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伟民
至1948年底，国共内战胜利的天平已向共产党一方倾斜：在淮海战场，杜聿明集团被围在陈官庄，只是因为给蒋介石一点念想，华东野战军对其围而不歼；在华北战场，傅作义的王牌第三十五军主力已被歼灭，天津、北平、塘沽之间的联系已被切断，北平已成瓮中之鳖。
为此，中国问题开始进入莫斯科的重要议事日程，斯大林也开始亲自主持对华事务。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在给联共中央驻中共中央代表科瓦廖夫的电报中，告诉他：“从现在起，任何有关中国的事务都要直接与菲利波夫(即斯大林——引者注)同志联系”。显然，斯大林是要亲自处理与毛泽东的关系，要把中共纳入由莫斯科掌控的社会主义阵营。
斯大林
蒋介石为了争取时间，集结力量，发动了一场“和平攻势”。1月8日，国民党政府分别向美、苏、英、法四国发出外交照会，希望他们参与中国的内战调停，促成国共和谈。
美、英、法几国政府都不希望国民党政权垮台，姑且不论其它，单说国民党政权一垮台，势必会使苏联在中国的影响剧增。所以他们接到南京政府的请求后，立即开始试探苏方的立场。他们知道，没有苏联参与调停，国共和谈是不可能有成果的。
如何回答南京政府，直接涉及到有关大国在中国的利益。鉴于国共内战的天平已向中共倾斜，苏联在两党之间的选择已无悬念，斯大林亲自出马与毛泽东协调。
1月10日，斯大林将南京政府照会的内容转告毛泽东，同时附上了苏联草拟的复文，以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准备给南京政府的复文内容如下：
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一向赞成在中国实现停战与和平，但在同意充当调停人之前，苏联想知道另一方，即中共方面是否愿意接受苏联充当调停人。因此，苏联希望中共方面得到中国政府关于和谈倡议的通知，并征得中共方面对苏联充当调停人的同意。
斯大林在电报中还建议：
如果征询您的意见，您应做大致如此的回答：中国共产党赞成在中国实现和平，因为挑起中国内战的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南京政府，后者应对战争后果承担责任。中国共产党赞成同国民党谈判，但是不能让挑起中国内战的那些战犯参加。中国共产党主张直接同国民党谈判，而不要任何外国调停人。中国共产党尤其认为，那个派遣军队和舰只直接参与内战、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外部大国不能充当调停人，因为这样的大国是不可能采取中立和客观的态度来结束中国内战的。
斯大林的电报还表示，如果中共不同意他们（苏联）的答复，就请中共代为拟定一个更妥善的复文。
在中共赢得内战胜利已无悬念的情况下，毛泽东根本就不想与国民党再进行什么谈判，因此，他看到斯大林1月10日来电后，十分愤怒。据毛泽东身边的联共联络员捷列宾向莫斯科报告，在与他的谈话中，“毛泽东言辞非常尖锐，反对任何外来势力的调停，反对中共参加任何形式的谈判。”
毛泽东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在节节胜利的情况下，斯大林却建议中共与即将失败的国民党进行和谈，这能够接受吗！毛泽东可能再度想起1945年8月斯大林要求他去重庆谈判时的情况，不能不使他怀疑斯大林是否有在中国搞“南北朝”的想法，让共产党在长江以北停下来，与国民党划江而治。
其实，如果斯大林真的让中共划江而治，即中共的胜利仅限于长江以北，如果苏联对中共的支持和帮助也以此为界限，那么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中苏同盟就只具有地区意义，无论如何也不能与双方后来实现的联盟同日而语。此时，冷战的格局已经在欧洲形成，而1950年中苏结盟，则使社会主义阵营在欧亚大陆连成了一片，无疑增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势力，这符合苏联的利益。因此，说斯大林想在中国搞“南北朝”是没有道理的。
毛泽东也有样学样，在1月11日的回电中，给苏联政府如何答复国民党政府草拟了一个建议：
我们认为，对南京政府建议由苏联出面调停以结束中国内战的照会，苏联政府似应作如下答复：
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一直希望看到一个和平、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但是，如何实现中国的和平、民主和统一，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苏联政府本着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认为参加中国内战双方之间的调停是不可接受的。
毛泽东还告诉斯大林，中共倾向于要南京政府无条件投降，并充分揭露敌人的阴谋，阐明中国革命已胜利在握，不必再用迂回战术，推迟取胜时间。
当天，斯大林即来电向毛泽东解释说：
如前电所述，我们草拟的你们对国民党建议的答复方案，其用意在于阻挠和谈。很明显，国民党不会在没有外国列强，尤其是美国充当调停人的情况下进行和谈。同样明显的是，国民党也不愿意在没有蒋介石及其他战争罪犯参加的情况下进行谈判。因此，我们料想国民党会拒绝按照中共提出的条件举行和谈。其结局是，中共是赞成和谈的，因而不能指责他们想继续打内战。于是，国民党就成了破坏和谈的罪魁祸首。这样一来，国民党与美国的和谈花招就会被戳穿，你们也可以继续进行解放战争直到胜利。
毛泽东收到斯大林来电后，这才让他理解了斯大林的策略：即让国民党先亮出底牌，共产党后发制人，继而提出让国民党无法接受的条件，把和平旗帜抢过来，让国民党承担破坏和谈的责任。
