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聊百年中共与今天的中国和世界

几个月前美国2022年中期选举共和党不但没有掀起之前特朗普所吹嘘的“红潮”，更变成了近年来中期选举在野党最差的成绩。不过共和党仍然还是以微弱多数控制了众议院。随后，凯文·麦卡锡经历了一百年来最尴尬的众议院议长选举，如愿当选后，马上成立了一个官名为“美国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的常设议员小组委员会，专门针对中国事务做提案，将美国政界的反华氛围提到了一个新高度。虽然之前外界一直预测这个机构官名叫“众议院中国委员会”，但麦肯锡却采用持强烈反中共立场华人学者余茂春的主张，特地用中国共产党一词来代替中国，与七十年前恰巧同姓的，以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得名的麦卡锡主义形成强烈呼应。今天的麦卡锡显然想借美国社会近百年来传统反共意识形态减轻他反华立场所包含的种族主义因素。虽然，美国精英很清楚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虽然仍然还叫做共产党，但已经完全消除了当年的那种要以无产阶级起义，革资产阶级命的暴力意识形态。不过，显然包括麦卡锡在内的共和党右派感觉反中共比反中国在美国社会更符合吸引选票的政治正确。他们有意无视今天的中共没有以美国为敌的事实。因为他们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让美国和美国人民以中国为敌。

美国政治精英集团反华，是因为中国达到了对美国世界霸权竞争的水平。正如今天他们也反非共产党执政，实行民主选举政治制度的俄罗斯一样。如果印度也具备这种对美国的竞争力，他们一样会全力反印，不会理会印度是什么意识形态的政治集团执政，更不会理会印度执政集团是否通过选举获得政权。然而事实是，不仅麦卡锡不懂中国共产党，整个美国、整个西方甚至中国大陆以外的大部分华人世界也不懂中国共产党。而且，西方对此也根本不在乎。麦卡锡拉起反共旗帜，只是他感觉这样的政治口号更有利于他反华。

但有一样麦卡锡是对的，今天中国能有这样的竞争力，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的确是决定的因素。

中国共产党是现代人类社会当中一个非常奇特的政治集团。我在之前的一些文章里谈及过这个议题。正是因为中共奇特，所以世界尤其西方普遍理解不了中共的一些行为现象。正是因为理解上有严重谬误，于是在预测中共行为和中国的政治走势也往往谬误百出。

中共这个党

中国共产党既不像它的导师苏联共产党，也不像它的同胞中国国民党。全球政党里面如果最能说有点像的，大概是越南共产党。但即使越共也同中共分别很大。所谓像，是因为越共许多事情上一直学中共。不过无论是中共还是越共，今天恐怕在各自的党实际意识形态里民族主义色彩比马克思主义，准确说共产党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色彩要浓厚。今天中共已经几乎不再单独提建立共产党理论的列宁主义，也很少提共产党独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提与西欧各国社会党也奉信的非暴力革命、非无产阶级专政色彩的马克思主义。

回溯历史，早期中共党人都是些不惜牺牲自己一切包括性命的怀有救国救民理想的社会中上层爱国人士。中共夺取政权的道路，可说经历是异常的艰辛，异常的血腥，但同时亦异常的幸运。整个过程极具戏剧化。

异常的艰辛，让中共养成一种非常务实的性格，可以搁置意识形态规范教条，采用一切方法生存下来，以追求党的目标。异常的血腥，让存活下来坚持下来的党人意志相当坚强坚定，并形成极其严格的组织纪律。异常的幸运，其一是作为一个由思想激进个性鲜明并且来自像中国如此庞大国家的东西南北、方言各异、背景不同、血气方刚的年轻知识分子为成员，内部斗争持续不断的政党居然能保持团结一致共同奋斗而没有分裂，直至赢得胜利。相比之下全球各国共产党分裂各立山头的情况普遍。印度便存在过上百个共产党。朝鲜也曾同时出现数个各自独立的共产党。中共虽然也曾出现过多次分裂征兆，但均安全渡过危机。在中国浓烈的“宁为鸡首莫为牛后”的文化传统里，中共一直能保持党员的忠诚团结，国内外横向比较之下实属一种异数。其二是在异常艰难又异常血腥的条件下，居然能基本靠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同比远自己强大的各路敌人周旋搏斗而最终夺取胜利。在全球范围里，经过如此漫长曲折道路而最终胜利的革命党，几乎是唯一的范例，过程远比列宁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艰难血腥。虽说这个结果说明了中共自身的努力与付出得到相应的果实。但现实世界里，共产党革命乃至任何形式的暴力革命，失败的结果是主流现象。从西班牙到希腊，从艾地到切格瓦拉，枚不胜数。单拿中共具有军事战略天才的领袖毛泽东说，从公开历史记录看到，他成为中共领袖远非必然。虽然在三十年代便打响朱毛红军名声，但在党内地位，早期张国焘周恩来都曾比毛高，更不用说陈独秀之后有张闻天、向忠发、李立三、瞿秋白、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等等众多都早于毛成为中共最高领袖的人物。赣南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开始战略转移。反围剿前已被撤职赣南苏维埃主席的毛原没计划随红军走。有记载当时身为中共军委主席的周恩来到毛住处谈了一晚直到天亮才说服毛泽东。如果周没改变毛原来不随红军行动的计划，毛几乎肯定不会在遵义会议上被推举成为中共最高军事决策人。没有毛的当家，漫无目的四处游击的红军主力，是否会成为石达开第二是个未知数。而毛如果人留在江西，更可能凶多吉少。同样被撤职没随红军走的瞿秋白遭捕被杀，便是对照。

