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转到1950年6月末，毗邻我国东北的朝鲜半岛爆发了内战。
起初北朝鲜人民军势如破竹，占据了南韩的九成地区，继而以美军为主导的“联合国军”悍然参与战争，迅速撕碎了北朝鲜军队，并把战火燃烧到鸭绿江，甚至多次以飞机轰炸我国安东（现丹东）地区。胆敢如此赤裸裸地挑衅，是因为“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认定：中国人不敢参战；即使参战，也根本打不赢；甚至感恩节之前就能推平朝鲜半岛，回家过节烤火鸡了。
狂傲的美国人低估了我国军民捍卫和平、保家卫国的决心和力量。即使没有了苏联早先承诺的空军支援和重武器援助，我军也已决心出兵。10月19日，20万志愿军火速秘密入朝，拉开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的战争序幕。
就在全国人民忐忑不安地期待胜利果实的时候，在北京德胜门外的一处监狱里，却有一小撮人正幸灾乐祸、翘首以盼等着看志愿军惨败于美国的笑话。这些人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到底还是不是中国人？
答案很简单，这里是关押战犯的功德林监狱，这些幸灾乐祸的人都是在解放战争中被我军俘虏的国军高级战犯。
功德林用作地名最早始于元朝，元大都北城垣门内有一条路，通往一座金国时期修剪的寺庙，由于此路名为功德林，这座原本名为石佛禅林的寺庙也改叫了功德林寺。明朝时改大都为北京，修建了新的城墙，功德林寺的位置就变到了北京城德胜门外了。
到了清朝，功德林寺除了烧香礼佛，还作为朝廷治下的一个大粥厂，用以赈济灾民。雍正时期又拨款赐地，重新修缮功德林，由礼部尚书重写匾额，功德林在京城可谓名噪一时。到光绪三十一年即1905年，朝廷把功德林寺变成了一个劳改场，有北京模范监狱之称。
进入民国，功德林被彻底改造成一所真正的现代型监狱。因为北京南城有一所“北京监狱”，所以功德林被称为“京师第二监狱”。之后南京国民政府接收北平，改功德林为“河北第二监狱”，用于关押共产党员和左翼进步人士。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准备撤出北平之际，打算把第二监狱的六百多名政治犯全部秘密处死。好在我党提前获悉这一情报，出动游击队夜袭功德林，成功营救了大批共产党员，为革命事业保存了重要力量。
这里插一句题外话：有一种说法是革命先驱李大钊牺牲于功德林，这是错误的。李大钊被绞刑的地点其实是北京西交民巷的京师看守所。那为何会有此传言呢？原来49年北平解放后，我军接管功德林监狱，在后院发现一座遗弃的绞刑架，询问监狱的原管理人员，才知道这座绞架正是当年在西交民巷用于杀害李大钊等烈士的凶器。后以讹传讹，便有了李大钊牺牲于功德林监狱一说。
话题转回功德林。解放战争胜利后，许多被俘的国军将领被送往功德林监狱进行集中改造，前几年热播的电视剧《特赦1959》就讲述了在这个鲜为人知的僻静之地里发生的一件件看似波澜不惊却又扣人心弦的故事。
时常有人认为，国民党战犯平日里犯下累累罪行，导致国家卷入内战、死伤无数同胞手足，这样的一群首恶不加以审判和诛杀，反而要供他们好吃好喝、让他们改造思想重新做人，根本就是劳民伤财。
同时，功德林里的国军战犯们一开始也都认为：共产党对他们的一时施恩，只是打算利用他们做工具人来打击龟缩在台湾的国民政府；如果共产党想让他们放弃对“党国”的忠诚，放弃对三民主义的信仰，纯属是做无用功。
