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9日，毛泽东的嫡孙、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毛新宇出现在钓鱼台国宾馆俱乐部，参加中国国家博物馆主持的“领袖之美——再造毛瓷”首发会。这批高仿瓷取样于毛泽东晚年时所用瓷具。

　　民间关于“毛瓷”的传闻从未间断，关注的人常把它与中国古代专为皇帝制作的官窑瓷联系起来，把“毛瓷”称为“红官窑”。

　　在建国之初，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及国家机构在瓷器使用上以“建国瓷”为代表。由时任国家政务院副总理的郭沫若提议的“建国瓷”，对新中国瓷业影响巨大。正是通过“建国瓷”的研制，使景德镇、醴陵、宜兴等瓷产区恢复了因战乱而衰败了几十年的制瓷工艺。

　　而为毛泽东专门定制瓷具则在此之后，“毛瓷”是对毛泽东专用瓷的一种俗称，但在陶瓷收藏界，它特指1974年醴陵瓷和景德镇的“7501”瓷，这两批专为毛泽东设计研制的瓷具也是20世纪中国制瓷工艺的代表。在这其中，1974年醴陵瓷又是毛泽东去世之前主要使用的瓷具。

　　在中国，醴陵瓷大有来头，上世纪初曾因民国首任总理熊希龄的扶植而红极一时，所创制的釉下五彩瓷不但得到慈禧的喜爱，还在1915年于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与茅台酒一道获得金奖。

　　毛泽东认识醴陵瓷始于他年轻时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期间，他四次到醴陵与当地农民攀谈，据他本人回忆，醴陵的乡亲很好客，每次去都会用漂亮的小碟子装很多小吃招待他。1956年，毛泽东回湖南考察时，指示湖南省委在醴陵成立了瓷器公司。

　　自那以后，醴陵和景德镇等瓷产区一道承担了国家机构和工作人员的瓷器供应，毛泽东专用瓷也是从那时开始出现。被称为毛泽东“管家”的吴连登一直在主席身边工作，他回忆，主席有两难，睡觉难、吃饭难，文件没看完，他不吃饭。这一等菜就凉了。于是他们想了个办法，专门订做了瓷器，盘子上碗上加个盖，保温，也卫生。

　　从最早的“胜利杯”到后期的带盖鱼盘，1958年到1974年间，中南海国家机关在醴陵定制毛泽东用瓷达1555件，包括食具、茶具、文具、烟灰缸、牙盒等。而这其中最为著名的则是1974年所产的瓷具。

　　1974年秋，毛泽东最后一次回到湖南，并将于长沙度过其81岁生日。那年仲夏，醴陵群力瓷厂接到上级一个秘密指令，要求研制一种精美的小碗，在主席生日那天使用。

　　到现在，吴连登也记得那只小碗的样子，很小，胎很薄，又轻，半透明的碗上里外都有月季花彩绘。主席第一次看到这个碗时，高兴地说了一句：“这好啊！”

　　这就是声名远播的“毛瓷”代表——红月季碗，重量只有124克，双面釉下五彩，无铅毒，不含镉，永不褪色。

　　晚年的毛泽东仍然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经常是一手拿着厚重的书籍，一手拿着放大镜，一看就是几个小时，疲惫的时候连碗都拿不稳。

　　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张平化知道后，便提议为主席烧制一种轻薄的小碗。是年秋，吴连登和湖南省委接待处处长肖根如，会同醴陵县委、县革委一起来到群力瓷厂，布置下这项“严肃的政治任务”，要求群力瓷厂必须在保密的状态下进行这项工作。

　　双面釉下五彩，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最先提出这个建议的是肖根如，“为的是让毛主席吃饭时心情愉快”，他没想到，正是这个提议开创了双面釉下五彩瓷的样式。

　　为了完成这个特殊任务，群力瓷厂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从选料、配方到器形设计、颜料搭配……每一个细节开始攻关。担任彩绘总设计的是时任群力瓷厂副厂长、总工程师李人中，为这只小碗采用什么花色，他闭门苦思了一个星期，既突出政治，又要有全国代表性，这让他犯难。最后还是在妻子的帮助下，选定了月季花的图案。月季花又名月月红，这与当时“祖国山河一片红”正相呼应。而红月季碗的泥料也是存量极少的“洪江泥”，在当时便被作为国家用瓷专用土而封存。