中共从它成立到文革结束前，在有数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社会里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具有独特极其强烈意识形态的组织。辛亥革命后中国出现了众多新式政党，奉信各色不同的意识形态，包括被奉为辛亥革命领袖孙中山所创立的、以他的三民主义为政治纲领的中国第一大党国民党。海内外中国反共与西方研究中共学者，大都倾向将中共看作是另一个版本的国民党。这种观察不能说全错。两党都是与西方松散形态政党很不同的列宁式革命党。而且在历史上也短暂彼此融为一体，直到蒋介石用残酷血腥方式突然实行清党，从此国共分道扬镳互为死敌，虽中间曾因抗战而进行过第二次国共合作。然而生死对抗在日本侵略者消失后还是再度爆发，直至最终中共胜出，国民党败退到台湾，形成今天台海分治的局面。

有一点很关键。中共并不是另一个版本的国民党，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是另一个版本的三民主义。在遵义会议毛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之前，中共事实上是共产国际，一个由苏共完全控制的机构下的中国支部。在意识形态的结构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更接近一神教。像基督教的旧约，或伊斯兰教的可兰经，有一整套庞大完整、与世俗社会观念不尽相同的对人类过去现在和未来有全面解释和预期的意识形态教义。而以马克思一篇政论短文而得名的共产党，则像原教旨主义极端派教士团，宣誓为捍卫实现这种意识形态而奋斗终生，永不叛变。因为这种意识形态特性，在革命年代的中共组织形态在严密程度上接近间谍特务机构。相比之下，三民主义只能算空洞的政治口号，国民党则接近社团联谊会。虔诚信仰再加上艰辛血腥革命锤炼之下，早期中共党员的“党性”在中国社会无出其右，达到了一些反对中共人士批判为缺乏人性的程度。但正是这种坚强的党性，让中共在与国民党斗争中反弱为强夺取胜利。

夺取政权后，原来意识形态上相对薄弱的中共在国际关系上采取一面倒，反而在意识形态上色彩越来越浓厚。毛泽东在全球人口第一大国里领导中共，靠自己力量艰苦卓越赢得胜利的光环照耀，借中苏国家矛盾，以意识形态作武器，向在共产党世界里资历资格都不如他的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共发起挑战。这种挑战从负面说，让工业化发展还相当薄弱的中国失去了极为宝贵的苏联援助，国家建设陷入停滞减速。但从正面看，摆脱了中国对苏联的依附，形成了举国一致的不靠他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不过毛的意识形态运动并未停留在同苏联的争论上。毛同时还在国内推行“三面红旗”激进政治经济运动，试图靠激发民众政治狂热并发出的生产力，能极短时间内建设出的国力不仅超越苏联老大哥，而且更加要赶超英美列强，成为世界一流强国。这种严重违反发展规律的行径导致了必然失败结果，并引发中国当代最严重的大饥荒。领导激进政策导致的失败后果在党内引起反应，使毛被迫退居执政结构的二线。但毛并不甘心挫折，很快还是用意识形态作为武器，向逼迫他交出权力的党内主流当权派发起政治反攻。毛再次利用自己强大无比的政治光环，以一己之力，将全国投进大面积瘫痪状态的文革运动。毛泽东晚年的意识形态走向马克思主义运动当中最极端左翼的无政府主义和托洛斯基主义，并试图以这种极端意识形态改造中共乃至中国，甚至全世界。

整个世界在这段时间里，非常诧异迷惑、也同时非常嫌弃不屑地观看中国社会所发生的难以解释的政治喧嚣动荡。但很快，人们发现这种意识形态极端化的现象并非只在中国发生。七十年代伊朗伊斯兰革命，九十年代阿富汗塔利班运动都有与中国文革似曾相识的意思形态神圣不容挑战的气氛。在中国陷入文革的同时，美国欧洲在越南战争高峰时也激发了年轻人反战运动的反体制思潮。往前历史上看，当整个社会被引导到陷入狂热将某种意识形态推向极端化的时候，政治领袖越倾向用极端号召与社会互动，推动社会走向更加极端化高潮。近代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主义、二战前德国的法西斯主义都呈现过这种氛围。即使崇尚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美国，也曾出现麦卡锡主义政治清洗，将反共意识形态推向高峰。

意识形态

这段中国数千年历史里从未有过的、由一个激进意识形态政治集团在夺取政权，再变本加利更加狂热极端化，令全社会陷入高度意识形态漩涡的特殊历史经历，是塑造中共和中国大陆人民，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和其他共产党国家人民，以及与世界上其他政治势力或宗教势力统治下的国家地区，特别是与大陆外的华人社会像国民党治下的台湾、英葡治下的港澳和民众形成不同特性的根本之处。有点类似经历过法国大革命的法国人特别倾向神圣化民主自由，中共党内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和大陆民众经过十多年政治狂热和具有神明级地位的领袖教导之下也特别认识一个道理，即中共和它的政权要在中国生存，必须要为人民国家谋求利益。否则，人民造反有理，革命无罪。虽说这种认知是古代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儒家观点的一种再诠释，但两千五百年来每个朝代均以逆贼叛匪定罪反抗起义民众---自己也被国民政府长期称为共匪---历史大背景下的中共，的确是唯一在取得政权后，全面褒扬从陈胜吴广到洪秀全孙中山等几乎一切底层造反者的统治集团。文革将革命造反有理的认知，抬升到意识形态神圣化的高度。