两千年封建思想的积累与沉淀，使统治阶级形成了一套完美的驭人之术，比如“忠孝仁义”，“知遇之恩”，“忠臣不事二主”等等，再加上职业军人本就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结果就是功德林里这些战犯们一个个思想顽固，绝不肯轻易低头。他们的思想仍然滞留在封建王朝动荡更替的那一套，坚信国民政府才是“正统”，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无非是“农民起义”式的昙花一现，早晚会像李自成、像太平天国一样覆灭。
于是，这些战犯们表面上服服帖帖，对组织学习、劳动改造都“积极”应对，但在他们心里，这只是一时权宜之计，学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效韩信忍“胯下之辱”罢了。还有少数态度死硬的顽固分子，态度外露，坚决不配合改造。总之，这两种人对新中国的敌意是一样的强烈。
功德林里的战犯有文官也有武将。这些战败被俘的国军高级军官饱尝了战败的屈辱，心里的敌意更为强烈。他们打心眼里看不起我军的战略战术，吃了败仗都是上峰的指挥错误、同僚的各自为战，甚至以项羽的“此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为自己开脱。
那么我党为什么还要倾注大量人力物力来改造这些国民党战犯呢？
毛主席认为，人是可以改造的，要以重新塑造人为目标，以革命人道主义为原则，以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方式，以全社会群体力量作支持，使国民党战犯成为新中国的拥护者，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群体，从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因而，改造国民党战犯是一项意义重大、有利于国家建设和祖国统一的要务。
这场无声无息的思想攻防战就在小小的功德林里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
到了1950年冬天，志愿军入朝参战的消息仿佛一颗炸弹投进了功德林，令平日里仿佛死水一滩的国民党战犯们一下子炸开了锅。
二战后，世界格局已悄然发生改变，美苏两极争霸的势头逐渐显现，远在东亚的中华古国也成了美苏双巨的角力区域。美帝国主义的势力遍及了日本、南韩以及南亚诸国，又开始逐渐侵入中国，以财力物力支援蒋介石打内战，妄图把整个东亚变成它的势力圈，以制衡庞大的苏联。
其实，美国在抗日战争前期一直是日本的幕后支持者，无视亚洲人民的死活，给资源匮乏的日本提供了大量的钢铁、石油和各种物资。而苏联在抗战前期是支持国民政府抗日的，提供了许多贷款和人力物力支持，目的就是用中国牵扯日本的扩张脚步，不至于波及苏联；直到诺门坎战役挫败了日军的“北进政策”，苏日之间约定了不战协议，才逐渐减少了对国民政府的抗日援助。
可见国与国之间并没有什么友谊可谈，不变的只有利益。美国屡屡无视中国人民对和平的渴望，千方百计介入国共内战，旨在把中国变成它的傀儡。而今，又借着朝鲜战争的势头打算占据朝鲜半岛来遏制我国。
对此，功德林里的这些战犯都是心知肚明，但为了他们个人的功名、仕途和利益，不惜自蔽心智。有些人原本在抗日战争中屡立战功，也曾被誉为民族英雄，而后却成为中华民族的敌人，实在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如今听说中美要在朝鲜半岛开战，他们心里都“乐开了花”。
因为在他们心目中，美军拥有世界最强大的军力，反观志愿军却是武器破烂不堪，缺少飞机、重炮和坦克，怎么可能是美军的对手，简直是鸡蛋碰石头。比如被俘时担任徐州总司令部副参谋长的文强，功德林管理处让他写一篇对朝鲜战争的预测文章，他就舞文弄墨、挥洒胸臆，写了一篇大力吹捧美军的文章，结语就一句话：美国是不可战胜的。
