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欧洲新冠疫情的蔓延，医护人员们艰难的抗疫之路受到关注。26岁的意大利裔住院实习医生萝塞拉（化名）从3月23日开始，在巴黎一家负责接收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医院工作。我们曾登载她写下的3篇“抗疫日记”，记录了她在这场“战争”中的真实感受。现继续刊发她最新写的两篇“抗疫日记”，内容如下：

日记四：“这种侮辱，我无法承受”（法国《快报》周刊网站3月28日文章）

2020年3月27日，周五

周五，我上班迟到了一刻钟。我的科室主任朱尔当时正准备去查看病房。他并没有和我谈昨晚的死亡病例，已经没有这个时间了，我应该准时上班。这并不是他苛责，而是“战争中”的医院就是这样。

我打开电脑，发现G先生昨晚去世了。12小时前我和他的妹妹还交谈过。她后来再也没有打电话给我。我再也没听到她那忧伤的询问：“我哥哥，他会怎么样呢？”

中午，我已经完成了当天的巡查。我查询了两个今天新归我管的病人的资料，因为有一名住院实习医生同事感染了新冠病毒；我们两个诊室只有三个住院实习医生，病人要重新分配。

▲4月1日，转运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救护车在警察的护卫下抵达法国巴黎奥斯特利茨火车站。当日，搭载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医疗专列从巴黎奥斯特利茨火车站出发，将患者转运至布列塔尼地区接受治疗，以缓解法兰西岛地区医院收治重症患者的压力。新华社发（奥雷利安·莫里萨尔 摄）

到了下午就忙乱套了。我尽可能快地来回跑，这都不够。患者们病情恶化了，我得在他们心脏停跳前介入，否则他们就可能失去生命。早晨病情还不错的T先生呼吸困难，他不断呕吐，需要静脉注射、抽血和上氧气。两名晚期患者开始出现疼痛，需要给他们注射药物来止疼。每次出入病房、穿过走廊以及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都要洗手、换衣服，但是没有足够的防护服，总之就是一片混乱。

在这种忙乱中，我还要写周末交接班医嘱，并且照顾两个新接手的病人：其中一个身体极度虚弱但意识清醒且很害怕；另一个是位年长的女性，伴有双极性症状并且很难回答医生的询问。要立即监控他们的血液循环和呼吸机能，以便在夜里尽可能早地采取必要措施。

我把在走廊里的女病人背进了病房。我检查其体征并完成了临床检查。她的情况显然不太好，但是病情还算稳定。我在检查记录上写下结果，并且尝试着在数据库中寻找其信息。我找到的信息不全，但是我联系上了她以前的主治医生。后者向我简述了她的病情：这位女士是从一家精神病医院出来的。

我还有一个今天的情况报告没找到：它不是用电脑打的，而是写在纸上的。我准备去找一下补齐今天的材料，正好碰到了朱尔。

朱尔对我大发脾气，根本不让我解释，而且是当着众人的面。他只看到了资料有所欠缺，显然认为我是个粗心的人。“18时还拿不到一个病人的全面资料，这是无法接受的！”这种侮辱，在这种情景和心情下，我无法承受。那位女病人是17时45分到医院的，她的情况当时不太好。因此，在大致知道其情况后，首先需要确保她不受刺激、进行临床检查、查阅急诊医生的医嘱。我不可能同时把一切都做了。

▲3月30日，在法国巴黎以东的讷伊普莱桑斯，工作人员在街头进行消毒防疫工作。 新华社发（奥雷利安·莫里萨尔 摄）

另外，我当时已经精疲力竭了。我无助地抽噎，但没人注意到，我得继续我的工作。

缺失的情况报告最终在护士台找到了。朱尔给该病人以前的临床医生打了电话，最终拿到了全面资料。我开始写交接班医嘱，要求第二天抽血，整理一堆事情，并且和他一起处理一天中最后的工作。

一小时后，我还在哭，当然在病房的时候除外。朱尔问我到底怎么回事儿。我向他承认，因为没做到的事感到伤心，还有无助感、不安全感、让头儿失望的窘迫……朱尔还算绅士。他并没有真正地安抚我，只是不再生气了。他向我解释说，他的职责也包括在住院实习医生工作不到位的情况下督导他们。

