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冲突的背景：六、国际化视角下的俄乌冲突还有哪些重要角色或因素？

有人可能会说，你这洋洋洒洒数千言谈论国际化视角下的俄乌冲突，但迄今却没有把作为主角之一的美国纳入剧情，这合理吗？我的回答：这当然既不合情，也不合理；想想看，如今国际政治上的哪一件大（坏）事能离开了一大一小两个恶棍呢？不信，请耐心阅读。

在进一步讨论俄乌冲突中所涉及的国际角色或因素之前，让我们再简单回忆一下八年之前即2014年导致这场冲突爆发的直接导火索：当时，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因为拒绝签署，或者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决定推迟签署，乌克兰与欧盟达成的一揽子经贸协议以及乌克兰融入欧洲的计划，于是乌克兰国内一些亲西方的政客、媒体以及金融与经济寡头便煽动民众上街示威抗议，并占领政府机关，以至于亚努科维奇不得不出逃俄罗斯以寻求避难。但很多人并不知道，亚努科维奇并非简单地在向欧洲说不，他只是希望在欧洲与俄罗斯之间找到平衡而已。事实上，根据公开资料，当时来自于俄罗斯的经贸实惠与承诺更胜于甚至远胜于欧洲，所以亚努科维奇希望在他向俄罗斯说不之后能从欧洲得到更多的补偿，但是欧洲显然没有满足他意愿的打算，或者，声称推迟签署与欧盟的协议只是亚努科维奇缓和局势的一种借口，但是乌克兰国内的亲西方势力却早已急不可耐，于是在他尚未最后表态之前便发动了针对他的游行示威、暴力抗议以及事实上的政变。

但是，显然还有一些重要的国际因素需要交代，否则便无法深入而全面地理解与把握俄乌冲突的背景与实质。

事实上，在2013年11月29日亚努科维奇刚一表示拒签乌克兰与欧盟协议的意向，欧盟便开始指责俄罗斯，声称后者在乌克兰加入欧盟的问题上不应拥有否决权。接着，乌克兰国内的抗议潮水便汹涌而来。而不难设想或理解，美国人此刻也决不会闲着。事实上，在抗议开始之后的不足二十天即当年的12月11日，美国助理国务卿维多利亚·纽兰便出现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的独立广场上，俨然主人一般地问候示威者以及防暴警察，并向他们分发食物。而此前一天，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则已发表声明，表示对乌克兰政府不按照抗议者的意愿行事的行为感到恶心。几天之后的12月15日，美国资深参议员约翰·麦凯恩与新任参议员克里斯·墨菲也出现在乌克兰独立广场以对示威者表示支持，而前者还发表了鼓动演说。

然而美国人的支持并未简单地停留于公开的言行，事实上，他们对乌克兰事变的介入程度甚至超越了乌克兰人自己；比如，在2014年2月4日泄露的一段电话录音里，美国助理国务卿纽兰与美国驻乌克兰大使乔弗雷·皮亚特一起讨论未来的乌克兰过渡政府的人事安排，而这事却发生于乌克兰时任总统亚努科维奇被议会解职即2月22日之前的大约18天，而更严重的问题却是，乌克兰议会的行动其实并无宪法支持。不仅如此，纽兰还以粗言秽语指责欧盟的行动不力与不果断。与此同时，将暴力抗议以及议会投票结果视作非法的亚努科维奇不得不求助于俄罗斯，而后者则把这件事定性为事实上的政变，因而普京拒绝承认随后成立的乌克兰过渡政府。不久，乌克兰东部与南部开始爆发主要支持亚努科维奇的大规模民众示威。由于事情越演越烈，最终导致了俄罗斯的直接干预，其结果，克里米亚通过公投而从乌克兰分离出去，而顿涅茨克与卢甘斯克也自行宣布独立，成立了自己的共和国，但这事也引发了这一地区至今仍在延续的乌克兰政府军与亲俄地方武装之间的战争。