很多战犯原本装出一副顺从改造、人畜无害的样子，眼见形势一变，立刻调整口风，纷纷表示自己内心仍然“效忠党国”。有的顽固分子甚至开始顶撞管教人员。这些解放战争中被我军打败、却极其不服输的国军战犯，一个个都等着看朝鲜战场的“好戏”呢。
举例来说，在笃信志愿军必败的战犯中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将军，就是颇受老蒋器重、率领12兵团的黄维。此公出身江西一普通农家，自幼勤敏好学，是黄埔一期毕业生。他早年也曾受共产主义思想熏陶，后转信三民主义。在号称“血肉磨坊”的淞沪会战罗店战役中，18军67师师长李树森重伤，黄维临危受命接任师长，死守阵地血战不退，全师打到只剩几百人，惨烈之际，称其为抗日英雄也绝非虚夸。
黄维虽性情固执，但为人刚毅正直、光明磊落，在国军将领里是罕有的古风君子，颇受蒋介石喜爱。淞沪会战后，蒋介石直接把国军五大王牌的第18军交给了年方34岁的黄维。正因为感激蒋介石的知遇之恩，导致黄维被俘后也一直顽抗到底，坚决不服从功德林的改造。
得知中美在朝鲜即将开战，擅长理论研究的黄维认为，“共军”的长处是山地战、夜战和长途奔袭，擅长围点打援和积极防御，但弱点是不擅长攻坚，不习惯阵地固守，缺少重武器，也不懂步炮协同、步坦协同、空地联合作战等战术。于是黄维做出两个判断：第一，美军必胜、志愿军必败；第二，蒋介石会出兵朝鲜，联合美军一鼓作气“收复”东北。
然而黄维错了，打根儿上就错了。暂且不谈国共立场，单说老蒋和国军战犯们这个“复国”意图，希望美军帮国民党“收复”东北，就已是大错特错。
从历史角度来看，“复国”最忌向外国、向异族借兵。即使复国成功，也必定沦为军事强大的外国的附庸，乃至丧权辱国、割地求欢、卖国求安。届时只有一少部分统治阶级才能获得金钱和地位，而大批的国民只会更加生活悲惨、度日如年。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五代时期臭名昭著的“儿皇帝”石敬瑭，不仅割让了燕云十六州给契丹，每年敬献岁贡，还要称契丹王为“父皇帝”，自称“儿皇帝”，其卖国求荣的丑陋嘴脸被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建国是为了人民，保国也是为了人民。没有人民的支持，统治者什么都不是。两国交战，民族大义岂能儿戏？由此可见，老蒋及其麾下的治国构想里从来就没把广大人民群众放在心上，是注定要失败的。假使蒋介石真的出兵朝鲜，参加“联合国军”，并借助美国的力量“收复东北”，也必将沦为儿皇帝石敬瑭、伪满洲国的溥仪一样的可耻下场。
还好，也不是所有战犯都期望美国获胜。其中有一些头脑比较清醒、民族立场坚定的人，在抗美援朝里完全站在中国一方。只要是中国的敌人，在他们眼里就是自己的敌人。
比如赫赫有名、抗战时屡立战功、解放战争作为老蒋心腹的杜聿明，虽然也忠于老蒋，在刚到功德林的时候还藏了60片安眠药打算自杀“殉国”，但听说中美之间在朝鲜开战，他立即写了一些介绍美军武器装备和战术的军事材料上交给功德林管理处，由衷地不希望中国人的军队输给美国。
忧心国家的不止杜聿明一人。还有一份著名的《美军战术之研究》，出自七位功德林战犯之集体创作，这份军事文章写得非常详实可靠，故层层传递一直上达我军最高统帅部。
文章创作组的牵头人是原国军18军军长杨伯涛，也是一位赫赫有名的抗战英雄。杨伯涛对先进技术和军事理论都相当着迷，是一个勤勉好学的技术派高级军官。他对美械非常感兴趣，经常亲自参加使用培训，还学了驾驶吉普车和陆空协同作战。在1945年的雪峰山会战中，杨伯涛率领更换了一部分美械装备的11师突袭山门镇，卡住日军咽喉要道，在这场被后世称为雪峰山大捷的战役中立下大功。