　　经过一个多月的试制，这批主席专用瓷于1974年11月烧制成功。同样形制的碗一套4件，除红月季碗，另三件的图案为芙蓉、菊花和梅花。红月季碗很快就摆到了身在长沙的毛泽东面前，工作人员回忆，主席看了之后非常高兴。吴连登说，直到毛泽东去世之前，用的一直是这种碗。

　　任务完成后，与该项目有关的所有模具、配方、图纸等均作为绝密档案收存入库，而在制成品中，除了上交的40件精品以及奖励给制作者的极少几件外，其余全部销毁。不久之后，只存几吨的“洪江泥”也被使用一空……这批主席用瓷成了绝品。

　　直至1997年广州嘉德拍卖会，红月季碗再次于民间出现，当时作为拍品的红月季花碗尚有釉裂，即便如此，也以8.8万元被人买走，而那时陶瓷收藏还不具有现在这般热度。

 同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大部分同志一样，毛泽东一生嗜好香烟，在他留给世人的诸多影视、图片、文字资料中，手夹香烟或 在嘴上叼着香烟成了他的公众形象，为国人所熟悉，也为外国人所了解。

　　毛泽东与香烟因缘

　　毛泽东是何时起开始学会吸烟的，至今尚无文字见述，他本人也不曾讲过。但可以肯定，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烟瘾已经很大了。

　　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毛泽东在湖南长沙、湘潭等5县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抽的是一种“叶子烟”。当时湖南农村老百姓都抽这种烟，毛泽东为便于接近群众，一边提问一边抽这种烟，让参加座谈会的农民倍感亲切，缩短了毛泽东和他们的感情距离。

　　据有关文章记述，毛泽东一生中主要吸的是“纸烟”。战争年代的纸烟来源主要是国民党军队“进贡”（战利品）。因此，香烟的牌子自然是形形色色，多种多样，毛泽东曾经戏之为“吃百家饭，抽百家烟”。在当时艰苦卓绝的情形下，包括纸烟来源，也是没有保障的，因此毛泽东也抽过旱烟。战争年代，毛泽东抽烟没有保障，大都是战士缴获什么烟就抽什么烟，也就是现在流行的卷烟。没有这种烟的时候，毛泽东烟瘾来了就用纸卷成喇叭筒，里面包点烟丝，这种烟没有经过多少加工，烟味重又辛辣，毛泽东就靠这种烟，熬过了漫长的艰苦战争岁月。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吸烟更多了。这时候生活条件改善了，香烟来源稳定。同时，毛泽东的工作更加繁重，他常以香烟来作为神经缓冲，常常一边工作一边吸烟，休息时也点上一支烟，一边吸一边思考问题。他的许多重要的思想便是在烟雾缭绕中产生的。

　　美国作家R·特里尔撰写的《毛泽东传》，是这样描述评价毛泽东抽烟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消费国。毛至少有60年的抽烟历史。可能任何国家的政治领导人都不如毛抽掉的卷烟多。毛似乎有一段时间戒了烟。伏罗希洛夫元帅在斯大林死后访问中国时，曾告诉毛说：如果斯大林遵照医嘱戒了烟的话，他不至于逝世那么早。于是，毛也戒了烟。但是，十个月以后，他又重新抽了起来。他说：戒烟无益于事，我们工作太辛苦，不能不抽。”

　　毛泽东的烟瘾很大，工作人员每次买回的烟数量较多。香烟会受潮，不便长时间保存。毛泽东本人并不计较香烟是否受潮，照抽不误。工作人员便为毛泽东特制了一个“烤烟箱”，常常将香烟烤一烤再给他抽。毛泽东对此很满意，夸工作人员很细致，注意节约，避免了浪费。毛泽东最喜欢抽的是“熊猫”牌香烟。据说，也曾经抽过“555”牌香烟，但他很快就不再抽这种“鬼子烟”了。也许是因为这种烟太呛，也许是因为抽洋烟要花外汇，反正只抽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便坚决不抽了，改回抽“熊猫”牌香烟。

　　1968年，毛泽东患重感冒，病中烟瘾发作，一抽烟便咳嗽不止，李先念向他推荐什邡烟厂专门为他们生产的13号特供雪茄烟，吸过后，咳嗽立即缓解，说道：“此烟既过瘾又不咳嗽，真是太妙了。”此时，毛泽东的身体日渐衰弱，医护人员既不忍心让他承受戒烟的痛苦，又不能眼睁睁看着他身体受损。后来有关部门便想了个办法：与烟厂合作，专门为毛泽东生产了一种掺有中草药的雪茄烟，去掉一部分香烟中对人体有害的成分，让他既过了烟瘾又尽可能轻地损害身体。

