入膏肓的推論，並且以此推斷中國（中共）一直處於某種即將崩潰的邊緣。這種符合西方意識形態話語體系所導出的推斷，更在東亞發展現象迷霧中，加重迷惑美國對中國和中共的觀察來引導出正確判斷。反正結果就是，中國在美國眼皮子底下，從全球最貧窮國家一躍成為唯一有能力挑戰美國霸權的超級新興大國，讓才明白過來的美國特別是整個政治精英集團陷入了一種歇斯底里的精神狀態。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