杨伯涛在国军将领里是少有的正派人物，在爱国之心和民族大义上，他的立场是既正确又坚定的。一听说抗美援朝爆发，他就联络了其它六名和他拥有同样立场的人，由他主笔，其它人加以补充，写成了六万多字的美军战术研究，把他们所了解的美军武器和通用战术加以介绍。据说毛主席也阅览了这份资料，评价说他们是对中国人民有功劳的。1953年杨伯涛受到优待，未经军法审判，这也是对他毕生秉承的民族大义的一番褒奖。
很快，抗美援朝的进程令功德林里的战犯们大跌眼镜。
随着朝鲜前线接二连三的胜利，战场捷报也一一传入功德林。战犯们先是不信（共党提供的报纸会不会是伪造的），然后迷惑不解（美国人怎么可能打输），继而是大为震惊（志愿军竟然真的打赢了）。退一万步说，即使共产党的报纸也像国民党惯常的那样夸大战果、掩盖损失，但美国人被打退的事实却是实实在在、绝无编造。
等到中美两军对峙并僵持在三八线一带，美国人再也无力打穿我军防线，战犯们才纷纷如梦方醒，并由衷地相信中国这一次是真的强大起来了。
本来么，一个个都认定美军天下第一，心想即使自己带兵也不可能打赢，结果美军却被彭德怀带着装备简陋的志愿军打得体无完肤。自己做不到的事，人家做到了，怎么能不佩服呢。于是回头一想，当初解放战争输的完全不冤，国军不但不得民心，在军事角力上也是完败。
既然对共产党军队的战力和功绩服气了，另一种心理便油然而生：抗美援朝已经是国与国之战了，身为中国人，谁还会希望中国输给美国呢。于是，功德林的战犯们也态度积极地参与了一项全国性的运动：为志愿军做炒面。
众所周知，志愿军的粮食给养和后勤运输是非常困难的。在冰天雪地、庄稼荒芜的朝鲜无法获取粮食，志愿军又没有制空权，从国内到朝鲜的后勤路线每天都遭到美军飞机的狂轰滥炸，饥饿和寒冷导致我军白白损失了相当多的战斗力。
前线官兵饿肚子的问题非常紧迫，志愿军总部决定以炒面、炒米做士兵的野战口粮，吃把炒面吃口雪，能最低限度地维持生存。但即使是不起眼的炒面，每天每月的需求量也是非常大的，再考虑到运输途中被飞机轰炸造成的损失，经过总部计算，每个月至少需要1482万斤的炒面。
最先开始全民炒面的是毗邻朝鲜的东北。但即使东北全员上阵，每个月最多只能做出1000万斤。于是炒面任务扩展到关内，功德林的战犯们也参与了声势浩大的炒面活动。
这些战犯多是驰骋沙场的将军，领兵打仗多半辈子，年轻时也在一线战斗里摸爬滚打，懂得当兵吃不上饭的那种痛苦。因此他们做炒面的热情很高，炒起面来也非常认真。
他们深知，这些粮食会送给远在朝鲜那些浴血奋战、还打赢了世界最强的美国军队的中国小伙子们。同为中国人，这种同仇敌忾的民族心理使他们一个个不禁热血沸腾。也加速了他们接受改造、转变思想、愿意融入并建设新中国的进程。更加印证了毛主席的构想：人是可以改造的，包括国民党战犯，改造他们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任务。
经过了对抗美援朝的观察与思索，很多国军战犯开始反思自己的错误、反思国民政府的种种弊病，并敞开心扉、愿意接受改造，愿意融入新中国成为新社会的一份子。他们开始明白国家要为人民服务、没有人民就没有国家这个最基本的、却一直视而不见的道理，也懂得了只有共产党才能建设新中国，为人民群众带来幸福生活。
因为很多战犯在抗日战争中有过杰出贡献，再加上认真接受改造和思想彻底转变，国家先后分批特赦了这些战犯，他们也获得了人民的谅解。其中一些人还积极游走、推进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对国民党战犯的改造无愧为新中国历史上一项成果辉煌的伟大历史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