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年的现象顺谈一点事物的本质 （二）链接

低调

扩军备战的目的并非求战，而是止战。况且，中国无论是公开说的，还是自己内心实际想的都是追求人民的美好生活，许中国人一个发达国家，并不是要称霸统治世界。因此，在全速提升自己国防实力的同时，中国最明智的选择看来仍然是选择过去四十年来一直基本维持的低调。虽然国际上不少观点认为中美难逃修昔底德陷阱，但中美必有一战并非是个定论，而且，中美都清楚全面之战无论结果如何，都会必然震动各自国本甚至影响整个人类社会。更重要的是，中美的冲突同人类历史上所有的守成强权与新兴强权的冲突有关键和本质上的不同。前文多次尤其是第一部分有特别讨论。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人类集团对资源的认识集中在土地和人口，而且对资源的占有是排他性的，你有我无，不共戴天。这里并非强调对手之间有否深仇大恨，而是传统资源和财富的独占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占了中国这块地盘，中华民国就不能继续存在。二战之后联合国成立，在美国主导推动之下，人类社会摒弃自有史以来就存在的使用军事力量侵犯吞并他国弱肉强食的竞争模式。自此之后，世界上各国国界大规模的变更基本都是国家内部力量促成的合并或分裂。合并是基本和平，如东西德统一。分裂有和平像捷克斯洛伐克，有暴力像南北苏丹。但一个主权国家像以往一样以武力吞并另一个主权国家的行为已经不被国际社会接受，像伊拉克吞并科威特。这种摒弃以武力征服、吞并、殖民、奴役的国与国之间竞争形态的新型人类国际社会结构至少至今也维持了七十五年。世界强权美苏英法虽然都牵扯进不少军事行动甚至大型战争，但至今没有一个将战败国吞并据为己有的案例。而唯一实践这种古典领土扩张的萨达姆伊拉克迅速被联合国授权的国际联军惩罚，被迫吐出已经吞下去的科威特。另外，全球范围民族与国家意识的高涨，用武力强行征服和统治一个不接受不服从不合作心怀不满的人民对征服者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下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吃力不讨好工作。这个情况无论对作为征服者的国家和其统治集团都看似是个赔本买卖。因此，这种排除武力吞并国家的国际环境在可见未来似有可持续的基础。

在这个人类社会新常态之下，国家之间在和平条件下的竞争转向科技创新与创造财富两大方面。这个局面虽仍持续了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先进发达国家在人类社会所固有的竞争优势，但同时降低这些先进工业国之间的武力冲突危机以及所附带的成本。在和平环境下，竞争的胜负不再强调你死我活。商业活动在本质上就带有共赢的特征。特朗普执政团队对中国再苦大仇深，也希望中国买美国的大豆玉米。同一个道理，美国即使在同中国竞争当中逐渐丧失上风，并不代表美国就失去生存条件，乃至于失去发展反超的机会。换句话说，中美和平竞争，美国不接受失利，想将对弈上升到用军事手段是有点反应过度，如果再上升的拼命的高度，要决一死活，那更加属于神经失常。但世界上总有些下棋打牌输了要同人拼命的疯子。特朗普执政团队多次表现出非理性甚至疯狂的决策模式。而将特朗普推上总统宝座的美国人也从这次疫情许多反智和非理性的言论和行为模式上，反映出即便是世界经济最发达，科技水平最高的国家，国民集体，更重要的统治精英某部分集体判断不一定经过大脑的审慎思考。

无论是科技创新和创造财富都是人类交往的产物。人类历史显示科技创新和创造财富两个方面的成就大致都同社会对外开放程度成正比。相反，封闭的社会一旦要被迫面临外来竞争都处于劣势。近代中东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面对西方列强打上门的竞争所呈现出来的颓势，印加文明阿兹特克文明在欧洲人的冲击下甚至彻底消亡的案例说明了这种特性。这个特性像生命的进化，即单性繁殖的生命---每个世代都是上一个世代的完全克隆体，远不如异性繁殖---每个世代都吸收不同的基因提供优胜劣汰的机会，让生命衍生出更强大的变换环境适应性和生存能力。

中国在中美竞争格局中表现出来上升的趋势，没理由要破坏这种有利于维持自己竞争势态的整体环境。美国则不然。在上台前就以强调会对中国不利的特朗普能得到足够的选民认可，说明了美国开始对这种国际环境以及走向负面看法已经形成了共识。特朗普上台后对华强硬措施，即使中美双方以及整个世界都有所预料，但其强烈和极端的程度还是出乎大部分人的意料之外。这种敌对姿态，必然会刺激中国当局、媒体以及相当一部分民众的神经，形成一种反制的敌意。虽然中美武力冲突会对两国乃至全球必然会造成难以估量的巨大打击，但美国在军力和其他全面战争要素当中的大部分项目上仍然明显具有对中国拥有优势是双方都知道的。此外，军事上除了小打，即冲突限于单个或有限几个地点、无伤亡或者少量伤亡、时间以数小时到数天为限，或大打，即双方动用常核武器对对方不分青红皂白、务求彻底摧毁对方一切目标的打击行动，任何不大不小的军事冲突对中国的伤害会大于对美国的伤害。因为对中国的伤害将不仅仅是军事上难以预料的胜败局面，更加是对中国发展环境的破坏甚至摧毁。而后者恰恰是美国鹰派所追求的战略目标。

然而，即使对于习惯于想打谁打谁的世界霸主美国，对发动对华战争这种必然会撼动国本的动作还是难以凝聚精英的决心和民众的支持的。此外，中国毕竟是美国所面对除高峰期苏联之外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有确定能打击美国本土目标的核常两类武器，其中一些武器的技术水平还明显在美国之上。同中国开战，美国必然要进行至少在军事范畴最高等级的全面动员。即使外界相信中国的军力目前明显相对弱于美国，但战争的结局必然由不得美国单方面控制，甚至仅仅要准确预测。而且，美国以前同当年力量相对更薄弱的北京政权所作的多场军事较量结局都对美国不利的过往记录不可能对美国决策没有心理阴影。一句话，美国要打中国，极不容易。

因此，对于美国要不顾一切铁了心要打中国的极端鹰派，达到发动对华战争目的的可行办法就是刺激中国作出反应倒转刺激美国，形成一种推动双边关系进入螺旋式升级敌对状态，最后真的进入战争状态。当年美国对苏联并没有玩这种游戏。美国上下都非常清楚美苏之战的结局就是同归于尽，刺激苏联也等于拿自己的生存开玩笑。但中国不是苏联，还未达到苏联的打击能力。同时中国长期也表明无意同美国同归于尽，只追求维持最低核威慑，还宣称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个情况明显给美国一个战略选择上同苏联对弈上的差异。如果一个掌握核按钮的美国政客敢想别人不敢想的，敢做别人不敢做的，那么同中国大打，用十万、百万甚至千万美国人的性命，换取数亿、甚至十数亿中国人和中国目前国家形态的灭亡，在技术上并非不可行。或者整个人类包括美国人民都会事后谴责乃至惩罚做出这种超越疯狂行为的美国政客，但客观上没有制止这样级别的悲剧发生的机制存在。苏联人完全不相信会有这样的机制。因此建立足够的报复力量，保证绝对不会有任何生存下来的意识形态最极端的美国人或西方人会感激这样疯狂政客为保障美国和西方白人在人类社会的长久霸权地位而作出的自我牺牲。