　　因此，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毛泽东开始吸食由四川什邡卷烟厂特供烟生产组制造的雪茄，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为确保他的抽烟安全，国务院办公厅决定，将什邡卷烟厂的特供烟生产小组举迁北京，在门牌号为81号的中南海对门的北京南长街80号设立特制烟小组，专门为毛泽东精制专贡的“132”雪茄卷烟。

    毛泽东选定什邡特制2号烟

　　四川什邡种烟历史近200年，以质地优良的什邡烟叶为原料制成的什邡雪茄，被誉为世界三大名牌雪茄之一。什邡卷烟厂于1918年创办，从50年代末期开始，贺龙元帅抽的雪茄烟，就是该厂工人范国荣等人卷制的。

　　由什邡烟厂给中央领导生产特供烟，便是由贺龙元帅提议，经中央办公厅和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研究以后决定下来的。1964年秋季的一天，什邡卷烟厂的党委书记通知几个技术好的师傅：“明天休息一天。到仓库里带些最好的烟叶，带上洗漱用品，不用带铺盖卷，到成都去完成政治任务。”

　　当天入选的成员是刘宗贵、姜跃秀、黄炳福、范国荣4位师傅，都是政治合格、技术过硬、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一开始，他们也不知道此行是干什么，到成都后才知道是要给贺龙造烟。他们在成都待了4个月左右，每天工作8个小时，每人每天要生产100至200支雪茄烟。

　　终于忙完了，4名师傅又返回什邡卷烟厂。不久，厂里的党委书记通知他们：“毛主席平常抽的是纸烟，现在犯了咳嗽病，贺龙元帅建议毛主席抽雪茄。毛主席试过之后感觉不错。现在，咱们厂开始给毛主席制作雪茄。”

　　生产特供烟是一个新课题，为确保落实好这项政治任务，什邡卷烟厂专门设立了特供烟卷制组。特供烟卷制组设在厂长办公的小院内。经过技术攻关，什邡卷烟厂一共研制出了35个配方，在样品试制成功之后送交北京。其中的1、2、13、33号成为选定产品，毛泽东选定的是2号烟，属于味道比较淡、有食指那么粗的中号雪茄，而贺龙吸的是33号烟，味道非常浓。不久厂方接到通知，按中央首长选定的1、2、13、33号进行生产。

　　为毛泽东特制雪茄烟，对制作技术的要求特别严格：首先在选料上，“特供”严于“出口”。要选上好的烟叶，先进行粗加工：去烟梗；为了增加湿度，要拿越南桂皮、曲酒蒸；然后用特级花茶漂，此环节中的具体操作，要根据天气的不同而变化。之后是晾晒、卷制，最后放在烘箱里烘干，10支1包，装进烟盒，要派专人送到北京。

　　做雪茄不但味道要好，对烟灰的要求也相当高，烟灰大致有3种：麻灰色、黑灰色、白色。好的雪茄烟，烟灰不但雪白，落到地上还要保持完整的烟的形状。为了鉴定是否“接火、灰白、香足、味浓”，每支烟要剪下尖部点燃品尝。卷特供烟的师傅最多时仅4人，难以应付，厂领导有空儿时也来吸，曾发生过吸至晕倒要吃生米急救的事。后来，用土制工具代替人吸。继而又采用草灰水浸泡以解决灰白问题，才解决了这一难题。特供烟全用手工卷制，单人日产仅为20至30支。包装用白盒，编号封条，由专人送到成都军区政治部，一月一次。

　　特供烟组的工人一天做多少支，上级过问不严，但一旦发生质量问题，定要查个水落石出。有一次，几支燃不着的烟被国家卫生部封条盖章退回来，按照烟上的次号，很快查出是谁做的，并立即将其撤出特供烟组。另一次，国务院开会，中央领导人正抽着，烟头弹出火花，将台布烧了一洞。电话立即打到成都军区，军区派员到厂查访，检验的结果是烟芯太细和外皮筋未铲平。厂里针对这两点改进工艺，类似情况再未发生。

