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总是我最敬仰的革命元勋之一。缅怀他的不朽功勋，感悟他的伟大人格，体会他与战友、部属之间的深厚情谊，一直想写点东西。
彭总关心群众疾苦和部队基层的生活，在主持军队工作期间，数次调低高级干部的工资，增加了营以下干部的薪金。
彭总为人襟怀坦荡，刚正耿直，不是那种爱搞小圈子的人，看不惯拉拉扯扯那一套。在党内高层中，他与朱老总“私交”多一些。彭总担任红三军团军团长、八路军副总指挥时的主要军事助手邓萍、左权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平江起义时的几个干将，李灿、贺国中、黄纯一等，也很早就牺牲。在他的部属中，按张爱萍的说法，“真正与彭亲密的，深受彭赏识的是彭雪枫”。彭雪枫不是红五军的老班底，1930年5月才到红五军，但厚积薄发，进步很快。长征途中，扎西整编后，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分别编了6个团、4个团。红一军团还保留了2个师的番号，红三军团把师的番号都取消了。改编前的红五师师长彭雪枫降职担任红十三团团长。
再后来，红一、三军（军团）改编为陕甘支队，彭总当司令员，支队下辖3个纵队，1纵队（原红一军）司令员由支队副司令员林彪兼，2纵队（原红三军）由彭雪枫担任司令员。陕甘支队长征到陕北之后，恢复红一军团番号，原来的2个纵队分别改编为红二师（刘亚楼、肖华）、红四师（陈光、彭雪枫）。这可是精华中的精华，种子中的种子。原红三军团的干部当时整体上不被重用，2个师的4名军政主官中只有彭雪枫来自原红三军团，其在红三军团中的地位和代表性可见一斑。彭雪枫如果没有在八里庄战斗牺牲，建国后授予大将军衔是妥妥的。
黄克诚的许多回忆文章记载了他自己与彭之间生死相随、情深意重的亲密关系。黄有思想，不盲从，经常给领导提意见（确实有水平，不服不行），因而多次被降职，彭没少保护他，救过他的命，但也没告诉他。彭总不是一个独断专行的人，黄大将的不同意见，他一般能听进去。
《黄克诚自述》中提到，在庐山会议期间，黄克诚向毛主席辩解：“我和彭德怀争论很多，有不同意见就争，几乎争论了半辈子。黄克诚晚年曾如是说：“我和彭德怀言不及私，相待以诚，相争以理，性格、作风比较合得来，如此而已。一直到庐山会议，我们因观点相同，同受冤枉，同被惩处，这才成了患难之交。据说彭德怀临死时，曾说我是他最好的朋友。我也曾经几度梦见他。”
1965年，黄克诚到山西当副省长。1966年春节后，他到太行山区抗旱。到高平县时，想起1939年与彭总在高平一起研究部署反摩擦的情景，不禁黯然伤感，连夜填成《江城子·忆彭德怀》：
久共患难自难忘，不思量，又思量，山水阻隔，无从话短长。两地关怀当一样，太行顶，峨眉岗。犹得相逢在梦乡，宛当年，上战场，军号频吹，声震山河壮。富国强兵愿必偿，且共勉，莫忧伤。
迫于当时的形势，黄克诚一直未曾将词示人。直到1981年9月，他才当着众人的面将词口诵出来，让大家记下。这时，彭总已含冤逝世7年了。
张爱萍之子张胜所著《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张爱萍人生记录》，提到：
父亲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他一生中，真正值得他敬仰和钦佩的就那么几个人，周恩来、彭德怀和陈毅。他再横，在这三个人面前，也是毕恭毕敬的。周恩来的顾全大局、认真严谨和对待下级同志的平等友善；陈老总潇洒的人生态度和文学造诣；每每提及，父亲都是称颂不已。而在人格上，对他影响最大的要数彭老总了。在纪念彭德怀诞辰95周年的纪念大会上，父亲说出了他发自肺腑的一句话：“他是一个真正的人！
这个说法耐人寻味。只提到三个人。
张胜写到：