中国自然看透美国最近的一系列表演，对应方法不亢不卑，表现出很大的克制。反应基本是以对等或更多是低半等的方式进行。并没有给出特朗普团队鹰派预期那种双方你来我往互相讨打的场景出现，事情成了美国单方面的咄咄逼人挑衅和不断的自我提高调门叫阵表演，除了专门针对台湾方面的威慑行动之外。不过，对中国的问题不是控制自己的行为，而是控制中国社会的情绪。一方面，当局需要中国社会产生一种对美国打压挑衅的同仇敌忾，团结一致对外。另一方面，这种对美国与西方不满的情绪如果太强烈，会导致民众将不满转向负责处理对美国关系尽量不崩盘的政府导致形成对政权得挑战。海外和网上都出现了不少对中国没以更强硬态度反制美国对中国的强硬姿态的不满，其中不少言辞激烈，直指当局投降卖国。这些批评者认为按照自己的看法去做才最符合民族利益，而当政者软弱无能，甚至为个人和小集团私立出卖国家民族利益。

不过客观说，中国的批评者的批判武器无论是态度还是行动还是相对非常温和的，骂卖国贼已经到顶。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在美国的打压之下，日本国内民众和军政界对那些主张或实施对美国采取温和立场的人物，无论新闻从业员到议员到内阁大臣乃至首相甚至军方高级将领，包括了后来美国恨之入骨的海军大将三本五十六，都被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器的批判。这样的批判强度和全民战斗意志高涨的之下，日本最终如这些大和热血死士们所愿，走向同美国决斗的道路。如果当年由那批该死的“卖国贼“说了算，日本或有可能不会挨原子弹。这样一来，中国东北甚至华北有大概率变成独立国家（当年苏联就已经承认了满洲国）。今天的中国大概也可能省了统一台湾的想法，台湾独立会是日本人的烦恼。

简单地说，就是中国应该全力准备打，但同时全力避免打。中国仍需稳住阵脚、沉着应对，今天还远没有张牙舞爪的资格。而且也没那个必要。况且，中国过去四十年的确在美国主导下的全球化当中赚了，美国人认为中国人抢了饭碗不是完全没道理，不高兴是人之常情。中国社会或者无需对美国人的情绪过度反应。

备战与低调是应付外部对中国崛起所形成的挑战。但老生常谈是对的，一切生命的终极挑战来自于自我。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位置要进步，是需要自身进行不断的改革以适应生存和竞争的条件。

改革

竞争胜负的关键在于生命自身的因素，其次才是竞争对手和环境因素。人是生命，而国家是人的一种集合形式，可视作生命的衍生体，具备生命特性，因而也受生命规律的限制。

自汉朝起，中国开始了解遥远的西方有许多与己很不同的、有规模的人类社会。到了元朝，更加清楚认识到自己处于一个充满其他人类文明、民族和国家的庞大世界之中。元朝、明朝、以及清朝前期七成的历史里，中国并不感觉那些遥远的人类社会对自己有什么重要性，自然也没认为对自己的安全会产生什么影响。强烈的文明自负和农耕社会的保守，中国，至少主流社会，基本不屑去主动了解探索和联系那些遥远的社会，查探一下大地的尽头究竟是什么回事。直至清朝晚期，那些远道而来的西洋红毛绿眼才开始成为了一个大问题。但晚清朝政僵化腐败，内外忧患，连弹压各地造反，朝廷也没钱没兵，要靠各地财主们出钱出人替朝廷续命。这样的主政者自然无力也原本就无意了解西方的进步，集聚精英和民众形成共识进行必要的改革推动社会进入工业化。到了武昌起义时，清朝的垮塌完全是摧枯拉朽，一推即倒。民初的情况比晚清更糟，国家碎片化，仅存一个名义上统一国家，实际由多个政治中心和军阀集团割据，待大多数的政治集团沉淀到在名义上膺服于一个政治中心时，国家只有十年大致和平环境发展经济，虽然可怜仅有年均3.9%的增长率，仍被称为民国黄金十年。但仍点缀着国共内战和九一八事变日军占领东北三省等内忧外患。随后国家进入全面对日抗战，紧接再国共全面内战，直至国民党败退台湾，共产党建都北京，成立人民共和国。

中国近代的孱弱衰颓原因众说纷纭，被清朝、民国、人民共和国三朝官方都认可的观点指向帝国主义的侵略蹂躏。两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中法战争、对俄割让领土、甲午战争、抗日战争等等自1840年开始超过一百年时间让列强踩在地上打的悲惨历史，毫无争议地支持这种观点。这三朝之间，后朝也将前朝的数说一番。作为最后也是今天仍然在位的人民共和国，国家苦难遭遇便是帝国主义（外国强权）、封建主义（清朝）和官僚资本主义（民国）所谓三座大山的错。客观证据或也能支持这个说法。但中华民族过去的几百年来未能维持之前数千年的发展优势，未能抓住欧洲各小国乃至到连东邻日本能抓住的工业化机会，落到一个被欺负的田地，要说错全都是别人的，似乎并不太全面和有说服力。从日本明治维追随西欧人成功走向工业化，从四小龙追赶西方工业化的成就，从中国改革开放迅速工业化等客观发生过或者正在发生的情况看，东亚文明有充分的证据显示出可以接受、并且成功推行足以同西方先进国家竞争的工业化变革。然而，相对于日本的工业化进程，中国大陆大致迟了一百年，吃足了一百年的苦头，受足了一百年的凌辱。虽然后世的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可能会提出许多中国没能工业化各种理由，但许多记录显示在当时中国与日本同时甚至比日本更早，接触西方的思想和科技。早在乾隆时期，西方工业革命前夜的各种科技进步信息和实物产品，从天文地理到冶炼机械都呈现清朝执政集团手上，早于日本黑船事件一百年。清朝廷视那些科技成果为雕虫小技、奇技淫巧，不值一哂。1865年，中国出现第一条铁路，1876年中国出现第一条营业铁路，两条铁路都被官家以民众恐惧或破坏风水之类为由而拆毁。1872年日本第一条铁路通车，虽然当年日本社会对铁路的恐惧和负面批评不亚于中国，日本天皇睦仁（明治）却亲自出席通车典礼。拒绝西方引领全球的工业化进程是当年中国人自己的选择，即使当年已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无悬念地被西方远道漂洋而来的小股无援孤军打败，中国上下似乎仍然无法决定需要改变一些什么去防止这种窘境再度发生。结果窘境没完没了接着来。最后被自己千年的学生打得几乎亡国，被迫在死亡的面前发出最后的吼声。所幸中国还是在被打得几乎亡国的情况下开始改变了自己的睡狮状，一觉醒来，世上已百年。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成就和挫败在大多数的情况下由它的领袖演示出来的。过去几百年中国在西方的崛起的背景下滑向颓败，朝野一代代领袖们还泡在混沌之中不知发生了什么。到了百多两百年前，精英们才感觉到事情不太对了。接下来真的太不对了。中国面对一个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之中的世界。特别甲午战争对中国从最顶层的皇帝到最下层的读书人的震动触及到了内心的最深处；连小日本都可以如此毫无悬念打败中国。接踵而来的败局刺激一代代不少中国精英愿意付出自己个人利益以至性命去寻求救国救民的方法。中国由此进入了在历史上从未曾有过的并非仅仅系名为替天行道实为争夺荣华富贵的改朝换代，而还有要追求国家和民族生存、拯救民众于水火、实现天下大同的等有着更高层面现代哲学意义目标的迭代革命。最后，胜出的人民共和国领袖们都是些身经百战九死一生，同时拥有高度热血激情与冷酷理智的铁血斗士。毛泽东周恩来等众多中共领袖为信仰所作出的奉献和牺牲以及身后无私，世人有目共睹。这些人的努力，将古老的农业社会改造成一个前所从未有过的高度组织和军事化的现代国家，颇有清除宋明以降扬文贬武的糜烂颓废之风、重拾汉唐盛世尚武之气的模样。抗美援朝的胜利更加成功找回民族丧失百年的自信心。不过，推动能令国家强大的工业化进程并不能仅靠激情和奉献。即使能一时集中国家力量成功启动工业基础建设也并不意味工业化进程就此产生自发动力推动自身持续前进。中国自己的实践结果和其他共产党国家的发展状态，无一不显示自己所选择的发展模式在全球竞争环境下并不成功，同革命初衷的愿景并不吻合。于是，中国需要改革，在这个令人失望的背景下，在以人民福祉为己任的当年革命领袖们看来理所当然。其中一个解释改革的理论是要补课，要补中国当年没完全实行过资本主义的课。