在这个认知体系之下，在形式上重现文革之风的六四事件，对中共尤其是曾为党出生入死的高级干部的震撼远比西方想象得更加深刻。

共产党想不让人民造反，自己变成被革命的对象，必须拿出人民不需要造反的说服力。于是，即便还看不清继续前进的路在何方，但经历过十年文革、十年改革开放和苏联崩溃，后四人帮时代的中共高层无论是激进还是保守，均深切感知势态发展已经无法回头，必须继续改革求生。当年毛亲自启动了联美抗苏的阵营变换，打开竹幕一条能窥视西方社会的繁荣富庶缝隙后，让全国人民已经看到了向往的生活样板。“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句名言，代表了一个远比字面意义深刻的意识形态反思。既然政治改革因六四事件而必须叫停，那么在经济改革方面要杀出一条血路满足民众，便自然迅速获得党内共识。

在政权危亡之际，中共再次展现出它异常幸运的特质。它拥有一大批在革命年代有出生入死历练、意志坚定同时也非常务实的高级干部，特别像有邓小平这样具备东西方阵营、党内外、国内外环境文武斗争周旋经验，在党和政权生死关头，党政军都有足够威望成为一言九鼎的领袖。邓用他标志性的短句，精辟总结出中共走出困境的方向---发展是硬道理。中共自己知道，中国大陆人民知道，西方也知道，六四事件爆发揭示了留给中共的时间有限。中共必须尽快拿出人民认可的执政成绩。

在这个气候中，即便在中共意识形态最淡薄，理想最迷茫的江朱胡温时期，当外界有些观点认定中国大比例官员都贪污腐败的局面下，党内还是不仅有难得从革命时代延续下来保持党性的基层中层干部两袖清风尽忠职守，更有相当比例占据中高级职位的仍然不忘初衷为国为民，不愿意背叛自己当年舍生忘死的信仰，不愿意愧对在革命岁月倒下的同志战友而执行党的意志。在中国无论官民内心都知道，中共在争取民心这件事关党和政权存亡的大事上，在与时间赛跑。从中共的角度看，它再一次回到了当年毛泽东在西柏坡启程赴北平前夕形容中共在进京赶考。当年毛比喻的是中共是否能在中国坐稳的命运。那么邓小平这次赶考，不仅决定中共的命运，还更加搭上在中共主政下中国在世界地位甚至生存的命运。

绝大多数的西方观察者和中共的政治对手，对这种中共的党性，和中共与大陆人民之间的意识形态化的契约，以及在这种精神约束下仍有足够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尽心尽力贯彻党意志的事实，要不完全无知无感，要不完全无视甚至否认。在这种偏见的误导之下，西方自然无法解释为何中共能推动中国在几十年内超越所有原来比它发展程度都高，社会比它都富有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跃成为美国西方都深感压力超大型经济体和全方位竞争对手。于是，今天已经变成国际政治笑话的中国即将崩溃预测，便在西方社会长时间受重视和追捧。这些观点坚信中国的欣欣向荣仅仅是一种表象，是中共濒临苏联式崩溃的回光返照。西方和反中共人士无法看到中共与世界其他政治集团不同之处。

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里，社会和文化全方位默认政府腐败，各级官员甚至整个社会理直气壮沆瀣一气公器私用践踏法纪。单观察中国人的社会。香港直至七八十年代反贪运动前，车船运输装卸工人在开工干活前有向货主索要额外的“茶钱”才动的潜规则，否则就磨洋工甚至损害货物。不提当年腐败臭名昭著的香港皇家警察，就连消防员出动救火，也有向火灾苦主敲诈的“有水过水，冇水闸水”行规。台湾当局买法国幻影军机抽回扣并闹出人命更是天下皆知。不过，中国人社会腐败在全球发展中国家里还不算特别恶劣。这种现象是中共建政前中国与全球绝大部分落后国家的常态。而腐败所造成的政权管治低效甚至失效无效，是世界公认落后国家陷在落后泥潭的关键原因。正是因为中国大陆有中共这样在第三世界见不到的高效执政机器，才能让这个全球人口最多同时也是全球最大和最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在过去几十年高速高效发展，让亿万人脱贫致富，没陷入发展中国家全部都身陷的发展泥沼。

反中共的人士通常都会拿出四小龙作为对比案例，反证即使没有中共，也有经济体也能创造出经济发展的奇迹。的确，被称为儒家文明圈的东亚四个在四五十年前相续经济起飞经济体的成就，文化上有某种共通性或能作一种解释。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这四个属于西方阵营、但都是非民主政治体系在当年确实表现出相对其他落后国家地区有明显高效率社会服务与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力。四个经济体的最高统治者也都表现出突出的对滥权腐败的自我克制能力。比方一党独裁的国民党到台湾后，大陆时期的上海扬子公司皇亲国戚带头违法敛财案例便未再出现过。然而，管理世界人口第一、面积第三，人均产值世界垫底，比非洲印度还穷困文盲的中国大陆，对比管理人口仅及大陆四十分之一，面积仅有大陆二百六十五分之一，自然条件处于温热带农业高产区，教育基本普及的台湾，管治条件的复杂和困难程度还是实实在在的高出多个量级。同样的国民党，同样的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在大陆焦头烂额，却在台湾很快能搞出建设成绩，反映了这种易难分别。退一步说，即便今天中国大陆的人均产值同四小龙相比还处于落后位置，但对比这些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在起跑点水平和达到现在相应人均产值所经历的时间，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成绩毫不逊色。何况在发展经济的国际环境里，中国大陆面临的被西方主导的世界市场上待遇最差。再退一步说，在许多反中共人士眼中极度不堪的中共治理下，中国并没变成另一个印度、另一个尼日利亚、另一个巴基斯坦；中国并没变成另一个墨西哥或另一个巴西，或至少也变成另一个俄罗斯。这些同中国有相似之处的人口上亿落后大国家无论在总产值还是人均产值，在世界上的地位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位置大致上一直原地踏步。即便追随四小龙经济开放的四小虎印尼、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等发展也都远不如中国的幅度、迅速和全面。