父亲说：“一个人要立言、立行、立德，关键是立行。”彭德怀和党内的有些领导人不同，他的部下对他的敬仰，不是听他的说教，不是因为他著书立说，而是为他的行为、品格、作风所感染，为他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跟解放军的许多将领一样，他出身低微贫寒，但在他身上，却丝毫没有流氓无产者的匪气和发迹后贪图享乐的农民阶级的短视。他刻苦、俭朴、不好声色、与部属同甘共苦的苦行僧主义，对我父亲影响极大。他们都不是享大福的人，而是做大事的人。
彭功高盖世，是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但他没有自己的山头。长征后期，中央为了统一陕北地区红军的指挥，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他主动提出把自己一手拉起来的红3军团并入红1军团。这支由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为基础的红军队伍，在经历了艰苦卓绝的长征后，由初期17800人，仅存下了2000人。当他面对这批同生共死的弟兄，看着和他一样衣衫褴褛的红军将领时，这个岩石一样的硬汉，也落泪了。。。。
1959年庐山会议上，各路大员表态发言，有的积极主动，有的被迫无奈。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中提到，轮到张爱萍发言时，他是这么说的：
在彭直接领导下工作时间不长，过去对他信任、钦佩、尊重，为他的坦率、正直和艰苦朴素所迷惑，也是受他这些影响很深的人。虽然对他那种骂人、训人、蛮横态度和事物主义的工作作风有些反感，但总以为他就是那样脾气，原谅过去了。军队干部挨他骂的人，是相当普遍的。就是黄克诚同志，也是被他骂得最多的，可能是被他整服了的人。记得在陕北保安红大学习时，有一次他从前方回来，在闲谈中，曾对彭雪枫和我说，我这人脾气不好，喜欢骂人，你们都是挨过我骂的人，很对不起，等等。当时好像是检讨，但并无多大改正。”
仅此而已。还能说什么呢？
王平上将在《王平回忆录》中也深情回顾了彭总的一些往事。俄界整编后，红三军不存在了。彭总离开红三军时，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彭总讲话很激动，讲着讲着眼泪就掉了下来。他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我的脾气不好，骂过很多人，请同志批评和谅解”“我过去对你们这些团以上的干部要求很严格，有时甚至苛刻一点，这都是对你们的爱护；否则，有的同志可能活不到今天，这也可以是‘骂’出来的”。
王平写到：
红三军团自1930年6月成立以来，在彭德怀军团长和其他首长的领导指挥下，经过了各种各样的严峻考验，进行了数百次战斗，逐渐成长为一支能吃大苦、耐大劳、作战勇猛、作风顽强、主动啃硬骨头、能打硬仗恶仗的坚强部队，成为红一方面军的主力之一。彭军团长要求干部打仗讲究战术，反对蛮干；他不主张团以上指挥员带头打冲锋，认为这样是降低了指挥员的作用。他要求团以上坚守自己的岗位，调动部队的各种积极因素，去完成作战任务。在彭德怀等军团首长的带动影响下，红三军团的干部养成了一种勇于坚持真理、敢于直言、能够抵制各种错误倾向的高尚品质，以身作则、艰苦奋斗、不搞特殊化的优良作风。
确实，彭总以他的刚直品格、艰苦奋斗作风等给红三军团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亮剑》中很多内容是瞎写的，在真实历史中不可能存在的。像李云龙那样屡屡违规抗命，早就被撸到底了甚至严明军纪了。但他宣扬的“主官决定论”“主官性格决定论”从某种意义上讲，还是有一些道理。
上小学时学过一篇课文《在炮兵阵地上》，其中讲了建国后彭总在海防前线视察时批评一位团长的故事，至今还有深刻印象。
彭总对手下要求严格是出名的，脾气不好、经常训人也是出名的。他自己也深知这一点。张爱萍上将之子张胜在《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写到，张爱萍关于彭总的回忆中，几乎都是彭总批评他的事。在陕北，彭总有次专门对彭雪枫和张爱萍说，我这人脾气不好，喜欢骂人，你们都是挨过我骂的人，很对不住，等等。
