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档案馆里珍藏着一张士兵照片，这张照片是1944年11月23日拍摄于中缅印战区，当时中美军队正在对滇西、缅甸的日军发起反攻。
军衣对于这位小战士来说过于宽大，已经快垂到他膝盖位置。同样宽松的帽子，使他不得不戴两顶才能勉强套稳在头上。一切装束都显露出与他的年龄极不相符。
帽子上的青天白日帽徽显示他是一名中国士兵，他的身上挂着一个背包和两个水壶。脖子上斜挂着一个干粮袋，像是拍照前战友逗他而临时挂上去。
在阳光下，他稚嫩的脸庞，露出灿烂的笑容。举起右手，对着镜头竖起大拇指。在战火肆虐的环境里，这样的笑容很能给人信心，仿佛胜利就在眼前，光明即将到来。
美国的档案中的备注显示，这名战士的名字叫“Lee Chan-hon”。这是威妥玛式拼音，音译过来的就是“李占宏”。备注中说，拍摄时他刚刚满13岁，已经在中国军队里服役了2年。
也就是说，他11岁已经参军，是个不折不扣的娃娃兵。如今，绝大多数11岁的孩子还在上小学。而当年，民族危亡之际，“李占宏”这样的孩子，不得不扛起钢枪，走上战场，保家卫国。
这张照片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尘封了66年，直到2010年，影像图书《国家记忆》在中国出版，书中选录了这张照片。书刚上市，“李占宏”立刻引起了国内网友的关注，成为一位“网红”。
笔者看了很多关于这张照片的评论。有的人质疑，这么小的年纪不应该上战场，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孩子去当炮灰。有的人说，国难当头，不分老少，都有义务保家卫国，他很勇敢。也有的人说，他在那样残酷的战争环境里的笑，给人一股温暖……
笔者当时猜想，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作为父母大概都不会让自己如此年幼的孩子走上战场。他也许已在战火中失去了亲人，如果不去当兵，又或者部队不接收他，很可能无法继续生存。
关于这张照片有一连串的疑问。他到底为何年纪轻轻就走上了战场？是什么让他笑得如此开心？他是否在残酷的战争中生存下来？他的人生到底有着怎样的结局？
巨大的好奇心，使得网友急切地想得知这位娃娃兵的下落。他们甚至专门成立了一个寻找老兵的组织，检索了大量的资料，走访了许多抗日老兵，却一无所获。难道这个叫“李占宏”的娃娃兵已经牺牲了？
这些年，抗战老兵得到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怀。2005年，一些志愿者成立了“关注黔籍抗战老兵慰问团”，专门帮扶一些生活困难的老兵，并记录他们的抗战故事。
2012年初，该组织联合贵州省青年志愿服务基金会发起了“贵州老兵关怀计划”。在活动启动当天，一位叫陈友礼的农民看到现场挂了许多宣传海报，便找到志愿者说，他也曾参加过抗战。
根据以往的经验，绝大多数抗战老兵都在90岁以上。而这位叫陈友礼的老人精神矍铄、行动矫健，看上去也就80出头。这给志愿者心头留下一些疑问。
为了了解具体情况，志愿者们数次到老人家中进行了细致的访问。经了解，陈友礼老人11岁就参加了中国远征军，部队番号是第5军第200师第600团第3营第8连。
他能准确说出连长、师长、军长的名字，以及营长、团长的姓，讲述的许多细节都符合历史档案描述，对照抗战老兵的一般认定标准，他完全符合。
后来，志愿者在与他的交谈中了解到：老人戎马生涯10余年，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他觉得很遗憾的是，自己没有一张军旅照片。
为了满足老人的愿望，一名志愿者想到了同样是11岁参军的“李占宏”的照片。他把那张“网红”照片冲洗出来，装裱了，准备送给老人。
志愿者心想，照片虽然不是陈友礼本人，但他是远征军的代表，而陈也是远征军的一员，相信他一定会喜欢。