中国发展成就是一个不会因为任何人喜好厌恶观感而改变的客观事实。站在人类社会历史的角度，中共治理成就，以绝大多数可量化横向纵向比较的发展指标观察都是举世无双，无人能及；完全可以评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奇迹。在这个奇迹的背后，中共的组织执行力和全党的投入无可否认是关键因素。

然而，人类社会的意识形态，无论是宗教还是政治，基本都显示出随着时间推移都会淡化异变。这种淡化异变通常被称为这个世俗化，实质上就是人性的自然欲望战胜意识形态束缚的现象，负面一点形容或也可称之为腐化。在中国，这种腐化在改革开放后一发不可收拾。原来在文革时达到顶峰的极端脱离实际高调意识形态，让全党全国人民感到疲劳，那些信念不免便被淡化甚至摒弃。中共如何在意识形态领域转型，寻找新的方向，在文革后到今天这么长时间里也没办法给出过清晰的论述。面对这种困境，邓小平不无智慧地宣布，全党在意识形态上不作争论，除了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之外，一切都可以摸索探讨，摸着石头过河。

今天中共党魁习近平高调宣扬中共不忘初心，其实基本上淡化甚至可以说抽出了原来党追求共产主义目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初心，转变为强调当年同时也被中共供奉的反帝反封建、救国救民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初心，甚至还似乎有中国历代统治者所褒扬的儒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党员干部被要求献身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意识形态上，这个转变有如基督教会不再相信造物主上帝，而仍然坚持折服耶稣对世人的爱心一样，重点是教会仍然得以延续生存。

不过，即使最严格、在故事逻辑上最无懈可击的宗教意识形态，也不能管的住信众的“思想腐化”，在个人自由意志诱惑下悖离意识形态的指引去追求美好生活。中共如何能保持自己宣称是遵循唯物主义现代科学原则的意识形态怎么能让党员信众特别是高级干部的信念永葆青春？

事实上，中共党员腐化在夺取政权后便出现蔓延，到改革开放后越演越烈，连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级别的顶级高官都因贪腐被逮捕判刑，到达建政后的高峰。显然，抵抗腐化上，中共并不能免俗。共产党也是人，同样有七情六欲。于是乎，对这种有全球共性的、发展中国家尤其严重的腐败现象在中国泛滥的状况，被国内海外各种反中共政治势力抓住利用，判定中共的自私自利或邪恶属性，并以此预判中共灭亡乃至中共治下的中国崩溃。各色中共反对派或扭曲事实，或掌握证据，指责中共在台面上与台底下说的做的一切，同全球绝大多数其他政治集团没分别。左翼反对派指责中共是那种台面上马列主义冠冕堂皇，仁义道德，实际五毒俱全，纯粹利益分赃的政治右派。右翼指责中共是哗众取宠的空想狂热偏执，并以某种美好高尚理想之名残酷迫害不同政见人士的极端赤色分子。也有人指责中共是左右兼有的变色龙。更有共识的是指责中共犯下独裁专制，反民主，禁锢人民自由甚至实行种族灭绝的恶行。总而言之，中共被各色国内外反对势力描述为一个在道德层面、人类普世价值层面违背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利益的，“站在历史错误一边“的讨厌甚至邪恶的政治集团。而站在中共这样政治反派定位对面的，自然便是由美国和西方这些政府由人民定期选举产生，并完全在成文法律规定范围内施政，尊重个人财产权，尊重个人权利和自由意志，尊重个人宗教自由，社会有健全法治保障，人民生活优裕经济发达，“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的西方国家。

西方的这套说辞，对于他们自己民众和许多第三世界甚至一些中国民众非常强的说服力。

首先，在几百年现代化历程中，在西方民众长期努力争取甚至流血奋争下，逐渐形成西方今天的政治体制的确有其历史进步意义。这种政治体系在生活在不愁吃穿的社会里，有普遍认可的自洽合理性，的确达到了通过一人一票方法选择个人所认同的候选人上台执政的民主。其次，西方的政治体制的确允许民众在法律禁止之外，有政治宗教结社等方面的言论和活动的自由。第三，西方的法治并非只有表面意义，而是实际上能相对公正地解决人民之间，人民和政府之间的矛盾，并且相对有效制约政府，尤其是能规范手握大权的官员特别是国家最高领袖不能超越法律允许范围行使权力，相对有效地以明文以及透明方式保障人民的权利和个人自由。西方标榜自己有人权法治并非虚构谎言。而这些，的确是中国一直以来有欠缺，至少不完全具备的。中共针对这些客观事实的辩驳往往表现出顾左右而言他的态度，给外界一种逃避的样子。虽然，习上台后推出的二十四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西方宣扬的“民主自由“赫然列于其中，但中共的话语里，它怎么体现民主自由是有点悬，至少中共没办法用简单语言就能说清楚的概念。这种含混，多少坐实它没打算真地去实践民主和自由这些对于不仅仅在西方世界、而是在整个人类社会有一定共通定义的主张。中共建国前在国民政府统治区组织群众运动所争取的其实也是相同定义的民主自由。于是，对于各种不同程度反中共的政治势力而言，更坚定他们视中共是个反民主反自由政治集团的观点。