接近晚上八点半，我离开了医院，感觉自己像一把脏兮兮、湿漉漉的拖布。我骑上自行车，一直哭。

明天，我可能会黑着眼圈、眼睛红肿地去上班，但我会准时的。

▲法国“封城”后 警察拿着喇叭上街喊人回家（参考视频）

日记五：“是我杀了他！我永远都不会原谅自己！”（法国《快报》周刊网站3月31日文章）

2020年3月30日，周一

今天早上，我不想起床，困意很浓。但是闹铃一直在响，一遍，两遍，三遍。我深呼一口气，拥抱了一下维克托，然后起床。

我疲乏得快要站不住了。在浴室里，我坐在浴凳上开始淋浴，这是在投入医院脏乱且难以预料的一天之前最后的乐趣。

我还不知道周末诊室里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又有多少病人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只是知道，将会来到一个和周五不一样的科室。

▲3月27日，在法国北部城市里尔，人们来到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罗歇·萨朗格罗医院。新华社发（塞巴斯蒂安·库尔吉 摄）

一到医院，我就得知那位85岁的老爷爷在前一天离世了。我预料到了，为自己没能在现场感到遗憾。我想到了他的女儿，在10天时间里她不停地打电话，而她的父亲一直在与死神搏斗。

上午是视察病房时间。穿上防护服，脱掉防护服，洗手，安排氧气，把老年人扶上轮椅，听诊肺部，撤下吊瓶，读病历。

下午，我要为迎来一名新入院的病人做准备，但是病人刚送入急诊室就死了。另外一名病人已经替代了他的床位，不过要到晚上才能到。我明天才会见到他。

在我负责的病人中，有一名男子表现得很有攻击性。只要有一点不对劲他就情绪不安，他也有认知上的问题。他没法理解传染病正在传播而他已经感染了病毒，对别人来说他是很危险的。应该尝试着和他解释清楚。

“不，姑娘，别和我说这个。够了！你和所有其他人一样背叛了我！我是一个自由的人，我一直都在缴纳社保，我有权回家！”

▲3月27日，在法国北部城市里尔的罗歇·萨朗格罗医院，医护人员从一辆救护车上转移患者。新华社发（塞巴斯蒂安·库尔吉 摄）

我向他详细解释，回家是不可能的，我是在执行当局的命令……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他很生气，大喊大叫：“出去！如果明天我还没回家，我就自杀！”这是住院实习医生经常碰到的场景，并非只是疫情期间。

P先生是一位89岁的病人，他可能很快就要离世。三天前，这一幕还难以想象。他身体一直不错，在家里和老伴独立生活。但是他的妻子感染了新冠病毒，她有些小感冒但已经康复。不幸的是，她把病毒传给了丈夫，后者的反应却完全不一样。老先生开始发烧并且脱水。几个小时后，他的病情开始恶化并被送到医院。

当老伴看到P先生被抬出救护车时，认为这一次老先生可能没法活着离开医院了。

▲3月27日，在法国北部城市里尔，医护人员站在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罗歇·萨朗格罗医院门外。新华社发（塞巴斯蒂安·库尔吉 摄）

今天那位老伴给医院打电话，接电话的是科室负责人朱尔。老人的绝望让他受到很大触动，老太太认为他们55年的恋爱长跑可能就要终结了。她在电话里对朱尔说：“上次看见我丈夫，我并不知道这是最后一面。然而，是我杀了他。我永远都不会原谅自己，但是如果不能和他道别就更受不了了。”于是，朱尔允许老人下午可以来探视一次。

一个半小时后，老太太出现在了医院。她的面庞紧绷。我们给她穿上防护服，并给她戴上口罩和防护帽，然后让她去病房。她很慢地走过走廊，实际上她已经是以最快的速度在跑。她是最后一次拥抱自己的丈夫，后者的生命正在一点点逝去。她拥抱还活着的丈夫，泪流满面。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了……

一位巴黎医护人员的抗疫日记：“这真的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参考消息网3月30日报道随着欧洲新冠疫情的爆发，医护人员们艰难的抗疫之路受到关注。26岁的意大利裔住院实习医生萝塞拉（化名）从3月23日开始，在巴黎一家负责接收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医院工作。她写下的这三篇“抗疫日记”，记录了她在这场“战争”中的真实感受。

日记一:“这真的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法国《快报》周刊网站3月22日文章）

我今年26岁，是巴黎一名全科住院实习医生。我被分配到一所专门收治新冠肺炎病人的医院，直到疫情结束我都将在那里工作。

我男友是我要去的那家医院的一个部门负责人，他从3月16日起开始清空病床准备收治众多即将到来的新冠病人。我知道等着我的会是什么。我是意大利人，20岁前一直生活在热那亚。2018年7月我拿到了毕业证，并来到巴黎开始当住院实习医生。