志愿者再次来到陈友礼老人家中探望，当送上那个相框时，老人愣住了。他惊讶地盯着相片看了很久，突然热泪直流，哭着说道：“这就是我呀。”
在场的志愿者看到这个场景，也非常诧异，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情？一个志愿者以为老人说的照片上的人与他小时候很像，试探着问道：“这与您当年的样子差不多吧？”
老人仍然坚定地说：“这就是我，照片是美国人给我拍的。”后来老人还说出了拍摄这张照片的一些背景和细节。
这张照片拍摄于滇西的龙陵，当时是冬天但天气不算冷。拍摄者是一位美国通讯兵，当天他扛着三脚架要给中国士兵拍照，来的第一眼就看到13岁的陈友礼。
陈友礼不懂英文，表示要先经过自己的连长陆春凤（音）同意。陆春风略懂一点英文，是他与美国人沟通。拍照前，连长让人拿些东西给他挂上，以显示他虽然年幼，但能为战争出力。
陈友礼当时是勤务兵，身上背的两个水壶，一个是自己的，一个是连长的。战友们又给他挂上了一个挎包和一个干粮袋。而他帽子太大，事先在里面套了一个，两个缝在一起才能戴稳。
刚开始是站在战壕里拍，但光线不太好，最后又站在路边拍。他竖起拇指表达的是“顶好”的意思，这是对盟军的称赞。那时候，由于言语不通，士兵和老百姓们碰到盟军都会竖起大拇指，表达对他们的问好和敬意。
根据史料记载，老人所在的200师确实于1944年11月参加过收复龙陵的战斗。
志愿者出于慎重起见，给老人拍了照，拿着他的照片请贵州省公安厅技术处的技术人员，以及一些精于面部结构的知名画家鉴定。他们都回复：高度疑似。
另外有一个细节，陈友礼说他虽然是勤务兵，但必要的时候也会扛枪上战场，他曾参加过松山战役。
这是收复滇西过程中的一场恶战。松山地理位置非常险要，扼守着滇缅公路和怒江，不攻下这个阵地，就无法完成滇西反攻。
这一点，日军也心知肚明，早就在松山构筑了坚固的工事。把山体掏空，在内部构筑了三层地道，四周以子母堡相互侧防。中国远征军的飞机大炮都很难对其构成威胁。
中国军队打了两个多月都没有打下来，伤亡惨重。后来想到最原始的办法，挖一条地道到松山主峰下方，美军用飞机从加拿大调来3000公斤TNT炸药，埋到地道内，最终将日本堡垒炸塌。直到9月初才完全肃清敌人。
根据史料记载，当年参加松山战役的部队是新28师和新8军，并无200师参战的记录。有人因此质疑陈友礼身份的真实性。
但根据一位长期研究滇西战史和抗战老兵的作者周渝考证：他曾采访过一些老兵，有提到200师600团部分人员于松山战役末期参战。且现存文史资料中的一些回忆录也能与之相印证。
战史之所以未记录，大概是因为该部参战时间短而且人数少。档案只是历史的一角，而并非历史的全貌。需要长期关注这个领域的学者才能了解到600团参战的历史。
一般人即使要编故事，也很难知道这段隐秘的历史。这更加印证了陈友礼老人身份真实性。
说到这里，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照片上备注的姓名是“李占宏”与老人名字不符，而且美国人的档案管理非常严谨，不太可能出错。那么问题又出在哪里呢？
结合当时的情景，写错名字很可能是以下两种原因：
美国人拍完照并没有问陈友礼的名字，因为他不懂英文，可能事后由他所在的部队报上名字。虽然美国人的档案很严谨，但国军的档案却非常混乱。即便牺牲人员的姓名这样重要的事情也常常弄错，拍照这种不重要的事情出现张冠李戴的情况也不足为奇。
另一个可能是中美两国姓名写法的差异，英语的写法是名在前姓在后。在互相翻译过程中，可能出现书写错误，写成“Lee Chan-hon”。如果把“Lee”放在最后，则是“Chan Hon-lee”则与陈友礼的读音非常接近。
解决了身份的疑问后，下一个问题便是老人是在何种情况下参军的？
陈友礼是贵州毕节赫章县平山乡人，出生于1931年。他的童年非常悲惨，一岁半的时候母亲便去世了，父亲对他也是不闻不问。他是跟着奶奶长大，六七岁就出去给人干活。
11岁那年，他正好碰到贵州师管区到毕节来招兵，于是便跟着一个比他大的伙伴想去参军。结果招兵的负责人一看说：“你太小了，不要。”