在今天国际社会里，不民主不自由，更不用说反民主反自由的标签，对于任何政治集团都是一个滔天大罪。乃至于中共自己的二十大正式文件里都需要直白说出要“弘扬…...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申明自己赞同民主自由的政治主张。但实际情况是，在中共的治理下中国公民的确不能行使选举乡镇和以上层级上台执政的中高级官员和公投重大决策的权力。在中国境内，民众也不能做许多境外地区，包括主权已经回归中国的香港澳门地区，允许民众做的事情。比方自由登录境外互联网网站。无力中共怎么解释，中国所实践的民主，中国民众所拥有的个人自由程度，的确比西方国家，甚至比许多发展中国家要少。各路反中共人马都咬死住这两点，口诛笔伐不放松。让中共官员和拥护中共的中外人士也没很硬朗的反驳说辞，只能用一些诸如中国追求“全过程民主”的那种多少让人感觉有点狡辩的空虚名堂，或反指责西方的民主自由虚伪这类转移话题来作为对应。

美好生活

然而，尽管抓住如此一针见血，看起来无可辩驳的重磅批判武器，在现实里反中共政治势力却无法唤起中国民众造反，去撬动中共执政根基，更不说像地球其他地区的一举更换政权。长期以来，根据多个西方机构的多次民意调查，中国民众对不给他们民主权力的中共政府支持度，在全球各国排行当中相当稳定地位居前茅。有浓厚美国情报机构背景的各种非政府组织像民主基金会等，在全球各地屡屡得手的颜色革命，唤起当地民众掀起抗议浪潮推翻政府的社会运动，却无法在中国掀起变天的大波澜。

这个现象清楚揭示了前文曾点出的问题核心，即人或社会存在的本质并非是追求实现意识形态，更非在意识形态引导下的政治活动。当意识形态同人们的生活节奏产生比较大的冲突时，人们会背弃意识形态的引导，依赖自己基本生物本能去追求生活质量的最大化。看宗教意识形态例子，今天绝大多数的穆斯林都没严格按照一千四百年前可兰经所拟定的行为清单过日子。看政治意识形态例子，发达工业国家的共产党即使在全球左翼运动最巅峰状态时，也没有任何一家能唤起本国无产阶级投入革命，推翻压迫他们的资产阶级政权。同理，西方势力今天也无法以他们奉为普世价值的西方意识形态作号召，说服中国人民接受西式自由民主会比中共的执政更能带给他们美好生活的说辞。

美好生活至少包括温暖舒适的家园，丰盛可口的食物，和平安稳的生活环境。改革开放让中国民众越来越清晰认识到这些值得向往的生活素质似乎同是否有选举总统的民主权利、批评甚至斥骂总统的自由权利没半毛钱关系。今天那些有能力到美国西方旅游的中国普通民众，在各大城市都见到远比中国大城市更普遍的既没舒适家园，也无丰盛食物、更没安稳生活环境的无家可归流浪者，亲眼目睹自由民主在发达社会并没办法带给这些底层人们美好生活。

对比之下，今天中国可以不夸张地说是进入了一个西方开启大航海五百年来，民众从来未曾享受过、达到过的不愁吃穿、生命财产得到基本保障的美好生活环境。同全球横向比较，特别自二百五十年前工业革命以来，中国人民的生活同世界最发达水平相比从未有如此接近过，中国的综合国力同西方先进工业强国相比也从未如此接近过。而且，中国还仍然处在一种高速发展，有望不久将来并驾齐驱甚至超越西方社会，让中国民众拥有高度期待的持续进步势态之中。

不过，如果说快速带给人民美好生活就是中共的所有本事的话，美国西方虽然嫉妒，但说引起惊慌甚至仇视或可能还不至于。这种心态可以参考沙地阿拉伯韩国台湾的情况。这些地方的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升并没有对西方特别是美国造成国家安全上的威胁。虽然他们在获取这种成就的关键时段，都无例外地处于非民主非自由的独裁专制政治体制，但丝毫不妨碍美国西方视他们为自己的盟友。

其实中国也想一样，于是在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过程中不断强调不对美国国家安全，不对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作任何挑战，对美国的挑剔长时间保持低声下气，婉言相求。除了保护自身核心利益之外，其他绝大多数的国际事务上，改革开放后中国从来不同美国作对。即使不高兴美国的作为，在实际行动上也保持沉默立场，回避与美国发生冲突。

矛盾要害

但美国终究还是将中国摆在自己竞争打击对象的首要位置。

其实中国已经变成了远比以前温顺的中国，这些年的内政外交行为不断增加了许多西方色彩并接受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只不过，美国还仍然是二战以来那个山巅之城的霸道美国。

美国的眼里，今天的中国到底做错了些什么？

许多西方媒体和海外反华中文媒体将中美关系转差归咎于习近平上台后展现了“战狼“外交，在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外开始自立门户，搞一带一路。甚至国内也有不少评论认为富起来的中国开始有了脾气。这些观察或者的确也有些根据。不过，有点态度，或者甚至直接对美国耍恶劣态度的国家，在世界上中国一直排不上号。但最近开始有所改变，二〇二一年三月杨洁篪在安克雷奇面斥布林肯、沙利文，说美国”没有资格从实力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最近中国外交部更发布《美国的霸权霸道霸凌及其危害》报告，直斥美国不是。这些姿态被外界视为向美国耍态度，不再维持改革开放以来那种对美国能迁就就迁就的转折点。但实际上，中美关系的最关键的变化是从特朗普挑头开始。美国开始向中国发起全方位攻击，尤其在政治立场上向中国难以迁就的领域扩展，而不是反过来，中国收缩了原来迁就美国的范围。