我在不到两年前才开始说法语，说话还带有意大利语腔调，用法语写东西还有点费劲。我喜欢读书，也喜欢写点东西，四年前我开始写书。在日记里，我将讲述未来几周里发生在医院和家里的事情。我知道：我们已经身处战争之中。

总统马克龙16日所说的并不是耸人听闻，而是真正的事实。我们要准备经历一段特殊时期——“第三次世界大战”。作为人类我们应当骄傲，因为我们在不断进步。我们一直在相互争斗，但这次，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这还是历史上首次战争把我们大家团结在了一起，不分肤色、语言和宗教信仰。

这次战争可能会教会我们为何所有人都是兄弟姐妹，生命到底有多么不可预知……而直到上个月之前，我们还十分笃定地认为自己是一个高等、强大而不可战胜的物种。

在我们中间，有人原本计划要结婚、度假、生孩子、写小说、去旅行……现在，这些都不太可能了，一切都暂停、推迟了。只有死亡没有停下脚步，不过这不是安静地死去，也没有亲友在身边环绕。

这场战争迫使我们告别以往舒适安逸的生活。这可能很艰难、痛苦和沉重，也可能会显得很漫长。有时人们可能会有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可能会经历恐慌和无助，但是得学会适应。

日记二:“新冠病毒是白刃，它悄无声息地置人于死地，留下一片血海 ”（法国《快报》周刊网站3月24日文章）

2020年3月23日，周一

[7：00]这是我上前线的第一天。

前天，法国目睹其首位医生去世。我想维克托，他是我要去的科室的头儿，而且我现在更加胆战心惊。我明白自己不可能停止这样，尽管疫情好像在无休止地持续。

[8：00]我骑着自行车，任凭早上的风无情地吹在我脸颊上如刀割一般。这种痛苦是一个警告。为了赶往医院，我要用近半小时的时间，但挨冻要好过冒险在地铁里与某个人交叉而过。

我正穿过一座裸露、空旷且束手无策的城市。巴黎沉默寂静，好像被吓瘫了一样。

我骑得飞快。我正一路向前，而肾上腺素开始升高。

[9：15]上午正在等待中过去。等待各个科室进行N次调整，等待医生和住院实习医生根据各种需要被重新调配；等待病人的周转，他们前来就医、被转走、死亡；等待各种行政命令……然而，在本能暗示我们跑掉的时候，应该接受这一切，保持不动。

[10：00]我在等着被调往某个科室的期间，做了一些具体的事情。我取回登陆软件的代码、工作服。我看了一些文章，咨询了集中病人各种问题的平台。

刚刚和我非常喜欢的同事萨拉打招呼，就有一名病人出现了呼吸困难。这个非常年轻的女子5天前刚刚生产。萨拉想要马上将她转去抢救，却没有床位了。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将她转往另外一家医院，可她的状况十分危急，促使医生们在考虑转走前是否有必要插管。他们最终放弃了这一做法，没有切开这个年轻母亲的喉部。人们将她抬上救护车，随后她朝着生或死的方向消失了。我们对此将永远无法知道。

[12：00]中午，我什么都没做，却觉得已经精疲力竭了。头儿叫我去办公室。危急时刻，他要我去专门隔离新冠肺炎确诊病人的科室。我终于上战场了，浸没在痛苦之中，并将与死神作战，因为我知道，这场战争将不会有战胜者，只有战败者。

这里照顾的是一些年龄最大的人。他们从一开始就有权签署一份向他们表明“不抢救”的文件。他们将不会得到抢救，因为数据表明，在此次疫情范围内，超过70岁的人不会靠插管活下来。

我加入了团队，但没有人因此停止工作。没有时间。我骑上了一匹飞奔的马。我开始查看病人的病历。在去看他们之前，我要学习穿衣、脱衣、洗手，容不得丝毫错误的程序。然而，没有足够的物资用于遵守……

在我动身前往科室时，走廊里传来难以安慰的呼喊声，并且在不断哀求。这是一个无法忍受临终时刻远离亲人的病人。有太多相爱的人不知道他们刚刚度过了在一起的最后时刻。新冠病毒是白刃，它悄无声息地置人于死地，留下一片血海。

[16：00]我没带午饭。医院的食堂和就餐室都关闭了，只有远处的咖啡店营业。幸运的是在住院实习医生办公室有巧克力。我边吃边工作，看一位病人的临床病史。午后剩余时间也都是在工作。