这就产生了问题。资本主义或称市场经济运作的驱动力是追求利润，而追求利润的驱动力是满足个人欲望。但共产党的教义是消灭资本主义，追求社会平等，要求党人无私奉献，抑制个人欲望。共产党领导国家补资本主义的课是人类社会政治上最大的矛盾体。故而毫无意外地，中共在改革开放后全方位腐败而且越演越烈，到了无可掩盖否定地步。中国政治体制和权威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下来还可以有效运行，没有陷入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失败状态或爆发社会革命，最重要的原因是经济高速发展，创造出来的财富渗透到社会各阶层；其次是政治管治结构还没有崩塌，官员还干活，再有是中共的体制内还有包括在最高层的官员无论是因为主义信仰或是继承儒家士人忧国忧民传统，然存在一些自我节制和能维持一些为政道德底线，多少还在意一点身后的历史评价并以此形成一点制约。中国政府在这种腐败还在可控范围的状态下，相当高效地观察学习西方成功治理国家和发展经济的知识经验，并形成正确的政策和改革贯彻到自己的环境当中，取得相当辉煌的成效。再往下一步，改革怎么走，国内外的人都在看。

继续改革方向在何方？中国最主要的学习对象同中国闹得越来越不愉快，中国社会反西方的情绪也随西方对中国打压的高升而高升，况且中国从开始就相当明智地拒绝完全移植西方那一套。但作为持续领先世界首先进入工业社会并长期维持对其他人类文明优势的西方当然还是有它值得借鉴的地方。成功的资本主义国家当然不仅仅采纳一种较为符合人类社会本质规律的经济行为模式，更重要的是有一套规范这种经济行为的方法。这个方法并非是西方政坛和学界左右派一致大声嚷嚷四处贩卖的民主制度。相对而言，西方国家往往并不特别强调这种方法对于国家和经济运行的关键功能，这个方法就是法治。

坦白说，大部分中国人尤其是精英层并不怎么相信法治。虽然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但完全没有法治这个传统。因为自己没这个传统，所以中国人也普遍怀疑西方的法治是否确实存在，批判西方治理结构的一切，包括法治，虚伪的说法在当代中国社会是显学。不过，中国政界商界精英们内心还是认为西方的法治并非仅仅是表面功夫。中国人无论左翼右翼，无论是以前现在，无论是大陆台湾，在境内惹了政治麻烦，得罪了权贵，甚至仅仅因为赚到了大钱感到不踏实，带着家小细软，甚至只身出走，要不跑香港（当然是以前），要不跑欧美。尽量避免去那些像缅甸泰国菲律宾之类第三世界国家。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认为这些地方法治健全，对自己人身财产安全比较有保障。脚比口实在。客观地说，西方发达国家的法治体系的确是一套相对独立于行政体系运行的治理办法。而且西方整个社会，特别包括各级行政体系给与司法体系认真的尊重和服从，的确在人类社会当中处于一个高水平的情况。在发展中国家往往一手遮天横行无阻的政军警特等强力部门的首领，换作在法治国家里的对应官员不仅不敢也不能推翻---甚至仅仅藐视---司法裁决。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制度，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的传统。在这种环境下，法治国家的司法系统的确能够为社会提供一套对行政系统有效的制衡机制，同时为社会运行上维持公平正义提供一套有效的控制手段。而且更关键的是这套维持社会公平正义的办法已经为全球各种不同文明传统的社会，包括了中国自己所接受。社会与市场的公平正义，正如本文前述，是经济持续不断发展与培育保障社会各种创新尤其是科技研发创新的重要环境，也是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重要分野。当然，社会公平并非仅靠法治，但法治是建立和维持社会公平重要一环。另外相同重要的一环是平等。中国注重平等而欠缺法治。

中国目前社会公平状况并不算差，但基本是基于由执政者对社会不满导致动乱的畏惧，即膺服唐太宗李世民的水可覆舟的忠告，同时当然也有一些执政者基于本身的信仰和道德使命感自觉自律来维持。不过，这个状况必然同中国千百年历史中重复演示的一样，随着时间推移，总有执政者不自律也不畏惧历史规律，破坏公平公义强谋私利，最终引爆新一轮的革命。人类社会至今的实践经验显示，似乎只有健全的法治系统能维系某种程度的社会公平公义的可持续性。

北京当局似乎也认识到法治对中国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近年出台不少推进法治的动作。在中国这样规模国家和悠长历史传统的文明里，建立完善一种全新的认知和习惯体系自然不是一个一蹴而成的过程。仅司法从业人员特别是法官的业务素质就会是一个巨大问题。中国大陆司法判决，尤其是基层司法判决的法律依据、法律逻辑甚至常识逻辑错乱的案例不在个别少数。法律体系是人类社会治理当中高度专业化的一个领域。法律人专业素质不够就一切免谈，就像财会人员不懂财务账目一样，所有的结果都是没有意义的形式。除了司法人员素质之外，中国司法还如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存在司法腐败和程序粗糙甚至完全藐视程序的问题。中国近年陆续出现各种司法改革改良措施，包括对司法人员的培训和考核以及对法官判案的终身负责制度，应该会让公众建立对司法系统的信心和永久性建立专业水平的司法结构有所帮助。但法治最终的标准不是仅仅要求司法专业负责细致，而是置整个社会无死角地覆盖于法律规定之下，在法律范围之内操作和活动，没有例外。中国目前仍然对如何做到这一点态度模糊特别，仅宣称要“依法治国“，而不愿意说明，治国的共产党，特别是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是在法之上还是也如同被治的国一样，在法之下。

法治，如同民主、自由等西方所宣扬的其他普世价值元素一样，在西方社会里的功能是制造个人和群体的心理满足状态，从而达到社会可持续的稳定，为民众生活和各种活动提供一个和平的环境。不过，西方在向落后国家说教时，更注重向其民众鼓吹民主自由。其结果是落后国家几乎没有例外地陷入混乱失败，丧失同西方发达国家竞争的基本能力。历史客观事实是，人类社会在工业革命以来成功案例的发展次序基本一致；即首先通过实施法治，辅以其他手段达到社会的持续稳定，然后通过工业化进程快速创造财富，随着财富的扩张，人民教育与知识和自律程度的提升，随后来才逐渐扩展民众政治参与和解除一些传统的思想和行为束缚，达到所谓的选举民主与言论行为相对自由的境界。这个过程次序的排列至今没有例外。而法治的因素一直贯穿整个社会发展进程。如果次序错了，先在社会推动民主自由，社会能量先导入政治而非经济，导入解决财富存量的分配而财富增量的创造，结果是社会对立而非融合，破坏而非建设，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恶化漩涡。

大多数落后国家在工业化方面要走第一步，建立社会稳定次序时，往往要使用一些未必得到全民支持的手段，比方使用暴力等手段来维持社会稳定性。如果没有民众的合作和支持，即使措施能发挥一定效果，持续性也有问题。因而，建立健全的法治，规范所有人特别是执政者自己的权力和行为，是执政者需要走的第二步。像中国这样一个没有法治传统，“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思想影响深远的社会，要推行建立能植根于整个社会，尤其是必然限制规范社会精英与领袖们手中的权力的制衡机制，没有数代社会精英特别是政治领袖们一代接一代在的认识上觉悟、行为上自我节制和个人利益上奉献是不可能成功的。