当然，在习近平上台后，中国的确也陆续展现了之前不太外露的硬实力。其中最突出的便是在南沙岛礁。我曾二〇一〇年网上贴文，主张中国在南沙填礁造岛，具体建议在永暑和美济建大型的海空联合基地，改善自己在南海争议环境的战略局面。二〇一五年，中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在短短几个月用吹填技术将手中占领的七个浅礁迅速扩填成岛，并且在永暑、美济、渚碧三个形成等边三角形的礁盘上填造出含有巨大机场跑道和海港的巨型人造岛。在各种卫星和航拍图片的直播之下，让全球各国，特别是南沙群岛其他主权声索国和中国网民看得目惊口呆。美国和西方在中国填岛工程结束时才大梦初醒，开始反应过来。这种工程的规模和执行的速度效率，需要十年甚至更多时间去酝酿、计划、设计、订货、备料、招人、安排设备等，才能进入外界看得到的施工建设阶段。因此造岛项目很可能在胡执政时期已经启动。但这个计划，的确明白无误展示了中国过去三四十年迅速攒到手的国家实力。

而这个国家实力---简称国力---的进步，才正是美国受不了中共原因的核心之中的核心，要害中的要害。

地球人都能看得到，在中共的统治下，过去四十年中国迅速扩展的国家实力很可能在可见未来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

中共是否邪恶，是否相信上帝真神，是否接受民主、保障自由的议题，相比之下全都是幌子。因为，美国是一个在中国崛起之前对国家实力的含义体会最深刻，国家实力发展最全面，靠国家实力获益最丰富的国家，没有之一。它看到了中国将在世界范围取代它在国家实力上的优势，消减它用这个优势所获得的无比利益和自傲。它不能不做出反应。

人们对什么是国家实力的理解，其实一直并不完全如同想象中的清晰。虽然这个词在国际政治领域使用广泛，并且也是所有在世界舞台有点野望的国家都想尽力增强的一个国家要素。从这个角度出发，国家实力就是国家之间竞争所依据的力量。

自从有国家以来，国家实力最明确而且也是最核心的表现方式就是可以量化的军事实力，诸如兵力规模，武器性能数量等等。在军事实力背后，加上国土面积、人口，国家拥有用以支持战争消耗的物资条件，和生产这些物资的经济实力等的许多支撑要素，结合出古典定义国家实力概念。这种观点数千年来被广泛接受。当然，国力强弱并非是国家之间竞争胜负的唯一决定因素。弱国也可以在通过其他手段获取对强国的博弈胜利。近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阿富汗塔利班赶走入侵的美国北约联军，重新夺取国家控制权。稍微远一点案例有美国在越南的失败和更远一点的美国在朝鲜的失败。不过，这些案例并不能作为反证，说明实力因素在国家之间的博弈上可有可无、无足轻重。这些以弱胜强的案例，绝大部分其实是在某些其他因素存在的环境下才出现的特殊情况，并非仅仅是博弈双方实力的比拼。反而在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了在这些案例中双方的强弱差距，强方还未达到一种相对弱方形成碾压的高度。当碾压的高度到了，就是北美殖民者对印第安人、或者列强们对大清的那种局面。

在现代史里，短时间内迅速提升国家实力最突出的案例是苏联。它依照古典国家实力定义，由国家撇开私人资本，自己亲自下场，发展它所观察到的西方列强最强大力量核心的表征---重工业。在短短十来年里快速建立扩大的重工业，为苏联制造出从和平时期建设所需的拖拉机、交通所需铁路公路网、到苏联更为关注的---为战争时期所需的飞机坦克大炮。斯大林在1930年代一篇文章中写到，“没有重工业，那我们就不会有一切现代化国防武器”，接着对中国人更有刺激性地，是他继续写到，“那时我们的地位就会和目前中国所处的地位多少相似。中国没有自己的重工业，没有自己的军事工业，现在只要谁高兴，谁就可以蹂躏它。”通过完成仅仅两个五年计划的建设，苏联便一跃成为当时仅次美国的军工生产大国，在打败法西斯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的战争中起关键作用。师承苏联共产党的中国共产党，自然期盼在自己建国后，能学到苏联的成功。

然而，苏联对国家实力的理解并不完整，甚至可以说有致命性的偏差。导致它在登上全球唯二霸权的颠峰地位时却突然崩溃解体。另一头，位居发展国家实力前端和冷战后唯一霸权的美国，与它的原宗主国、前任世界霸主英国，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缺乏完整认识国家实力这个概念的全面内涵。这个情况是因为盎格鲁萨逊人在工业革命以来一直处于国家实力阶梯的顶端。他们在世界舞台上拥有对世界其他国家碾压程度的国家实力是先发优势所造就的自然结果，而不是它们国家实施高瞻远瞩全盘计划的人为成绩。而且，它们的意识形态是基于有限小政府、推崇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维和资本主义体制，倾向由民间和资本推动社会的发展，并且官民都一致认定这些特色就是它们成功的要诀。

不过，人类社会中，除了英国和它的白人前殖民地而形成的美国加拿大等今天所谓的“五眼国家”，加上其他英吉利海峡隔海相望的几个与英国几乎同步发展的西欧国家之外，世界上至今能表现出追赶英国国力的那些后进国家，全部采用某种程度的非盎格鲁萨逊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模式。因为这些后来者发现自己没盎格鲁萨逊人占有先发条件下让国家实力从经济发展中自然生成的优势，于是都不约而同采取不同方式和力度的国家干预。从苏联的全盘工业国有化，到台湾的国有私有企业并存，到纳粹德国和战前战后日本以及后来韩国军事强人，国家对私有企业实行高度介入指导，尤其是对国家安全相关的军工企业更加深入强力管控推动。这些后进国家似乎都认为，没有政府的干预参与，在开放市场环境里本国处于后发劣势的工业资本几乎都无法自动调节向有利于增强国力的方向发展。甚至这些后进经济体当中许多还根本不存在工业资本。