　　对于什邡卷烟厂来说，给党和国家领导人造烟，当然是安全最重要，为此，厂里专门安排了两个房间，成立了生产小组。这两个房间的安全措施非常到位，周围拉着钢丝网。进屋以后，特制的烟放在一个上锁的大铁柜子里，铁柜子里还有一个上锁的小柜子。逢年过节放假的时候，门窗要贴上封条。有一次，放假结束，师傅们来上班，把门上的封条拆了，进门开灯。手在门口墙上一摸，灯绳没有了。向厂里汇报后，县公安局来人了，成都军区也立刻派人过来了。封条、门锁完好，可灯绳没了，是怎么回事呢？经过反复检查，才发现灯绳被老鼠叼走了。

　　“132”雪茄烟的诞生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送京的特供烟停止使用，为了确保毛泽东吸食雪茄烟的安全，中央办公厅决定将卷制组举迁北京。

　　在毛泽东停吸什邡雪茄烟期间，为解决他的抽烟问题，中央办公厅和北京市委的领导多次讨论，最后决定派北京的烟草技工到什邡“取经”。1971年末，中央办公厅的孟景云、北京烟厂的孙正兴两名干部以及从烟厂抽来的两名老工人一同前往四川。在什邡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小屋中，北京的两位“老学生”潜心学习着四川师傅的每一点手艺。可是20天过去了，他们终究不得不说“实在学不会”。中央办公厅和北京市委再次召开讨论会，会上有人提议：请四川师傅来京做烟。

于是，孟景云等再次南下，在什邡烟厂经过严格政审，并征得本人同意，选中黄炳福、姜跃秀、刘宗贵、范国荣等几位厂里技术高超的骨干。1972年3月，这几位四川师傅举家迁至首都北京。

　　基于特制烟生产场地既要方便，又要安全，生产小组放弃了在人员众多的北京烟厂“落户”的打算，而选择了僻静的南长街80号。举世闻名的南长街81号中南海对面的这座内外套双层四合院，原是匈牙利大使居住的地方。关于生产小组的管理，1971年11月，北京市委召集北京市房管局、公安局、计委以及烟厂的有关领导开会，宣布由中央警卫团的危德纯负责小组的思想政治工作，北京市公安局的柏宝英负责小组的安全保卫工作。小组还有从北京烟厂选来的两位辅导工，一名1939年入党的炊事员及两名锅炉工。会议向小组提出了“三保”要求,即保安全、保质量、保数量。

　　黄炳福等人一到南长街80号，内外院已装修一新，并已决定将原为生活区的内院改作生产区用。由于南北气候、水质存在着差异，生产前要先做实验。黄炳福在烟厂期间一直从事高级雪茄配方工作，他们根据毛泽东的吸食习惯和身体状况，在13号雪茄烟的基础上，通过对上千种中草药筛选和极为特殊的工艺处理，经过几个月的反复试验，终于研制出专供毛泽东个人吸用的特供2号雪茄烟。当时，毛泽东常在颐年堂点上一支特制的雪茄烟接见外宾和组织会议，所以，特供2号雪茄烟取名为“颐年世纪”。

　　给这样一个新产生的小单位定什么名称，当时颇费了一番思索。基于不搞对外牌号、便于内部称呼联络等因素，生产小组对外叫“360信箱”（小组的通讯地址），对内则称“132”。直观地说，这个名字只是两种烟的型号，即13号和2号。

　　在这个专门制烟的屋子里，共有13个职工。除了从什邡卷烟厂调来的3个人，还有经过精心挑选的1个保安、1个厨师、1个开车的司机、2个锅炉工、1个支部书记，外带4个学徒。该小组在近6年的生产中只卷过13号和2号这两种型号的雪茄烟。2号烟特供毛泽东，13号烟供给李先念等其他领导人。因此，更确切地讲，“132”应被写作“13·2”。

　　“13·2”工作由中央办公厅直接领导，生产原料仍由四川供，辅助材料在当地购买，特供烟月产15至20条。内部纪律十分严格，不能向外打电话，外出要请假，回来要汇报，不准会客。作息和学习制度也过硬，早上6点20分起床，冬天扫雪，夏天擦灰，晚上9点半睡觉。8小时工作制，上、下午各做一次工间操。每天用90分钟学毛著、学《反杜林论》。每周一次党员会，一次民主生活会，用“老三篇”对照检查自己。

　　“文革”给“132”小组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他们像地下工作者一样遵守党的纪律，保守秘密，对自己做的事情始终保持沉默，他们的婚嫁对象也要经过组织的严格考察，他们的子女从未进过南长街80号的这扇大门，他们不能接打一个电话。没有人知道他们的默默奉献。