骂人总是不对的。在一般人看来，彭总是一个喜欢骂人的人。张爱萍却有不同看法，他认为：“人家讲彭老总骂人，我说他不是骂人，是严格要求，战争嘛！他要求别人做到的事自己首先做到，他的指挥所就一直在最前线。”湘江战役，红3军团红4师首先过江，在界首以南的光华铺、枫山铺阻击桂军第7军的进攻，保障渡口，掩护中央纵队和红9、红5军团渡河。张爱萍当时担任红4师政治部主任。看着敌人从四面八方地压上来，而中央纵队伤员辎重多，徐特立、蔡畅等老同志女同志过河慢，张爱萍着急了喊道，我的老祖宗吆，快一点啊！彭总来了，他手一指，把师指挥所给我开设到最前面去。这件事给张爱萍印象很深。
2012年底，我去遵义出差，专门去红军烈士陵园瞻仰过邓萍墓。旁边是一座表现邓萍中弹倒在张爱萍身上的半身雕塑像，生动再现了邓萍牺牲时的情景。张爱萍在1936年写的文章《第二次占领遵义》（收集在1954年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中），详细记载了邓萍牺牲的经过。
1935年2月27日，红一方面军二打遵义。时任红11团政委的张爱萍带着参谋长蓝国清，陪同邓萍抵近敌前沿，隐蔽在距护城河50米远一个小土坡的草丛里。他们要寻找一条便于部队向前运动的路线，以便天黑时发起总攻。蓝国清担心停留时间过长被敌人发现，建议转移，邓萍考虑到那里便于观察，没有同意。结果一个小通信员从后面摸上来报告什么情况，邓萍交代了一句，那个小战士趁着薄暮飞身跑回，结果把他们三个暴露了。城墙上的敌人开枪，邓萍头部中弹，英勇牺牲。
撤下来之后，张爱萍向彭总汇报，他在电话里就骂开了：“你们这些猪狗养的，都给我去死光好了！”事后彭总说了一句话，张爱萍一直没有忘记：“革命的路还很长很长，你们都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啊！”很难想象彭总听到邓萍、左权、彭雪枫等人牺牲时的心情，那该是何等的悲痛！
《王平回忆录》中也提到了邓萍牺牲的场景，说邓萍牺牲的时候他自己也在旁边。这一点和张爱萍的回忆对不上。《王平回忆录》中还讲了另一个故事：
1935年3月，红1方面军在鲁班场与国民党周浑元部打了一战，打成对峙的态势，就撤出战斗，向仁怀、茅台转移。3月16日，彭总随红11团行动。王平时任红11团政治处主任，团长、政委分别是邓国清、张爱萍。出发前，彭总专门向王平交代，为了躲敌人的飞机，部队要快走，至少走60里才能休息。因为下雨，路也窄，不好走，队伍拉得很长。彭总骑马走到前卫营后头，要求部队再加快速度。部队走了40多里，几个团干部一起走在前面，张爱萍看部队很累，就提出让部队休息吃饭。
部队刚停下来要吃饭，彭总骑马跑到前边，批评他们不顾大局。于是，饭没吃成，挨了一顿批，部队接着前进。彭总骑马走在后面，与王平等团干部隔了一个通信排。彭总一直絮絮叨叨批评他们。王平他们听不清楚，也不搭理他。又走了30多里，彭总才亲自下令休息吃饭。
彭总一个人坐在路边吃饭，几个团干部蹲在一棵树下边吃，还是不搭理彭总，斗气呢。彭总看他们有情绪，就过去逗他们：“你们吃什么好东西还躲着我？”之前批评人的严肃劲早没了。王平他们也没啥好吃的，有点辣椒和豆瓣酱。彭总菜盒里有点腊肉，就递过去招呼他们几个人一起吃。
彭总一边吃，一边讲进军茅台镇的安排，还讲起了茅台酒，讲得兴致勃勃、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大家恨不得马上带部队赶到茅台。当然，后来到了茅台镇，酒没少喝。很多人的回忆录中都提到在茅台镇喝酒的趣事。
再看看其他人的回忆。
遵义会议后，1934年1月因黎川失守等被公审错误处理的肖劲光获得平反，被恢复党籍、军籍。从打鼓到毛尔盖进军的途中，肖劲光接到通知，自己被安排到红三军团当参谋长，从此他与彭总有了更密切的接触。《肖劲光回忆录》中提到，彭总对部属的过失，从不袒护，批评起来“火力”很猛，毫不留情面。他刚到三军团不久，彭总有一次批评杨勇，大发脾气，十分吓人。肖劲光觉得有点过意不去，便出来打圆场，把杨勇支走了。事后他才知道，彭总批评人时，是不喜欢别人干预的，可能是他刚到3军团，破例给了他面子。