自强

前文指出，从宇宙角度，科学技术知识的扩展是所有活动当中唯一能让人类这个生命物种在宇宙尺度持续生存的关键因素。而财富是目前似乎唯一有效能持续刺激人类扩展自己的科学知识以及应用这些知识在技术上创新的催化剂。无论科技的发展和财富的扩张，整体而言，都需要稳定的和平的环境。中国在过去几十年进入了这样一个和平稳定的国内外两个大环境，并充分利用了这个机遇，在科技和财富的两方面的扩展取得不俗的成绩。即使美国表现出不再愿意在维持国际环境上继续玩相同的游戏，目前的国内大环境不但保持而且较前成熟、有利于中国的持续发展。美国的压力虽然在国际上对中国维持过往三四十年发展模式形成前所未见的阻碍，但同时，中国也可以利用这种新的国际环境，在国内进行一些稳健的政治改革，提升管治的合理透明公平程度，增强国内民众对自己政治治理体系的认同，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治理体系的认识和接受，增强中国治理体系维持社会长治久安的持续力。为中国科技和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一个有利环境。

但一切的治理方案回过头来，都必须面对发展科技和经济的两门大考，尤其在今天。百年一遇的全球偏高死亡率病毒大瘟疫无差别地冲击全世界富国贫国，考验各自控制抗击疫情的能力。中国作为首个受到疫情冲击的国家，在疫情对应上达到了堪称教科书上完美的成绩。中国也成为第一个大型国家全面恢复国内经济和其他民众日常活动。除了中国与个别少数亚洲国家和一些微型国家之外，全球大部分国家都陷入一种难以控制的状态。一些国家在实行了某种程度减低聚集保持社交距离措施而获得减少感染成果后，因意图挽救经济而放松控制以及人们对社交隔离产生心理疲劳而松懈，感染也随之再次扩大。另外，科学界普遍认为即使目前感染数量减少的国家和地区，到冬季会如同感冒或流感一样再次进入一波高峰期。对于世界大部分国家，要摆脱病毒疫情只能依赖有效的疫苗大规模的推广。根据不同方面的综合估计，在相对乐观的疫苗推广条件下，全球疫情也要在2021年底才受到控制，而经济恢复则要在之后，也就是2022甚至2023年才会稳定地逐渐显现。因此，中国在经济重启比世界大部分地区，尤其是比美国领先一两年时间甚至更长时间会是个大概率情况。特朗普政府在疫情处理上对应失当，更加剧美国统治精英集团近十多年已经累积与中国竞争失利的忧虑。在这之上，特朗普政府是冷战结束后美国最鹰派好斗的的政府，没有之一。

特朗普的各种匪夷所思的作为，尤其是对中国的各种敌意和挑衅，实际上是一种美国社会在坐实国际竞争和国内治理双重失败环境下的挣扎。这些挑衅虽然带有强烈的特朗普个人情绪色彩，但在针对打击中国的目标上，还是有其战略逻辑的。它激发和带动了国际上尤其西方和亲西方第三世界中对中国有成见的国家与和香港台湾部分民众对北京政府的同步敌意对抗行动，恶化了中国的国际发展环境。与此同时，也激发了中国国内民意与之对抗情绪高涨。

在不太久之前的二战和冷战里，美国经历了对经济和军事规模双方面都比自己弱小的德国和日本的热战胜利，和对经济规模比自己弱小的苏联的冷战胜利。美国鹰派反华战略策划者自然希望对中国也照剧本再演一次。相对于二战时期的德国日本与冷战时期的苏联，中国虽有明显相对优势，但更有明显的劣势。中国最突出的优势有两个；一有相对于当年德日两国所不具备的对美国本土战略打击的能力，二有相对于德日苏三国所不具备的经济规模。中国的最明显的劣势是相对于当年这些挑战者，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和科技水平两方面都明显大幅落后于美国和它的盟国集团。因此，窒息中国经济发展、封锁中国获取外界科技知识，在美国战略策划者看来是针对中国国情特点合逻辑的打击手段。特朗普今天的对华政策基本表现出这种思路。蓬佩澳要求西方国家团结起来同中共对抗基本就是要求西方国家合力窒息中国经济发展，加强对中国的技术封锁等也都是这些政策下的具体操作。

如果能假定美国执政集团是由一群有理智和理性的人所组成的话，中国的联合国安理会五常地位所带来合法拥有的战略核威慑能力应该足够让美国决策者排除采用热战作为遏制中国崛起的选项。但外界对中国最近核军力扩张的报道，显示北京开始不太确定美国执政集团有足够的理智与理性。即便如此，即使还有一点理智，美国的最高决策者也应能推断对美国最有利打击中国的方案，是采用对美国风险最少，成本最低同时效果最高的措施。其中首选是诱发中国的大规模内乱。于此，虽然特朗普从上台执政就表现出对全球各地的颜色革命没有兴趣甚至厌恶，但很快被说服插手新疆和香港问题。但新疆香港问题对阻止中国崛起效果还是很有限。退一步的次选对美国就有强烈的诱惑力；让中国卷入战争。最理想的方案是让中国全力以赴而美国无需直接参与或有限参与，却能促使世界特别是西方一致对中国进行禁运制裁，如同今天朝鲜和伊朗所陷入的困局。这种战争热点依次为中印边境、南海、台湾。

中印最近边境不安宁。中印矛盾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领土争议，二是国力竞争。前者从历史背景看不容易解决，因为这种对峙是一个零和博弈。最近双方冲突的阿克塞钦地区而且还关联到中国在全球范围国力竞争的大战略，因此中国方面退让的空间有限。而印度在其政治体制结构的束缚之下要在领土声索方面退让似乎没可能。虽然印度热衷于虚张声势，但中国的军事实力和武装力量战斗力比印度强大很多是包括印度独立评估在内的国际共同观点。然而，两国用军事手段彻底解决领土争议的可能性很低，因为中国不想打，印度即便想打也打不过。中国不想打的理由不复杂。小打不解决问题，大打无论结果如何，即使不谈失控风险，都会让中国从崛起道路上走偏，让期待中国崛起列车脱轨的其他各方高兴。本文下面会再探讨大国战争特点。目前的冲突似乎在中印双方认定的实际控制线具体位置上的分歧。从报道看，冲突似乎是由印度军方挑起，莫迪加以利用的事件。拉达克-阿克塞钦冲突对莫迪有利之处是减轻和转移了印度社会对政府控制新冠疫情和推进实质经济发展不力的注意力。升高民众对政府的支持。同时也能因为同中国冲突实际上配合了特朗普蓬佩奥反华战略而拉近印美关系，提高印度对西方的战略价值，提高印美战略合作的层次，有助于印度在中印矛盾第二个方面，即国力竞争上努力，比方说向印度转移一些技术和军事装备以及加强与西方的经济投资合作等。但要让印度替美国火中取栗打中国，莫迪似乎还未至于到愿意当炮灰的程度。换句话说，印度还是有自己作主的空间，没到华盛顿想它干什么它就会唯命是从的地步。