这样，就内部而言，这场俄乌冲突可以说是根源于亲俄与亲西方两股势力的较量，而就乌克兰外部而言，它却根源于，或体现在，俄罗斯同时与欧洲及其美国在各自国家利益与战略安全问题上的分歧与对抗；但是，如此分歧与对抗其实并非近期才有，而显然是冷战以来长期的存在，于是一个自然的问题便是：难道局势真的恶化到了俄罗斯必须下定与自己的敌人同归于尽的决心才能挽回的程度？显然，迄今为止我们所提供的情况无法回答这一问题，或者至少不足于令人信服地回答它。反过来，作为一个常识性判断，除非是不仅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利益，而且俄罗斯自身的生存或根本战略利益直接受到了威胁，否则便难以理解普京目前的愤怒与反应，当然也无法理解我们此前所说的“一方恨透了普京，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另一方则退无可退，只能绝地反击”判断与结论。事实上，围绕着俄乌冲突，显然还有令人困惑或有待回答的其它问题。比如，有不少人声称，乌克兰被拖入俄乌战争是因为泽连斯基上了美国人的当；但问题是，美国为什么要这样做？打烂自己经营多年的一个盟友真的符合美国的利益吗？又比如，还有人声称，美国人的阴谋是让俄罗斯与乌克兰以及欧洲互相残杀，以迫使美元加息后的欧洲区的资本向美国的回流；但问题是，早已因为通胀问题而苦不堪言的美国民众，在一个中期选举年准备好了承受更大的通胀洪水了吗？莫非正在处于人气低谷的拜登政府及其民主党最想要的不是人气，而是更多的通胀？如此等等。

看来很可能还有别的因素或角色已被我们忽略掉，以至于有些事情我们无法理解或者看透。让我们再次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在有关角色的政治倾向或族群背景找到答案。

那么就让我们先来考察一下在2014年推翻亚努科维奇的政变中介入最深的美国助理国务卿纽兰的政治倾向与族群背景，请注意，她现在是美国国务院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而这也是职业外交官的最高官衔。根据网上公开资料，她1961年出生，父亲是来自东欧的犹太移民，母亲的族群背景不详，但有说也是犹太人。如果说纽兰的出生与成长背景不算特别的话，那么她的婚姻背景绝对是一个靓点：她于1987年与罗伯特·卡根结婚，而卡根是美国最著名的犹太裔新保守分子之一，同时他也是新保守主义智库PNAC的两位创立人之一。根据网上公开资料，长期以来这夫妻二人不仅在生活上，而且在工作上以及新保守理念上互相支持。另外，有网站声称他们夫妻二人均拥有美国与以色列双重国籍，但本文无法对此独立核实。

敏锐的读者可能已经发现了回答我们此前所提问题的线索：美国新保守分子对以色列以及犹太人的忠诚，以及他们试图主宰世界政治与经济秩序的野心。如果这一判断是正确的，那么便可以断定新保守分子纽兰在乌克兰的所做所为应该不只是国家行为，而且也是涵盖了国际视野的族群行为。不过，出于谨慎，还是让我们再考察一下纽兰工作所处的更大的政治与族群背景。

首先我们发现，目前的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出生于一个犹太家庭；紧接着，我们又发现常务副国务卿温迪·舍曼也出生于一个犹太家庭；于是我们知道，目前美国国务院的三人核心领导团队全是犹太裔。进一步的查询还发现，目前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雅克布·沙利文是犹太人的女婿，而美国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则是犹太人的妻子。最后，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虽然在血缘上同犹太人没有已知的关系，但长期以来，他在政治上却是一位有名的亲以色列与亲犹太人政客，且他自称是一位没有犹太血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一句话，当前的美国政府其核心决策层也同乌克兰政府的情况类似，是一个以犹太人及其密切同情者为主体的团队。有人可能会说：犹太团队又怎么了？

怎么了？那就不妨让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这些人的外交“成就”：2001年入侵阿富汗；2003年入侵伊拉克；2011年入侵利比亚；2014年武装干涉叙利亚；2014年及以后开始军事援助乌克兰，等等。请注意，所有这些人都声称自己的所做所为乃是为了美国利益，但实际上每次都几乎无一例外地是以色列或犹太人从中受益；他们从来都声称自己热爱美国，但是美国自9/11以来不可逆转的衰落却恰恰是这些人的“功劳”。于是一个极其自然又分外严肃的问题便是：你是轻易相信这些人的言辞呢，还是先审视他们的行动然后再分析或推断其内心？特别地，是否他们的每一次重大行动或决策都代表了美国的核心利益呢？对于最后这个问题，答案显然是一个非常明确的：非也。