肖劲光提到，他批评人虽然很生硬厉害，但由于他一片赤诚之心，由于他不计前嫌，以及平时对干部战士的关怀爱护，被批评的同志事后往往可以从中领略到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贞，对有缺点错误的人恨铁不成钢的苦心，从而深深反悔自己，从心眼里感激他。有时批评有出入，他事后了解情况后，就主动找被批评的同志做诚恳的自我批评。所以三军团的干部上下之间非常团结。
《刘懋功回忆录》中提到了他终身难忘的一些事情。1948年2月，西野进攻宜川，围城打援。2 月 29 日上午，一纵已穿插到洛川到宜川之间。彭总命令一纵由西向东打，以合围瓦子街之敌。但一纵电台尚未架起来，于是彭总打电话给时任四纵警一旅副旅长（旅长高锦纯）的刘懋功，要他向右邻的一纵转达命令。
彭总说：“你给一纵传达我的命令，命令他们沿洛宜公路由西向东打。”刘懋功格外谨慎地边听边重复，以便于旁边的二团政委许尚志记下来。但彭总的湖南口音比较重，“沿公路”的“沿”字刘懋功没听清楚，以为是“原”。他着急地问是哪个“原”，问了四次，彭总解释了四次，他还是听着糊涂。彭总一下子火了，骂道：“饭桶！沿就是顺着公路往东打，连这也听不懂！”
彭总的声音很大，吓得许尚志连捏在手里的钢笔都握不住了。刘懋功赶紧夺过许尚志手上的记录本，把漏记的补充上，安排通讯员飞跑到一纵去转达彭总命令。
宜川、瓦子街战役共歼敌 2.94 万余人。这是西北战场上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一次决定性战役，改变了西北战场的形势，同时也是警一旅第一次在参加野战军大兵团作战中完成重要任务。战斗结束后的第二天，刘懋功他们碰到彭总，彭总很高兴，与他们一一握手，关切地问刘懋功昨晚干什么了，刘懋功回答睡觉了（两天没睡觉了）。彭总和他们聊了几句，并提醒他们注意防空，之前骂刘懋功饭桶的不快早忘了。
过了两天，刘懋功分别碰到西野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副主任张德生。两人一个劲跟他说，彭总一再表扬警一旅打得好。刘懋功心里很感动：我们的彭总，给人的印象总是很严厉，实际是一个心热似火，爱憎分明的统帅。他严格要求你，不当面表扬你，免得你忘乎所以，骄傲起来，这是对部下的真正的爱护，也是高级领导干部一种极可贵的品质。彭总后来在朝鲜战场上大骂梁兴初，骂得狗血喷头，但二次战役时三十八军打了胜仗，他在嘉奖电上亲笔写上“三十八军万岁”，也是奖罚分明。
1949年8月20日，兰州战役前夕，彭总亲自带领兵团、军、师领导干部去看地形。他背着手在前面走，其他人跟在后边。在一个小山头上，大家各自举起望远镜，观察兰州城及其周围地形。时任四军十师师长的刘懋功，看到一个个土黄色山包光秃秃的，像和尚脑袋一样，没有树林，没有庄稼，连野草也没几棵，不由自主地自言自语：“真是兔子不拉屎的穷地方，在这里打啥仗！”
彭总听见了这句无意中的怪话，回头横了刘懋功一眼，然后目视前方，声音不大，但口气严厉地说：“哪里有敌人，我们就到哪里去消灭它。哪里有祖国的土地，我们就要解放到哪里。哪里有受苦的人，我们就去哪里解放他们。不想到这里打仗，想到四川去吃大米，造屎？”
四军政委张仲良强忍住笑，幸灾乐祸地用胳膊肘儿戳了刘懋功一下，悄声说：“你多嘴挨批了吧？”回去的路上，张仲良告诉刘懋功，西进之前开兵团、军领导干部会议讨论战略行动时，有同志在会上提出要进四川，说：“南下四川吃大米，西进甘肃喝西北风。”彭总狠狠批评了他一顿，说这是张国焘论调的翻版。
这件事虽然不大，刘懋功却终生难以忘怀。同全国其他战场比较，西北战场更艰苦一些。彭总不仅自己不计较这些，带头艰苦奋斗，还教育大家不要计较。
彭总批评人，也有不服的。比如上边提到的王平他们，以沉默表达心中的不满。还有的更牛，直接与彭总顶起牛来。《廖汉生回忆录》中提到，西北战场上，当时一些同志对彭总批评人过于严厉有看法，有意见。回忆录中也提到了林伯渠为了帮助他们正确看待彭总的批评，在土基会议上讲的“有威可畏，有德可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