维克托周四接待的那位85岁的爷爷，据医生们估计，有可能在当天夜里去世，可他现在还活着。今天，他已经成了我的病人之一。他将不会留下来太久。这一次，他可能将在夜里离开。多亏了治疗，他感受不到身体疼痛。相反，他在精神方面极为痛苦，因为他在这世上只有一个女儿，死亡决定将他带走，而他们却无法再见。他可能想要反抗，想要搏斗，并且想要对抗这令人厌恶的命运，可他没有精力，依然束手无策。甚至哭泣于他都是不可能的。他只能用难以落下的一层泪水蒙住双眼。

[20：00]维克托来找我，对于今天来说，这就足够了。他将我载回家。自行车今天晚上将留在医院。没有力气蹬车了。我该休息了，因为我们此刻还在为战斗做准备，我们还没有到它最严酷的时候，接下来的日子将会更糟。

日记三:“晚上，我尝试忘记这场战争”（法国《快报》周刊网站3月26日文章）

2020年3月25日，周三

今晚，我把自行车放在了医院。在回家的时候，对两个人平静在一起的渴望十分强烈。我没有勇气在巴黎的寒冷中骑车了。维克托是我的男朋友，也在医院工作。我对他笑，然后问他：“如果我和你一起回家，麻烦你吗？”维克托大笑。“显然不，小可爱！”我们一起离开了这个白天是我们舞台的满是病菌的世界。

晚上，就像维克托一样，我尝试重新成为一个正常人，忘记战争。我们需要恢复过来，做好准备去迎接第二天新的战斗。

有时候，我们甚至嘲笑我们的敌人。也许我们不应该这样：我们知道可能有一天它会向我们袭来，侵略我们，给我们带来大量痛苦。真糟糕。人类是脆弱的，有时候，空气特别沉重的时候，需要放松。

今晚，离开医院后，维克托冲我说：“来一个新冠病毒下的吻？”我们就在大街上，一边笑着，一边继续走着，隔着不规整的口罩亲吻。就是这样，有时候我们用自吹自擂来替代恐惧。因为战争并不只有眼泪、流血和死亡。尽管有着悲伤和沉重，这可能也是爱情、人性的闪光在让人们不至于沉沦。

维克托还说：“真是奇怪的一天。”新冠肺炎病房的医生们经历着一种奇怪的无力感。病人众多。那些正在康复的病人需要护理，但这并不是非要在医院进行不可。那些重症患者需要转移到ICU病房，他们也知道并不一定有床位。实际上，新冠肺炎病房主要是在护理那些介于上述两者之间的中间状态病人。

我们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是留给年轻人的。年轻人的病症通常能得到控制。如果他们好转了，我们就将他们送回各自家中。如果他们的状态有波动，就会继续留观。如果他们出现严重呼吸困难，我们就会在可能的情况下尽快将其送往ICU病房。

第二个是留给年纪最大人士的。对他们而言，ICU不是选项，甚至只是梦想。老人们太脆弱了，无法承受或者难以承受，而且我们也找不到床位。因此需要在大厅里处理，尝试恢复那些可以恢复的人。当不再有希望的时候，就开始临终关怀护理从而让他们在安详中离开。很显然，在他们不得不远离亲人孤独死去的情况下，这是不可能的。也许他们没承受什么身体上的痛苦，但他们肯定在精神上十分难受。

第三个部分留给那些病情没有真正改善，但呼吸状况还没有恶化到转入ICU的人。我们更多是在呼吸科看护他们。

所有病人都入院很长时间了。因为病人的变化缓慢有时无法预测。而且，当病人80岁的父母就在家里的时候，怎么能把感染的病人送回家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寻找别的解决办法，但并不总能找到。

正常情况下，当病人入院后，需要经常观察，因为状态会不断变化。需要根据身体状况和对治疗的反应而调整护理，需要保持警惕。这些都是对的。但是显然，目前的情况是不同的。我们将其余事情暂缓。我们基本不做完全的医疗成像，不去监督患者验血情况变化。以后可能会设立后续照料计划，但现在真的不是做这些的时候。根据病人流量，我们在急诊室或者在候诊室。

很多医生因为这种转换已经晕头转向。今天的维克托就是这样。但我还行。

维克托说：“事实上，我太紧张了。”他继续说：“当没什么特别情况发生的时候，我感到自己毫无用处。很显然我能松口气，但我依然不动，我感到无力。我知道我们应该以协调和有组织的方式行动。根据病人数量改变工作地点可能是无法实现的，会导致混乱。我的腿休息过多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就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