南海同印度不同之处是它关系到美国自身利益。中国控制南海就等于抵消了美国对六大海洋通道关卡之一马六甲海峡的控制，因为南海与马六甲海峡是同一条通道的不同路段。类似同一条水管，美国长期控制现成阀门，现在中国在水管的另一段装上了另一个阀门，水管是否通水就不是一个阀门说了算。而且中国控制了南海也相当于启动了中国最终直接控制马六甲海峡的进程。这个变化是美国自二战之后对全球海洋全面控制水平的一个关键且难以逆转的削弱，直接影响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此外美国也丧失了一个理想的核潜艇对中国和其他东南亚目标攻击阵位。美国希望在南海对中国进行反击是符合逻辑的反应。美国最完美的剧本似乎是能够鼓动其他南海主权声索国，尤其是菲律宾或越南同中国一战，美国作为主持正义的保护者提供支持，在最有利的时机出现时考虑是否直接下场参战，再制造出一出身为自由世界无可争议领袖的美国为保护弱小国家对抗恶霸侵略者---这次是中国---的正义之战大戏。美国幻想将打败中国，并在南海赶走中国军力之后，领导自由世界团结一致对中国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作为惩罚。理想很丰满。但问题是即使越南菲律宾分别都有各自独占南海的想法，但要它们冲在前头同中国开战还是不太大可行性。而且中国在过去几十年证明并没有意愿要用自己压倒性的武力快速解决南海争端。于是，如要在南海启动战争，美国就要冲在前头。那或者还能吸引越南菲律宾在一旁摇旗呐喊。美国在南海让中国陷入战争并非十分靠谱。

台湾海峡战争相对前面两个热点对美国而言就靠谱许多。蔡英文执政当局是真确在想办法追求台湾独立。而北京的底线同样真确，即台湾如果真的要法理独立就一定会用武力统一。在这之上，民进党政府对美国的施压难有讨价还价余地。如果美国有一天命令台湾宣布法理独立，台湾方面即使感到会大难临头亦难不从命。美国人连即使喜欢走极端的特朗普仍未走到利用台湾独立刺激中国大陆打仗最主要的原因，是一旦走到这一步后，台湾被大陆统一是个没太多悬念的结局。虽然大陆在攻占台湾后被美国推动整个西方世界孤立制裁也会是一个没太多悬念的事件，但美国在地缘战略上的代价是包围封锁中国的第一岛链被斩断。中国从此便不可逆转地成为名副其实直面美国的西太平洋军事强权，彻底终结二战后形成的对美国这种有利的战略地缘势态。在具体操作上，虽然美国同日益强大的中国军力对比实力已经无法阻止中国攻占台湾，但美国在未来一段不太短的时间内，仍然有大幅增加大陆武统台湾的难度和代价的能力。然而要动用这样的能力，美国需要自己亲自下场同中国打一场，自然需要面对不可估量的代价和风险。中国自然也清楚自己的处境，即武力统一台湾在能力上不是问题，而是占领台湾后面临的国际发展环境和对台湾的治理。

特朗普和后任美国政府如果仍然接手推动的美中脱钩，其实是一种穷途末路两败俱伤的措施。在严重打击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必严重伤害美国自身，包括美国最前卫的高科技企业。美国的盟国们除了个别如走火入魔的澳大利亚，大部分不会愿意为了全力支持美国而失去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并且必然会成为世界最大的市场。美国的世界霸权即使为西方世界带来众多好处，但同时也有数不清的坏处。因此，即使在一些领域中国会遭受西方相对一致的抵制，中国只要坚持开放，走和平崛起道路，应该仍然可以维持同西方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经济交流甚至相当的科技交流，在一定程度上能挫败特朗普中美脱钩的意图，维持中国崛起势头不被打断。中国崛起不仅仅是中国人的追求，同时在一个非常广泛的领域里也有益于西方和全球，尤其有利于西方资本。

这个局面在武力统一台湾后必然改变，具体规模多大和时间多长是一个未知数。统一台湾将拔除一个困扰中国几十年的地缘心头刺，了却民族抚平国耻的百年夙愿，终结国际社会绑架一个中国政策的恒久勒索，但也同时也必然动摇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基础，引发整个西方世界更倾向支持美国孤立中国的努力。目前的西方主流民意本身就不特别正面评价中国。此外，因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过程令欧美许多工作流失，让其民众容易认同反华势力对中国的抹黑。中国武力统一台湾必然会被描述成独裁的中国吞并民主的台湾，有触动西方从民间到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行动一致的孤立封锁中国的风险。这样的局面将对中国崛起不利，特别是今天中国正处于一个从中等发展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上升的关键发展台阶上。在两百年前工业革命发生以来，中等发展经济迈向发达经济的节点是后进经济体们难以突破的一个门坎，许多发展不错的南美、东南亚、中东欧国家都卡在这道门坎之前，再也无法前进一步。而中国是否成为例外，未来二三十年是关键。在这个骨节眼上，触动中国在过去四十年赖以高速发展的国际环境基础，自然会对中国的持续发展添加新的巨大的未知因素，不能排除中国失去国际发展环境后也会止步于发达经济体的门坎之前，如同众多其他国家一样，变成另一个俄罗斯、阿根廷或土耳其。

至于对台湾的治理，如果说北京在设计一国两制时想象香港的治理可以归纳成“马照跑、股照炒、舞照跳”，并且想象台湾也可以照此办理，在经历了2014年占中抗议和2019年反送中抗议之后，今天的北京肯定看到在自己的控制下，治理香港，并且可以延申到未来武统后的台湾，并非原来设想的那么容易一切照旧，仅需择个吉日换面旗子。尤其当台湾要经过流血死人的暴力占领过程之后，社会隐藏的不满甚至仇恨情绪肯定在香港那种和平换旗氛围之上。北京要迅速控制台湾社会，可运用手段当然不少，但几乎都会被美国带领西方利用来制造新冷战格局，结果还是会改变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而这正是目前特朗普和其他极端反华势力想要达到的目的。

如果中国遭受西方紧密团结一致全面制裁，是否就会彻底失去崛起的机会？这个的确难说。需要特别强调，这里所讨论的问题是崛起的机会而非生存的机会。后者相对简单，过往大量案例显示无论多严厉的国际制裁封锁杯葛，都不容易动摇一个不屈服政权乃至国家的生存。但今天中国所追求并不仅仅是生存，而是在工业革命以来一个后进国家和民族前所未见的崛起。用北京的语言说，是要（其实对先进国家有某种威胁性的）富起来和强起来。从好的角度看，对中国持续崛起利好的因素有自身市场规模，加上应有相当比例第三世界的支持。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大致有一定保底的能力。另外中国今天掌握的科技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和全面性，西方全面封锁几乎可以肯定不能达到完全扼杀中国科技发展的效果，甚至很高机会倒逼中国开发出一些领域里独步世界的科技。但从坏的角度说，先进国家市场仍是更有利可图的市场，也是更能接受消化中国制造的市场，有助于中国创造财富的规模和速度。西方世界至今在科技水平上除了为数不多的领域之外几乎全覆盖领先中国。通过与这些先进国家持续的科技知识和具体工业产品的交流，肯定会对中国的科技人有提示借鉴作用，有助于快速提升中国的整体科技能力。人类社会至今没有任何后进国家可以在被先进国家群全面孤立之后仍能挤进先进国家行列的先例。最接近的实例是苏联。西方集团在二战结束后很快全面孤立苏联，但它仍有能力在接下来的二三十年内，在经济和科技两方面的发展都创造出举世瞩目的成就，甚至不少领域超越西方先进国家。然而，过了那段不长不短的辉煌年代，发展前进的惯性消失，发展同先进国家相比开始停滞继而走下坡，直接或间接导致了苏联的解体。换句话说，苏联不但未能最终完成崛起，甚至还未能最终生存。先进国家对苏联的制裁封锁或者不能同苏联崩溃划上等号，但肯定是关键因素。

苏联的案例自然不能简单套在中国之上。但可以确定的是，如果中国同西方世界全面翻脸进入冷战式敌对状态，其结果是不确定的。这不仅对中国而言，对西方集团中的每个具体同中国有规模交往的国家也一样如此。因为这次西方面对的是达全球五分之一的，超越整个西方世界总和还多的，而且素质还相对不错的人类。美国和西方要让中国付出代价，自己也将必然要付出代价。不过，即使美国和西方付出的代价在可计量的指数比中国更大，但对中国有一个关键点，即前文所提的所谓发展瓶颈门坎。西方对中国的围堵是能否彻底杜绝中国升级发达国家机会？或仅拖慢的中国成为发达国家的速度？或者对中国崛起没任何决定性影响？没人有可以窥视未来的水晶球得到确切的答案。