简单的说，私人投资者投资工业的动机是谋求资本增值回报，不是增强国力。然而这个私有资本的谋利动机，却正是工业社会诞生的根本原因。

数百年前，盎格鲁萨逊人在国家对社会控制力不强，但对商业行为和对科学探索宽松友善的政治环境下，与当年西欧濒海各国竞争发展全球贸易掠夺，通过航海赚大钱吸引下，抓住机会率先由渔猎农业社会转向经商贸易社会，终于不经意创建出一种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全新经济形态---工业社会。英国的国家实力因此而迅速增强。但因为得之自然，英国似乎并没认识这种发展核心原因。在朦胧之中，跨英吉利海峡几个文化背景相近的国家也开始在竞争压力下自然而然地追随英国的变化追求财富，并始终与英国进行你追我赶相互争斗促进。这种情况反过来模糊了人们对英国实力所处于革命性变化实质认识。后来从英国殖民地独立出来的美国也自然而然继承这种趋势同步进入工业社会。在当年欧洲长期陷于内斗，也无暇顾及大洋彼岸的有利大环境下，更让美国在发展环境上得天独厚，长期收获了大量逃避欧洲内乱的资本和人才。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更让本土远离战火蹂虐的美国取代了自己的前宗主国，成为全球全方位的霸权。这个时候，出现了苏联的军事崛起和共产党国家东方世界的分庭抗礼。苏联对军事实力特别太空实力高速提升的震撼，再一次模糊了盎格鲁萨逊人思考国家实力注意力。美国人除感觉自己比苏联人生活细节上过得比较丰盛滋润些之外，好像并没有其他特别优越之处。不过这种糊涂对美国来说也无伤大雅。它本来就走对了路，实质国家实力一直居世界前列。

今天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家和学者在面对中国崛起，研究国家实力内涵应该是更有有急迫现实意义的课题。我几年前在一本书中讨论过这个命题，给出工业时代里国家实力的定义：

“国家实力是国家将资源转换成财富，利用财富获取有助实现国家意志所需的全面科学技术，再利用这些科学技术转换成财富，形成持续循环的总集成能力。”

开发掌握科技，尤其是军事科技，是许多后进国家统治者无需细想就能意识到的努力目标。其中实践的表表者苏联在科技方面的成就还将美国吓得够呛。但如何将手中掌握的科技转换成财富则是绝大多数落后国家的痛点。苏联甚至到灭亡的那天还没明白这种它意识形态视为带有“铜臭”世俗罪恶行为与国力之间的生死关系。

因为苏联信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认识财富对于国家的意义上，有根本性的脱离客观实际错误。这个错误在于马克思列宁认为国家不仅可以像个人一样使用财富，更加可以完全取代个人进行创造财富。于是，想象中由国家创造的财富可以公平用于全社会，消除财富集中在个人手上形成阶级分裂和社会不公。这个认识的错误，在于完全无视了财富的那种不能被人意志所改变的本质。

财富是人类社会换取物质和服务的媒介。对于个人，财富是获取美好生活不可或缺的条件。而享受美好生活，是人---甚至一切有意识动物---的本能欲望。因此，个人天生就有追求财富的动机。对于国家，财富是实现某些特定目标的资源之一。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国家目标。比方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里，国家目标包含了提供给全体人民美好生活。但享受美好生活的是具体个人而非国家本身。在典型资本主义社会里，国家目标并不包含直接提供国民美好生活。国家实现自己目标所需资源也不仅限于财富。其他资源，比方人口、外交关系、管治工具等等也是国家所需。与个人更不同的是，国家可以合法通过税收获得财富。结论就是国家既没有天生动机、也不存在天然机制追求财富。再直白点说，国家掌握创造财富的相关部门官员，譬如国有企业官员或税务官员，为国家创造财富与获取个人美好生活之间没有成比例的必然关联，而且国家给他的指令也往往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国家创造财富。

集成电路技术是一个典型科技和财富转换的案例。当初苏联在研发这项技术起点上，与美国同步启动并驾齐驱。这种众望所归的新技术后来在美国激发了新一波的工业革命，而苏联最后则完全在这个技术领域上销声匿迹。原因是苏联只专注这种新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代表国家的美国军方也同样只关注军事用途。由于处于襁褓期的产品优势不突出，双方都冷落这门技术。但美国民间资本却在科技人员的游说之下，看到到这种技术市场盈利前景。在风险投资推动下，这种技术面向市场，从发展出全新的消费者电子电器产品，固态收音机电视机，洗衣机草地喷水开关控制器开始，到后来全面应用在先进电脑与通讯领域，激发出被称为新工业革命产物的全新硬软件商品和服务，今天席卷风魔全世界每个角落，每个行业，触及到几乎每个人的生活。在整个过程中创造出前所未见的巨大利润回报和更广泛的社会财富。在商业市场牟利运作的刺激之下，集成电路遵循所谓摩尔定律，成本迅速下降而性能迅速提升，很快让美国军方重新拾起来用于军事，使到美国在军用电子领域大幅超越苏联。这个案例生动说明，苏联在与美国拥有相同的科技起步条件下，缺乏将科技转换成财富的能力，即使仅在自己关注的军事领域也能所造成巨大失利。

