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澳大利亚和美英大张旗鼓地宣布，三国签署旨在对抗中国的安全协议“AUKUS”。该协议被澳总理莫里森誉为“保护共同价值观并促进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和繁荣”的一个“历史性机遇”。
随着美中战略竞争加剧，在支持华盛顿并游说其他国家加入方面，亚太地区没有一个国家像澳大利亚那么积极。然而，堪培拉对超级大国关系的处理，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个免费的教训——采取“澳式”做法的国家可能会最终变得孤立无援。
9月15日，美澳英领导人举行视频会议，宣布签署“AUKUS”协议。
“AUKUS”这样的安全联盟可能意味着澳方的努力带来回报，因为在与中国关系恶化的情况下，美国力挺堪培拉的行动。
但从贸易角度看，情况要更为复杂。
堪培拉对超级大国关系的处理，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个免费的教训。
澳大利亚是该地区所有国家面临的困境最鲜明的例子。
澳大利亚经济增长依赖中国，但安全却依赖美国。
堪培拉的选择揭示了某种心态背后的错误。
这种心态将因 “起来对抗中国”而遭受经济冲击视为一种荣耀。
堪培拉的选择还意味着一个采取这种做法的国家可能会如何孤立无援。
澳大利亚对中国的转变始于2016年下半年。但大多数情况下，北京将其不满限制在外交领域。
这种情况在2020年4月发生了变化。当时澳大利亚政治领导人给人留下一种明显的印象，即澳方与特朗普政府联手，就新冠肺炎疫情攻击中国。
北京采取了一连串的贸易行动，现在它们已影响到澳大利亚从煤炭到葡萄酒的十几种产品出口。
尽管堪培拉“疯狂的勇敢”做法的推动者，强调东京和新德里的官员与堪培拉发表了“反对胁迫性经济做法”的联合声明，但东京和新德里甚至都不准备对中国指名道姓。
作为东南亚无可争议的经济和战略重心的印度尼西亚，则完全拒绝签署任何有关经济胁迫的内容。
事实是，不少国家与北京的直接争端远比堪培拉的严重。
但似乎很少有人相信，澳大利亚政府的做法好于谨慎的对冲战略。
澳大利亚现在是一个局外者，它与中国没有高级政治对话，而且遭遇中方一系列的贸易措施。
6月，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与莫里森总理的一个联合记者会上发表了尖锐的言论。
《澳大利亚人报》关于李显龙和莫里森会晤的报道。
李显龙说：“（与中国）相处会有困难……你必须处理这个问题……但要把它们作为你想继续保持的伙伴关系中的问题来处理，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与你试图对抗的对手的问题。”
今年5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坚称美国“不会让澳大利亚孤立无援”，但华盛顿并未表现出为兑现这一承诺而承担成本的兴趣。
今年3月，美国驻澳使馆临时代办戈德曼为澳大利亚打气。
“我只想说，继续做你们做的事情，要相信美国和其他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希望看到澳大利亚的成功。” 戈德曼说。
然而，当看到最新的贸易数据显示美国公司正向中国出口更多的商品，填补了被禁止的澳大利亚进口所留下的空缺时，美国使馆拒绝发表评论。
白宫印度洋-太平洋事务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曾坚称，只要澳大利亚受到贸易打击，美国就“不准备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而6个月后，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高谈与中国增加贸易。
此外，对美中贸易关系进行了8个月的评估后，本周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宣布，拜登政府着力推动“重新挂钩”，而不是脱钩。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贸易部长丹·特汉去年12月担任这一职务以来，连与北京的部长通话都未能实现。
在澳大利亚所在的整个地区，大家都懂得这种复杂的平衡。
唯一的例外，也许是堪培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