北京表现出来的抉择，是不愿意在这个时间点与美国特别是整个西方作对而对自己崛起有不利影响。中国对美国咄咄逼人霸凌反应低调，远未达到针锋相对。不过对台湾的态度倒是大幅度转向强硬。解放军舰机打破七十年的惯例和默契，跨越所谓的台海中线甚至作战舰机抵近台湾海岸。像似要将美国制造出来的挑衅威胁压力放大后转移到台湾身上。蔡英文在双十讲话中原话几乎照搬大陆语言，说台湾不愿打，但不怕打。北京看准华盛顿并没有底气的挑衅背后的空虚，打出一把要在台湾摊牌的姿态。美国不管是因为疫情还是选举还是其他原因，短期内的确没有准备好真的要陷入一场同中国争夺台湾的潜在核战级别的危机。特朗普还真的摸不准北京是否真的要在美国大选的前后发动台海统一战争。无论美国是否能在台湾被攻占后迅速组织西方盟国们形成对中国的统一政治经济制裁，但如果在台湾统一之战上的美国的角色如果还没准备好就输的话，将对美国在全球尤其是盟友眼中的地位和信誉绝对是个灾难。这个情况也感染了蔡英文，在双十讲话上态度出奇的温和，基本不提台湾的命运要由台湾人决定之类的台独标准诉求，而是要同大陆和平共处。但北京似乎看透是否会爆发台海战争并不完全由中美台任何一方单方面就能决定，那么准备好主动开打会对自己更有利的一种态度，似乎在将美台的军，挤压美国鹰派。

国家之间博弈姿态虚虚实实，精妙策略和部署或能为博弈者赢得战术上的进退，但最终决定国家战略层面竞争胜负的只有实力。而说到国家实力最符合客观实际的定义，就又回到本文的核心，即一个国家实力是由该国的全面科技能力和财富规模的合成，而且在目前人类的发展阶段，缺一不可。基于这个本质，美国二战后即使输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面对扬言要埋葬美国的苏联拥有对等军事力量和军事科技、接着还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陷入泥潭等一系列相当难堪的失败和严峻的挫折下，仍信心饱满未曾慌张过。然而当面对中国的崛起，即便今天中国仍处一个在人均产值远逊于美国，军事科技和实力明显不如当年苏联相对于美国的水平，即便中国一再强调无意也无力挑战美国世界地位，美国无论是精英阶层还是整体社会已经出现心慌意乱烦躁不安的迹象，民粹主义开始大行其道，选出特朗普这样喜欢在言辞和行为都走极端的人做总统，有点德国社会上世纪三十年代选出希特勒纳粹党上台的氛围。因为美国当年无论面对什么失败和挑战，从未感到会威胁到它在地球上财富和科技的无可争议地位。面对中国，美国这种信心不复存在。

特朗普在四年执政当中所作所为不但激化美国社会两极政治分裂，也造成了二战起一直以美国马首是瞻的西方世界政治震动。美国社会支持和反对特朗普的意志在分裂冲突的氛围下上升到一个前所未见的高度，刺激2020大选的投票率突破历史记录，拜登和特朗普双双打破美国历史最高得票的总统候选人，反映出双方的支持者都竭尽全力志在必得。特朗普超越了以往所有总统候选人的总得票数但仍然败选。这种破纪录的政治高热折射出一种全社会的政治歇斯底里状态。美国人表现出来被中国崛起逼疯的样子。

中国人显然无需被美国人这种丧失理性的情绪感染而陷入非理性的对抗漩涡当中。美国人要惹事是因为不甘中国人的竞争力上升到威胁到自己饭碗和美国世界霸权地位的程度。而中国人正处于五百年来国家人民最富强国土最安全的时代。义勇军进行曲中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已完全不复存在。如果说美国人愤怒还有道理的话，中国人过好日子还要愤怒就没有太多理智。特朗普的挑衅的确会严重影响中美经济合作，对双方都造成不利影响，但仍还未达到能阻止中国崛起的效果。两千五百年前孙武在简牍上刻出“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的千古智慧结晶，提醒炎黄子孙保持理智的重要。今天的中国人肯定比祖先对人类和自然界积累有更丰厚的认识。如果说中美对峙的趋势由不得中国人，那么将局面导向三分天下乃至多极世界，还是被动或主动配合美国节奏共舞，形成中美、甚至中西、更甚至中外对抗，肯定是对中国统治集团的一个考验。

正如前述，今天中国参与的人类社会竞争环境同过往已经大不相同。对顶级的玩家像中美，还有中印，竞争最珍贵的标的已经不再最看重对手的土地，更别提要奴役对手的人口。而是争夺能压倒对方的掌握科技和创造财富的能力。从这个角度看，美国二战后已经打败了地球上所有的对手，除中国。留在决赛竞技场上的中美只有两种方式竞争，非和平与和平。

今天的非和平竞争，即战争或武装冲突的方式之战略目的，是摧毁对方，同时维持己方，掌握科技和创造财富的能力。形成这个与延续了千百年来的古典模式不同的新型战略目的的环境，其实在工业革命后已经逐渐显现，而且越来越明显。但人们直至今天仍未完全清楚认识到它的完整意义。于是，在一战、二战和后续的其中一些战争里，冲突的各方仍然延续人类历史战争千年不变的理由；土地、资源以及有时会包括人口（甚至女人）。当然这些战争的标的其实就是财富。虽然财富本身可以利用来创造更大的财富，但财富本身并不完全等同于创造财富的能力。

人类越发认识到财富其实来自人与人之间的交换行为，可以由人无中生有的创造出来，而无需是天然存在或生成的资源，至少无需百分百依赖天然资源。只需有一方创造性地制造出一种有形物件（通常叫商品）或无形的心理满足（通常叫服务）吸引另一方愿意以自己的财富交换，那么一种新的财富就诞生。退一步，即使财富完全天然生成，如果没有人愿意去交换，那也就不成为财富，就像没发明内燃机的两百年前的石油，或像如没有中国人视为含有某种神秘功能而为之疯狂的被称之为翡翠玉的缅甸绿石头。说到底，财富即使不等同于人，也同人有共生的性质。而科技，工业革命后最新形式的财富，基本完全---如果不是彻底地，脱离天然属性，纯属人工。这一点，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里纳粹主义德国的希特勒和日本天皇以降一干军国主义者愚昧的关键。这些失败者认为夺取战略地理要地和战略资源对推进本国的竞争能力有生死级别的重要意义而不惜赌上民族的生存机会。但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局势，包括德国日本在经受了接近灭顶的战败，丢掉了大块的地盘，被人吸走了世界级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在说德国）等惨重损失之后仍然迅速恢复、重回世界竞争力最强的国家之列的结果，另外战后自然资源贫乏的四小龙展现的经济奇迹，再加上今天的中国崛起，历史事实说明工业革命后，一个革命性的变化是本国人民创造财富和掌握科技的能力，才是国家和民族全面竞争能力的核心基础。在另一方面，无论是基于理想主义的原则，还是地缘战略的策略，还是对工业革命后人类社会变革的超前的深刻认识，或仅仅只因某种国运巧合，美国在战后放弃了自己的殖民地，但加大吸引全球各国尖端人才到移民美国成为国民，从二战前的爱恩斯坦到今天的马斯克，无数这类科技和商务创新卓越人人士加入美国推动了美国国力举世无双。特别是中国的崛起，完全在没有扩张领土，处于大国当中最恶劣的战略地缘条件下所取得的成就。这些事实雄辩证明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人，或者具体说有能力掌握科技和创造财富的明白人，才是绝对最重要的战略资源。