事实上，这远非本作者一个人的观察。想必军坛的网友还记得2007年10月美国四星上将韦斯利·克拉克将军的一段讲话，他把新保守主义者的外交主张称作美国外交政策的政变（coup），并透露他们准备攻击的一系列目标国家，包括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利比亚、索马里、苏丹以及伊朗。考虑到美国早在1993年10月对索马里首都的突袭、在1998年8月对苏丹的轰炸以及极不稳定且尚在发展变化之中的美国-叙利亚关系与美国-伊朗关系，那么美国的实际攻击名单与以上所列并没有多大出入。那么接下来便有问题：如果这些军事行动或政策并非总是代表美国的核心利益，那么这时它们还代表了谁的利益？答案：当然是以色列的利益，或者说是局部地区乃至全世界犹太人的利益。这样便毫无疑问，以色列实际上是美国新保守分子的第二祖国——如果不是第一祖国的话。

好了，让我们再次回到俄乌冲突问题上。如前所述，目前美国外交团队的核心决策层不是犹太人就是其密切同情者，那么一个自然的问题便是：在他们多年以来对乌克兰的支持以及对俄罗斯的敌视中，是否也存在犹太裔或以色列因素？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看一组相关信息：

A、参与2013年12月乌克兰独立广场抗议活动的美国参议员麦凯恩长期以来被以色列以及犹太人视作一位非常忠实的朋友；而一同与他出现在那里的美国新任参议员墨菲则是在犹太人参议员约瑟夫·利伯曼宣布退休之后来竞选其腾出的参议员位子的，显然，获得后者的支持非常重要。

B、2017年1月，麦凯恩与另外两位美国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与艾米·克罗布彻（Amy Klobuchar），三人一同出现在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战争前线，为乌克兰士兵加油鼓气，而格雷厄姆更是声称：“你们的战斗就是我们的战斗。”据查，不仅麦凯恩，而且格雷厄姆与克罗布彻都是美国参议院少有的亲以色列或犹太人分子。

C、2022年3月4日，在俄乌战争正酣之际，美国资深参议员格雷厄姆歇斯底里地公开号召俄罗斯人暗杀普京。据查，2020年是格雷厄姆的连任竞选之年，由于其选情告急且急需资金，美国共和党犹太人联盟捐给了格雷厄姆一百万美元，这在所有捐赠个人或组织的贡献之中属于最多。

于是不难看出，以上这些人要么是犹太资本的走狗，要么就是犹太人的庇护对象，他们理应比别人更清楚犹太人的需要或内心。于是一个合理的判断便是，他们在俄乌冲突中之所以不仅选边站，而且表面上愿意打头阵，这应该就有讨好犹太人的考量。当然，此前我们已经看到，即使从别的角度出发，我们也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

然而问题可能比我们迄今所描述的还要复杂。如所周知，2015年10月，俄罗斯以围剿ISIS恐怖分子的名义出兵叙利亚；但根据西方媒体的报导，普京猎杀的却不仅仅是ISIS分子，还有美国与以色列所支持的叙利亚反对派；可以说，普京的行动是一箭三雕：1、打击恐怖分子；2、防止难民潮涌入俄罗斯；以及3、保护叙利亚的领土与主权完整。但是，这些行为，尤其是（3），符合以色列或美国的利益吗？那么不妨让我们再回想一下，美国的新保守分子为何会把叙利亚列入美国的打击名单之内，难道不是因为它对以色列是个潜在的安全威胁吗？这样看来，新保守分子憎恨普京这样一个事实以及其原因，不是都清楚了吗？而美国新保守分子对乌克兰的支持不也正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吗？

所以，不仅在俄乌冲突上，而且在中东地缘战略上，都可以得出结论：一方恨透了普京，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另一方则退无可退，只能绝地反击。

一旦明白了美国目前的统治“精英”其个人或小集团或其族群的利益并不真正或完全代表美国的核心利益，那么乌克兰当下所遭受的战争灾难其症结或真实原因也就非常清楚了：贪婪、自私以及短视的美国统治集团，把手伸得太长，以至于没有能力攫取想要获得的一切；或者换个表达方式，天性喜欢豪赌且知进不知退的美国“精英”，虽然明知乌克兰灾难是一种非常现实的可能，但是由于赌注太大而且诱人，而自身又如此贪婪，以至于他们寄希望于对手在种种严厉制裁的威胁之下愿意并能够退缩。但是，这一次他们显然打错了算盘。

于是，历次颜色革命的主谋、教师爷以及祖师爷如今却被革命；不是你我不明白，而是这世界变化太快。

所以，普京的炸弹虽然落在乌克兰的土地上，但是它注定疼在这世界上一大一小两个恶棍的心里。

未完待续。

~acarefree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