与苏联体制政治光谱相反的另一端，许多实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对将科技转换成财富的认识上，完全没有意识形态障碍。但它们却陷在资本主义国际体系中的后发劣势陷阱里，无法自拔。国家在企业获得先进科技与开发市场两方面，即使有心，也真的无力。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印度军事工业。其生产制造的飞机坦克大炮枪械等各种装备，即便在本土市场也无法赢得客户青睐。印度制造竞争不过外来洋货的事实，并不能完全用客户---像需求军火的印度军方---的崇洋媚外心态作解释。其实，落后国家民众和官员在选择产品上普遍表现出来的崇洋媚外也是在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国产货的对客户的吸引力不敌进口洋货。处于科技后发劣势的落后国家，难以在科技产品领域设计制造出可以在公开市场同台竞争的产品。这是全球发展中国家都共同面对的后发劣势下的基本情况。先进国家自始至终牢牢掌握自己在科技领域的优势，非常技巧地设置似视公平的市场竞争作为障碍，让后进国家永远无法在国力上超越自己。

两百年来持续至今，仅出现几个例外：东亚经济四小龙和以色列。它们的成就本文不作展开讨论。要讨论的关键点是，它们的出现，对今天世界格局产生了极少被注意到的、对西方特别视美国产生深度的迷惑甚至麻醉效应。东亚四个在七十年代开始飞速发展的经济体，其中三个是同中国大陆同文同种的华人为主要人口的独立政治经济体，其余一个也是中国历史上的藩属。四个经济体全部在美国西方势力的掌控之中，都有美军或英军驻扎。而这些地区的执政者，虽然政治经济理念存在差异，但都对本土工业打进世界市场持积极鼓励甚至扶持的态度。而欧美作为世界最富有最有规模市场，也都对这几个中小型经济体的出产持乐见其成、基本开放的态度。纵观它们的经济起飞过程，美国完全没考虑这些经济体发展所导致增强的实力会某一天威胁到美国自身的安全、经济和地缘利益。相反，美国当年还刻意协助这些被视作自己麾下自由世界的东亚前沿地区的经济发展，作为对抗苏联、中国、朝鲜、越南等共产党国家的意识形态成功范例。

由于时代的机缘，中国在四小龙成功起飞后，没耽误地及时加入西方共同对抗苏联的集团。中共此时也在尝尽了思想激进与生活贫困的亢奋与艰辛后，形成全党摒弃极左思维、全力发展经济的共识。因此在经济领域几乎（“几乎”是关键词，不是彻底）全盘接受西方自由市场理论。之所以没有彻底，是因为西方仍然对中国留了几手。这几手，主要是集中在中国国有的军工产业。其结果就是中国需要维持中国国防工业和相关重工业的国有体制甚至延续苏联式的指令体制。面对中国比苏联明显更落后的这些国有企业，美国毫不担心，因为也没什么值得担心。但就是这个不彻底，对中国和美国都产生的深远的意义，但那是后话。于是，中国这头大象，便虚心地跟随在同自己相比尺寸只有小狗小猫甚至小老鼠级别的同胞经济体们后面，在自己与西方都不太经意的状态下，走进一种几乎完全的外向型制造业发展的经济模式，并且一发不可收拾，很快就以空前绝后的规模，对全球无论工业资本还是金融资本，并发出难以抗拒的致命吸引力。

工业革命至今，从来没有一个人口大国像改革开放前期的中国一样，能高度依赖外向型制造业发达。美国、苏联、印度、巴西等都不是以出口工业品闻名。而高度依赖制造业出口发展经济的西欧日本等相对的人口小国，当年为了发展制造业所需的市场与原材料资源，曾互相关闭市场，互相肘制，甚至大打出手，最后让美国捡了个便宜成为了世界霸主，输出美军维持安全，输出美元让全球工业品与资源方便互相交易。这种世界无先例的背景，让中国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国内外环境下，不经意地以最低档次的制造业开始，低调地一步一步向技术上层发展，成为世界工厂。美国指责中国搭了美国的便车，并非毫无根据。

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种长达四十五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在西方接受与防范甚至打压欺辱的氛围中，在令人瞠目结舌的苏联解体示警教训里，在建党后一直未曾间断探索富国强兵的道路上，在波士顿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和北京中央党校课堂上的分发的课程教义的字行间，开始逐渐领会醒悟到发展国家实力真谛的境界。中国虽然这些年对美国西方表现低调温顺，但一直未成为与四小龙类似的、可以轻易让美国控制的半殖民地，而是维持一个完全政治自主独立大国。美国在意识到这一点上，特别由于在中国之前四小龙发展的迷彩效应的迷惑之下，花费了不少时间。美国一天醒来骤然发现，中国既是，同时也不是，一个简单放大贫穷落后版的台湾香港。

让美国更懊恼的发现是，中国共产党原来并不是另一个版本的国民党。在引导中国进入了一个腐蚀性极强的资本利润取向的世俗市场经济环境后，中共如同外界所预期，迅速腐化，引发党组织的失效甚至解体，失去典型共产党国家里党对社会的超强掌控能力。世界类似强烈意识形态的政治集团，如曾名噪一时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印度国大党、缅甸德钦党与后续军人集团、亚非拉许多追求民族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政党等都经历这种腐化过程。原来怀有崇高理想的政党变成了高层掌权小集团甚至领袖个人的谋利工具。而且在另一头，许多中国崩溃论鼓吹者，许多反中共的人士和政治集团还抓住一些官员腐败，尤其还有那些引起部分民众不满的事件，进行上纲夸大，反过来佐证自己主观认定中共已经病入膏肓的推论，并且以此推断中国（中共）一直处于某种即将崩溃的边缘。这种符合西方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所导出的推断，更在东亚发展现象迷雾中，加重迷惑美国对中国和中共的观察来引导出正确判断。反正结果就是，中国在美国眼皮子底下，从全球最贫穷国家一跃成为唯一有能力挑战美国霸权的超级新兴大国，让才明白过来的美国特别是整个政治精英集团陷入了一种歇斯底里的精神状态。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