在这个背景下逻辑推演，人类社会的顶级竞争者之间如果爆发战争，将有几个特性。

第一，常规战争攻击一方不必派士兵占领甚至进入对方的国土，集中力量摧毁对方一切可摧毁的军事、经济、制造和科研设施即可。

第二、战争的胜方如仅限于常规手段，则无论破坏性多大，也不能完全摧毁战败国掌握科技和创造财富的能力，只要它生存下来人口主体部分已经进入了工业化生活形态，国家的恢复在几十年内就有可能重现。

第三，战胜者在这种情况下的措施将会设法限制战败者接触发展特定范围的科技来阉割它重回顶级即全面竞争者地位的能力。在德国日本的案例里，这些科技包括核武器、大型火箭和完整的飞机工业以及其他攻击性武器，像航空母舰等。但只要战败国的科技和财富持续进步，这些限制似乎终究有一天可能被突破。不过即便如此，战胜者阶段性的战略目标或者已经得到满足。

第四，如果要彻底消除竞争对手恢复的能力，目前只有实施全面核打击或使用类似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才能达到目的，即试图完全消灭对手的人口。不过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自然会引发对手对等甚至加倍回击，从而可能有违前述的保护和维持己方掌握科技核创造财富能力的战略目的。因此，掌握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决策者需要判断和评价这种选择潜在损害的程度。弱方如果没有表现出可以拥有足够能力接近对等、完全对等、甚至超越对等加倍反击强方的核打击，逻辑上便有引诱强方赌一把争取彻底和永久性的胜利而发动核战争的风险。弱方期待强方基于人道或其他因素有自我克制防止核战争爆发的良心并没有客观与确切的保证。

在大部分时间内，理性或者能主导西方世界，但二战前希特勒、墨索里尼，最近特朗普通过民众支持执政，显示西方制度可以产生极其极端和恶性的政治人物带领世界走向末日，而且没有特别有效的制止机制。爱恩斯坦曾预言第四次世界大战中人类武器只有石头和木棒的景象绝对不是一个黑色幽默玩笑。

基于上面的推演，作为弱方和防守方的中国的理智选择是迅速增强自己的军事特别是核反击能力，同时全方位努力避免陷入战争，尽力追求和平发展机会。本文前两节，备战与低调正是针对这个推演的讨论。

和平发展的环境经过特朗普政府的四年来的演示，情况看来并不一定比战争来得更能让中国人心情舒畅。不过实际上，这个不特别令中国人舒畅的情况只是因为同过去四十年中国所经历的经验相比较而言而已。过去四十年也正是因此而被形容为历史机遇，那是相当上档次的一个描述，也同时就是说那并非是一个正常的情况。

那什么才是“正常”的情况？

如果说中国过去这四十年情况再不济也还不至于遭遇像这些年古巴、朝鲜或伊朗那样恶劣的国际发展环境，那么同前南斯拉夫、今天俄罗斯或者过去几十年巴基斯坦的国际环境的情况相比也应该八九不离十。当然，客观地说，南、俄、巴等国各自的国际环境并不能断定同中国过去四十年相比差。的确，所谓机遇只存在于有意愿、有能力掌握机遇者的眼前。当年汗衫袜子（也包括像饰品、玩具、塑料制品、家具、小五金等其他类似劳力密集产品）出口订单对中国人就是机遇，对南斯拉夫人就不是，只有汽车或飞机出口订单或才会受到他们的青睐。并非会造汽车和飞机的才看不上造汗衫袜子的活儿，巴基斯坦既不能造飞机（至少在中国指导下装配枭龙之前）也不能造汽车，但一样不把卖汗衫袜子看作是什么机遇。虽然英美意日等许多发达国家早期都曾以服装业的出品闻名于世界，而且四小龙也曾跟随发达国家的脚印一度有相当规模的出口服装业，但中国至今尤其在网上仍有不少人大肆抨击这种被形容为血汗工厂的业态，即便客观上服装业和相关产业链以及其他类似制造业在高峰期直接间接提供了上亿中国人的生计，为中国贫困地区进城农民工提升数倍到十数倍的收入，推动了中国人几千年从依靠土地打粮食养家畜为生的农耕经济走向工业化转变，尊定了中国脱离世界最贫穷国家的基础。的确，西方开放给与中国的机会，仅仅就是让中国在一个大致上和平的条件下，被允许参与国际经济的大循环环境而已，这个所谓的机会，对于世界大部分国家而言是再普通不过的寻常环境。而然对被从立国就被排除在世界体系之外的红色中国却是个稀罕。北京抓住了这个机会一发不可收拾。

纵观全球各国工业化历史，绝大部分的发达国家当初都是从简单的低科技的密集劳力型制造业开始起家，并且经历了初级阶段的原始工业财富积累以及其附带的粗暴和对劳工和环境高度非友善环境过程，曾激发此起彼伏的社会动荡和相应的左翼政治理论体系。随着财富积累和科技进步，先进工业国家普遍提升生产手段和财富分享机制，成为世界里相对少数的并且被其他后进社会民众所羡慕的富庶国度。尔后的四小龙的发展过程基本类似，虽然没有陷入同西方在相同发展阶段相同严峻的社会动荡，但也一样经历了从初级工业化向中高级工业化社会过渡的明显台阶。工业化的诞生和成长类似生命，从容易折夭脆弱幼婴成长到无知闯祸的青少年最后才进入成熟稳定的成年。正如生命无法出生即成年，财富和科技的积累，社会对工业社会的调整调整等各种发达国家因素也必然是一个叠加进化过程。如果有人期待吃最后一个馒头就可以饱肚子或刚学会认字算加减就可以跨越十年寒窗直接写作博士论文，会被认为属于违反常识。但不少人，无论中外，甚至包括许多受过高深教育和在各种领域有地位的人士，却认为落后国家变成先进国家可以一蹴而成。大部分国家都曾面对过与四小龙和中国接近或相同的机会，却不屑一顾。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人民看这种现象并不是机会。不但不是机会，更是一种恶劣的陷阱和凌辱，让自己的人民不体面地接受被先进国家所淘汰的工作，和与其难以分割的低技术、低报酬、长工时、甚至有害有毒污染的附带情况。不可接受。但中国与众不同，或者中国也没太多的选择。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国当时是全球最贫穷的国家，人均产值仅超越不用两只手就能数过来的非洲沙哈拉沙漠以南的几个人间赤贫悲剧。贫穷中国的最贫困地区人民生活的骇人贫困，让曾誓言人民脱离贫穷的中共党人深感愧疚。中国走向改革开放，承接一切能挣到小钱的活儿，梦想终有一天可以让人民彻底摆脱饥馑过上小康日子，或者有着今天网上许多说三道四评论人所不能理解的悲壮。中国这条巨龙于是跟随四小龙的脚印，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

但中国不是虽处于边缘但整体隶属西方世界一部分的四小龙，从本质上西方应该提防中国，应该限制中国，应该围堵中国。这是特朗普政权里那些极端反华鹰派一直忿忿不平的，想起来就要发疯的事情。但西方资本对中国格外着迷，竟然让中国享受了四十年代的机遇。四十年后的中国已经今非昔比，在世界经济地位坐二望一。更重要的是中国在过去四十年间成为了目前世界唯一一个具有完整工业产品类别的制造大国。原则上说，如果中国今天同世界完全隔绝，也就是所谓的脱钩的话，中国仍然可以相对有能力地自产绝大部分工业产品满足自己的市场需求，即使其中相当部分的产品未必在世界市场上最优秀最有竞争力。但如果中国的生存或安全必须要依赖这些产品的话，中国大致上可以完全自力更生。不过那当然不是中国的目标。竞争的精粹就是要胜过对手，让自己的产品在市场上成为买家面前最优秀最有竞争力的那一个。中国完整的产业链是在被封锁环境下升级自己的产品和技术水平的一个关键有利条件。