　　毛泽东于1976年9月逝世后，特供烟的生产并没有停止。为了外事的需要，北京卷烟厂一直承担着这一特殊任务。80年代初，北京卷烟厂与中南海警卫局商谈商标注册事宜，随着注册的成功，北京卷烟厂将当时为毛泽东主席提供的卷烟起名为“中南海”，特供烟也“旧貌换新颜”。商标在图案设计上保持了中国的传统艺术风格，以大红底色并辅以金色，表现了中华民族喜庆、吉利的特点。特别是以毛泽东亲笔书写的“中南海”3字作为商标更是中国古老文化的精髓，采用考究的红色铜版纸印制的中南海烟标，使人联想起那段火红的历史。十三大、十四大、亚运会、国庆45周年庆典以及招待外宾等场合，特制红“中南海”都是专用烟。

　　特别的“132”雪茄烟

　　“132”雪茄烟有两处特别：其一是烟叶的特别，其二是手工卷制技术的特别与精湛。在天府之国新都县的独桥河两岸共有200亩油沙地，传说这块地生产的烟叶在古时候是给朝廷的贡品。其种植所需肥料都是些猪粪、麻酱、香油等极其有营养的东西。为能尽量多地吸收营养，烟叶不能长得太快，因此土地不得多浇水。这里生产的烟叶有柳烟和毛烟两种，柳烟味淡而纯，毛烟味浓而重。两种烟叶在燃尽后均不落灰，烟灰呈白色，抽吸时喉咙处可感到丝丝凉意。烟支长时间搁置不会熄灭，只要再抽一口便会继续燃烧。因为受限于自然条件和独特的生产方式，独桥河两岸的柳烟和毛烟十分珍稀，每年产量最多不过20担（1000千克）。“132”所用的正是这种烟叶。

　　在对其卷烟技术有了一个大致了解后，也许便不再会奇怪当初两位北京老师傅去什邡“取经”时的失败，因为它的各道工序都是如此考究。

　　首先是烟叶的挑选。独桥河的烟叶从地里摘下时还不能马上采用，必须存放3年方被送至北京。在一捆25公斤的柳烟叶或毛烟叶中经过精挑细选，最后被用的只有5公斤左右。其次是烟丝和外用烟皮的制作。烟叶前后要喷洒两次香料，香料用甘草、桂皮等多种中草药加上从四川远道而来的特曲酒、缅甸的香精等材料按严格比例制成。不得不说，除了烟叶的优良外，这种香精的配方是其味道香醇的第二个奥秘所在。

　　第三是卷制工作也十分讲究，单是这个步骤就让人望而却步。这也恰是当初两位北京“学生”遇到的最大的拦路虎。“132”特制雪茄烟工序全部用手工完成，劳动工具很简单，只有木箱子、切刀、筛子等。通常一天最多生产七八包雪茄烟，价格为9元1条，这些钱从几位领导每月的工资中扣取。生产的全过程，都在中央办公厅和北京市委委派人员危德纯、柏宝英等同志的管理监督下进行。

　　为保证烟支质量，小组成员对生产中遇到的每一个问题都要费一番琢磨。如在成立初时，有一次工作人员看到主席手中的雪茄烟总是抽了三分之一便放下不抽了，而以前从什邡来的雪茄烟主席最多只剩五分之一。为此，小组成员和北京卷烟厂的领导、业务人员当晚即召开讨论会，将主席放下的烟头捻碎仔细观察。危德纯拿起一个烟头重新点燃，吸了几口后，他突然意识到烟支的温度很高，夹烟的两指明显感觉灼热。经过几天的研究，烟支“发烧”的答案终于找到了。原来，在什邡烟厂卷烟时烟叶中水分含量为13%，当烟支被送至中央，正好11%的含水量。现在北京的生产小组在处理烟叶时仍采用13%的水分比例，但省却了路途上所费的时间，因此含水量偏高。次日，生产小组将烟叶中的水分直接处理至11%，果然发现主席几乎把手中的雪茄烟全部抽完了。小组人员经常研究烟的制作方法。考虑到主席高龄，生产小组在把烟叶搓成碎片前，将上面的叶茎全部抽掉。这样，雪茄烟在抽吸的时候变得更加柔和松软。

　　1984年在国庆35周年之际，“132”正式宣布解散。 （摘自《文史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