与此同时，毛泽东故意给美国放风，说中共和苏联将不参加和平调停，以便诱导美国主动放弃参加调停。
毛泽东的策略很快奏效。
1月13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受美国国务院委托，向南京政府转交了美国政府的答复说：“在目前形势下，试图扮演调解人的角色，不会取得任何有意义的成果。”
美国不是一直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吗？为什么却先于苏联表态，不愿意扮演调解人角色？其实，此时美国对蒋介石已彻底失去信心，正在策划组建以李宗仁为首的联合政府，企图通过换将，使共产党人在相互让步的原则下接受和平建议。甚至不排除直接同共产党接触，与中共建立起某种关系。
经过一番斟酌，中共决定部分采纳斯大林的建议，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针对蒋介石提出的“五个条件”，中共提出了和谈的“八项条件”。
正如毛泽东所说：“双方的条件都是对方不能接受的，战争必须打到底。”
根据商定的情况，1月17日，苏联外交部长向南京政府驻苏大使转达了苏联方面的答复：“苏联政府认为，作为民主和爱好和平的国家的中国，恢复国家统一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希望中国通过自己内部的努力，通过双方直接谈判，在不受外国干涉的情况下实现统一。”
美、英、法等国在苏联之前已经明确向南京政府表示拒绝充当调停人。
和谈一事只能作罢。
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蒋介石的和谈花招被共产党识破后，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李宗仁同蒋介石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一些军政要人公开进行倒蒋活动，美国对蒋介石也失去了信心。杜鲁门要在中国换马，以李宗仁取代蒋介石。
面对内外夹击的情况，蒋介石只好以退为进。1949年1月21日，62岁的他再次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
一副好牌，已被蒋介石打烂，李宗仁接过来的是一副烂摊子，唯一的办法是委曲求全，通过谈判维持残局。尽管中共开列的八项和谈条件十分苛刻，但李宗仁仍然愿意在此基础上进行谈判，企图以谈待变。
蒋介石与李宗仁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政敌了，但在划江而治这一点上两人高度一致，蒋曾多次向李宗仁表示，支持他与中共谈判，谈出一个“南北朝”的局面。
为迫使中共接受划江而治，蒋介石抢在下野之前，部署军事，给中共施加压力，任命了一批亲信将领担任长江江防指挥官，如以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全盘掌握苏浙皖三省及南京、上海的军事指挥权。
李宗仁所追求的最大战略目标，就是经谈判求得停战和解，保全长江以南省份，与中共以长江为界，在美国支持下坐稳半壁江山，并彻底取蒋而代之。因此，所谓愿以中共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谈判，只是他的缓兵之计。
当时武汉下游长江以南地区，国民党尚有残存的百余万陆军，空军、海军仍是完整的，又有新兵陆续补充，总兵力号称有300多万。李宗仁的算盘是：尽管兵员素质不行，无法进行决战，但守长江总该是可以的。加上桂系的几十万精锐扼守长江，同共产党隔江对峙个三年五载应该问题不大。
白崇禧也对人说：我们除了在长江北岸留一些警戒部队外，都撤到南岸布防，我们有海空军的掩护，长江天堑，共军是过不来的。
3月31日晚上，李宗仁主持召开了重要军事会议，主要议题是加强长江防务。会议责成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及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命令各部队，严防共军南渡，并就海军沿江巡逻、空军分区侦察以及交通补给等事项作了规定。还责成参谋总长顾祝同加紧组编二线兵团，以资江防的后续梯队。
李宗仁在部署长江防御和组织和谈的同时，不忘请苏联出面规劝中共。他召见罗申，要求苏联政府帮助中国停止内战。但罗申尖刻地回答说：“总统先生，现在已经太迟了。中国政府是不会摆脱美国的。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又有何能力呢？”
李宗仁再派人去见罗申，得到的答复是，为了表示中国政府的诚意，首先应尽其所能把美国势力赶出中国。
渡江战役
把后台老板赶走？李宗仁怎么能做得到！
中共也知道，李宗仁的所谓和谈也只是以谈待变，加紧部署长江防御而已，因此把谈判的最后期限定在4月20日。
人民解放军跨过长江，直捣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
4月20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发表声明，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当天午夜，人民解放百万雄师以排山倒海之势强渡长江，只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就跨过了长江天堑，国民党守军迅即溃败。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