中国被特朗普政府大面积禁运既有害也有利。有害部分路人皆知，对中国社会和企业打击相当直接迅速而且明显，也是特朗普要实施这些禁运的理由。有利部分则相对没相同的戏剧性观感，因为效果需要满足一些前提条件加上时间才能逐步显现。不过有利效果一旦出现，对于中国的益处和美国西方的害处是更加深刻和永久性的。财富、科技、竞争是贯穿本文三个定性人类社会特点的本质因素，也是今天西方发达国家称霸人类社会的决定性因素。如果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每个单元（个体、企业、团体、国家等）孤立进行，那么各个单元对某种具体科技的掌握应该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许多案例都能显示这个知识扩散渗透的特性。比方中国古代的火药、丝绸、瓷器技术扩散到欧亚大陆；比方现代中学数学代数几何知识；比方常规水泥制造技术；比方基本汽车修理技术等等。这些相关知识和技术起源于发明起点国家，随着时间推移扩散到全球每一个角落。然而，当加入了在这些人类社会单元之间财富竞争因素后，知识的扩散就发生严重扭曲。特定知识就不再随着时间从发明者免费或低成本低向全球扩散。不过，自然界的本质令这种扩散无法完全被截止。于是在保守秘密之上阻止知识扩散的有力手段就是依靠市场竞争压制技术后进新手。而这个手段非常有效，直至面对今天的中国。

用一个典型，飞机制造业可以很好的说明情况。一百年前飞机出现后，许多国家的众多个人企业都投身入这个新型技术产品。但市场的竞争环境与快速技术升级很快淘汰了大部分的早期参与者，尤其是工业技术落后国家和企业。这个工业以技术水平、价格利润和市场开放程度分割成多个次级分类工业与部件配件零件工业。整体上，飞机工业基于科技含量的特点，很快由最发达的国家主导，但具体还是有发展中国家逐步掌握飞机制造技术，建立自己的飞机工业。而且技术的扩散成功率明显表现出与市场竞争开放程度成反比的势态。换句话说，落后国家越难从先进国家在公开市场上获取的飞机类别，越能令自己的飞机工业通过各种方法掌握相关技术，造出可用的相关产品，即使在产品性能和技术水平方面比先进企业的产品有明显差距。科技界评估这种差距，习惯以年份作为差距的计量，即以后进者掌握的技术或制造的产品相当于先进者若干年前的水平。自然，科技发展的过程每一个开发者都不尽相同。这个以时间作差距的量化比较仅能用于粗略的参考。但其背后折射出科技界认可在各种条件，比方投入财力和人力等相若的前提下，后进者只需要努力，达到先进者某个水平仅是时间问题。先进者固然有优势，所谓先发优势，尤其反映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下。后进者也有其后发优势，比方说有清晰的技术发展路径，有先进者开发技术的各种成败参考而减少走弯路死路的机会。后进者如果没有市场竞争这道阻拦，只要愿意努力，会跟随先进者，依次掌握同类科技，因而存有可能追平甚至超越先进者的希望。但现实是科技同财富和竞争的关系是人类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因此，大部分后进国家基本就陷入一种难以同先进国家竞争绝望的境地，除了少部分国家，除了中国。

特朗普政府过去几年出台了禁止范围广泛的各种硬软件科技产品出口中国的法令法规和行政措施。这些是在原有的西方军事技术封锁之上，再对许多完全民用的科技产品近似不分青红皂白式的一网打尽切断中国同美国联系的措施。这个行动肯定并不能完全窒息了中国的科技发展能力，但却再清晰不过地让中国当局和业者抛弃幻想，完全清楚不能依赖美国和西方会在一些同军事和国家安全没有直接关系的技术上会遵循市场规律同中国交流。美国对华为和中兴的打击而后果不一样，给所有同美国有联系的中国科技企业都是一个绝佳的严重警告，再也不能相信美国的善意，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像华为一样建立好备胎准备时刻被制裁禁运。否则只能像中兴一样任美国宰割凌辱。

这样其实已经足够了。中国就是需要某种临时性的竞争保护环境发展科技，有如当年苏联。

如果刨除竞争的因素，如果说中国人整体在聪明和勤劳的水平上同美国人相当（有些严肃的研究认为中国人平均水平有迹象稍在美国人之上），那么，美国人和西欧人今天掌握的所有中国人还未掌握的科技知识终究有一天会被上数以倍计规模且仍然急速扩张的中国科技人琢磨透是一个合理的推断。诚然，会有些技术和产品有可能中国人在有意义的时段内琢磨不透或琢磨不精，但肯定中国人也可能琢磨出来另一些美国人西欧人没琢磨透的技术和产品。中国的底气除了人民的聪明和勤劳的特质之外，还有接近完整的齐全类别制造业和迅速扩张，即成为世界最大规模的国内市场的特别优势。在此之上，还有一个稳定有效和有持续性的统治集团和管治体系，提供全球无人可及的稳定和长期发展规划兼执行力。中国似乎出现了一个结合了当年冷战时期西方集团和东方集团各自发展优势的势态。特朗普团队试图要将中国推回到当年苏联的陷阱中，中国不愿配合。特朗普败选显示美国真的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

理性地看世界，今天的人类社会比二战之前对落后国家的友善度有大幅的提升，这里肯定有西方国家的一份贡献。西方国家不但引领了改变人类的工业革命，也在发展科技和扩张财富的过程中推动或者接受了社会观念的进步。虽然西方民众因此而自我感觉超好，并误认无需再面对竞争享受相对于非西方国家永恒的优势是一种天赋回报，因而敌视任何竞争上能打败他们的挑战者。但整体而言，西方比起二战前，更不用说工业革命前的强权霸权还是比较温和理性，当然其中也有不得不为之的外界条件强制因素。虽然出现特朗普后，提醒人们危言耸听式的场景不能排除，美国有可能会蜕变成当年的法西斯德国，将中国人册入当年犹太人式灭绝清单并加以行动；甚至整个西方在难以逆转衰落悲愤中拥抱种族主义，或以肤色、宗教、文明界定敌我，出现所谓雅利安人的全球最后挣扎反扑，但承受过二战惨痛经历和末日武器原子弹氢弹中子弹的实战化，西方人的理性还是有历史的和现实的双重规范的强力引导，真的会发狂的机会还是不高的。更重要的是，正如西方当年看到共产党的苏联和中国并非铁板一块，今天中国也应该看到西方也一样非铁板一块，而是一个个的单个国家和民族。即使同属一个文明甚至民族，英美也曾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因此就算西方心理上受不了中国崛起而抱团反华，其实每一个国家的态度还是不同的，中国无需将其视为他们对我们的一对一对峙，更无需关闭大门自我封锁。而应以足够的定力持续开放，持续对外合作，持续理性对应接下来的一切国际挑战。

而中国在国际社会（包括中华民族当中完全拜倒在西方一切之下的人）的认可度，中华文明在世界地位，中国在世界的话语权必然同中国掌握的科技和财富规模成正比。换句话说，当中国在这两方面赶上甚至超越西方世界时，汉语在世界上肯定会比目前使用得更广泛，中国人看西方人也会更加平和平等。当然，这肯定不是明年后年或一个两个年代就会达至的目标，但也不会太过遥远。毛泽东在一九五四年说到：“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这是一句当然让听众热血沸腾非常感性的宣言，可以理解说的就是中国崛起。今天亿万中国人特别是领导人需要以非常理性的努力和毅力，才能最终将其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