反攻腾冲
陈友礼没有死心，第二年春天他又碰到招兵。至于为何这么执着于当兵，老人坦言：他当时年纪小，又是一个孤儿，在外面很难生存，当兵有口饭吃。另一个是，经常听说日军杀害中国百姓的事，对他们产生痛恨。
那天，他去报名参军，看到招兵负责人迟疑的眼神，担心他又说不出“不要”两个字。便抢在他前面说：“我虽然小，但能打鬼子。”那个负责人听他这么一说，很高兴地说：“有志气，可以。”
就这样，陈友礼进入部队。因为年纪太小，他被分配到第5军200师600团3营8连，给连长陆春凤当勤务兵。
那时的陈友礼可能不知道，这是中央军王牌部队。第5军是国军第一个机械化军，而它又是在200师的基础上扩编而成的。前任军长杜聿明和继任军长邱清泉都是国军名将，200师前任师长戴安澜更是国共都认可的民族英雄。
陈友礼得到的待遇比一般部队要好，连长也非常照顾他。许多重活都不让他干，有时候从美军那边带回来一些罐头也分给他吃。连长还教他识字、打枪，说将来抗战胜利了，要送他报考中央军校。
在滇西反攻末期的回龙山战斗，老人亲身感受了战争的残酷。那时中国远征军部队已经把日军残部分割包围，日军若不投降也会被活活困死。
但远征军由于物资供应不上，弹药并不充分，攻势也越来越弱，不过他们都相信很快就会胜利。实际上，他们低估了日本人。日本人发现远征军攻势减弱后，在一个黄昏发起了自杀式冲锋。
漫山遍野的日军一涌而下，端起刺刀冲入远征军的战壕里，一些战士还未来得及反应便已牺牲在日军的刺刀下。陆连长一直把陈友礼带在身边，指挥战斗。
两军厮杀成一片已很难分清楚敌我。陆连长也在与日军拼刺刀的过程中受伤，这时日军又一刀刺过来，连长只能用手掌去挡，刺刀刺穿了他的手掌。陈友礼见状赶紧向那个日军开了一枪。
陆连长伤得很重，流血不止。陈友礼驮起他往山下跑，送到担架上，他哭着求那几个抬担架的说：“这是我们连长，一定要把他送到野战医院去！”
遗憾的是，陈友礼从此以后便失去了连长的消息，两人再也未见过。所以，老人看到那张照片，看到照片里的水壶，大概想起了自己的连长，便禁不住地落泪。
抗战胜利后，第5军投入了内战，在1948年底的淮海战役中被歼灭。陈友礼也早在1947年随部队投诚，后来被编入解放军当司号员。
抗美援朝战争时，他所在的部队第一批入朝参战。陈友礼参加过第五次战役等大小十多次战斗。1955年，他转业回到阔别13年的老家，后来被分配到遵义地质队当工人。
再后来，但由于历史的问题，他受到不公正对待，被开除工作籍和军籍，送到农场改造了10年。1979，陈友礼回乡当了农民，由于家人都已去世，他无依无靠，只能去做了上门女婿。
如今，他已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儿子在贵阳开出租车为生，老人跟儿子住在贵阳。这些年，国家对参战老兵越来越关注，相信老人的待遇已经得到很大改善。
回看老人一生，13年戎马生涯，大多数时间都是在与外族作战。此后又经历了10年沉浮，备受苦难和委屈。当所有荣辱都已成往事，从老人的谈吐之间仍然能深深地感受到他对脚下这片土地的热爱。
他从来不后悔当年的选择，曾在镜头面前说：“国难期间我们要尽最大的力量挽救我们的祖国，为了保卫祖国，打死也值得，打死就算了。”
个人的命运在大时代当中是微不足道的，民族危亡之际，总要有人付出、有人牺牲，总要有人负重前行。历史的车轮是滚滚向前的，不论经受过任何磨难和委屈，都应该向前看，努力去使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好。
陈友礼老人做到了这一点，他回到农村后很少对人说起自己的往事，也没有抱怨什么，只是过好当下的生活。假如他那些牺牲的战友能看到今天的一切，也必定会含笑九泉。如今国家繁荣，社会太平，不正是他们当年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所追求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