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古谈今

明朝的军事洋务运动，从正德末年开始到万历年结束，时间长达六七十年。期间，对这场运动功劳最大的当属汪鋐、俞大猷、戚继光三人。其他人物还有很多，比如卢镗。我们之所以将嘉靖朝向西方学习火器，称之为“明朝的军事洋务运动”，就是因为参与其中的人比较多、形成了一种“现象”。

嘉靖与汪鋐的双作用力

汪鋐（1466—1536），乃是掀开“明朝军事洋务运动”序幕的人。当然，有历史人物称其人品不佳、贪他人（顾应祥）之功。但作为后人，我们无法辨别真实历史场景，然而有一种现象需要注意：明朝中后期的掌权文臣、做出贡献的文臣，几乎没有名声特别好的人。

所以，谈“明朝军事洋务运动”，我们就以“历史功绩”为准则吧。作为与葡萄牙进行过两次正规海战的指挥官。无论是做地方官员，还是京官甚至吏部和兵部双尚书的20年（1515—1535年）都在为此奋斗着。

请注意：吏部尚书管理官员任命，无论文武你不支持“引入佛郎机铳炮”，你就甭想当官了；只要你反对“天朝上国”学习“无名小国”，认为这样做太丢祖宗的人，那么，你就走人。因此，汪鋐得罪了很多人。

“军事洋务运动”主要执行者就是指挥武将的文官以及武将，作为兵部尚书，他都是边关大将、军事后勤单位的“最高主管官员”。

吏部尚书是逼着你，兵部尚书是管着你。

由此可见，嘉靖也是真心想把这场运动推动下去，所以才力排众议让汪鋐做了“两个部的尚书”。但作为藩王的嘉靖，以及所有皇帝都是为了坐稳天下、坐稳龙椅，当你得罪了太多人的时候，你就会被皇帝、皇权当做“废物”抛出去。

汪鋐如此、夏言如此、严嵩也是如此。更惨的还有朱纨等人。类似的情况还有，比如王琼

汪鋐同时代的领兵文臣与武将

起初人们以为佛郎机铳只能用在战船上，后来发现还可以用在守城上。再之后，包括汪鋐、王琼等朝中重臣都开始向嘉靖建议佛郎机铳应该应用于北方战事，可以进行大规模野战使用。这似乎可以说明：当年，佛郎机国也就是葡萄牙帝国送给我们的佛郎机铳礼物，其实与他们实战时用的佛郎机铳有着天壤之别。

嘉靖七年（1528年）、八年、九年，因为蒙古势力不断南下，面对蒙古铁骑，汪鋐在嘉靖八年、九年先后上疏《奏陈愚见以弭边患事》《再陈愚见以弭边患事》，提出了自己对于北方面对蒙古势力南下的应对措施。

比汪鋐更早、比汪鋐地位更高的西北军务总镇王琼（1459—1532年），在嘉靖七年七月就向奉旨巡边的“巡抚榆林都御史”肖淮提出了自己“大佛郎机铳对敌战略”。其总体战略是：三万大军结成三大营迎敌，我军坚壁清野不与蒙古骑兵交战，时机成熟后“用神枪铳炮及大佛郎机出奇邀击”。

由此可见，王琼的主张是大佛郎机铳炮。然而，这一要求与当时的明朝军事仿造现实并不符合。目前，王琼是第一位要求朝廷配充佛郎机铳的边臣大将。但从明廷的技术准备看，很显然无法满足王琼的主张。

大明军事仿制逐渐完善

自嘉靖三年开始，大明就开始以军方为主导仿制佛郎机铳炮。到了嘉靖七年，明军已经装备了万副铜制小弗朗机铳，其中四千副分发给边关地区。当时，我方因为财务原因、技术原因，这种小佛郎机只相当于缴获的大佛郎机的三分之一重量。

同时，我方技术人员也对我国原有武器流星炮进行改造，即流星炮。

这种流星炮形成于朱元璋、朱棣时期，茅元仪《武备志·火器图说七》：“箭杆用实竹，如小指大，长四尺五寸，翎花长四寸五分，筒长五寸，径一寸，箭镞倒须有槽，可涂见血封喉药。”

到了嘉靖朝，我方技术人员根据佛郎机铳炮，将其改造为黄铜流星炮，兵仗局试研制160门。每门流星炮有三门子铳。炮重72斤。首都博物馆内收藏的母铳口径为40毫米，全长1200毫米。现有的实物子铳文物较多，大概7斤左右，口径25到27毫米，全长在290到310毫米。

然而，面对蒙古骑兵时不时地南下，我方军事主管将领们开始对佛郎机铳越来越感兴趣。

从嘉靖八年和九年，汪鋐向嘉庆上奏的奏章，我们就可以出汪鋐的主张是全面仿制佛郎机，从七十斤重到五百斤重的小、中、大佛郎机全面应用于边关各个地方：城堡防御与野战（一般是中型铳一百五十斤重）。城堡防御又分为：烽火了望台、攻防城堡、小城镇、重要城镇、类似于京城这样的关键城镇等五种类型。

然而，因为主管军事的文武官员对于佛郎机铳的仿制却受到了一些文官的批评。再加上，汪鋐、王琼等官员都是“重实际轻名节”的官员，说句大白话就是：他们心中只有工作效率，名声对他们虽然重要但却不是根本的思考点。因此，做事儿往往不符合官场惯例。也就是不成熟、独裁。

为此，他们成为文官的标靶。但他们义无反顾地向着自己的目标冲锋。

正是这些把“工作”放在核心，而不是把“名声”放在核心的官员推动下，佛郎机铳迅速推广。这里就有他们的努力、作为，其实更重要的是碰到了嘉靖这位“对自己藩王出身感到惶恐”的皇帝。

为了对抗明朝中后期的文臣，嘉靖需要一些能干事儿、又不被儒家思想影响的人。但他们只是武器，等没用了就会被他毫不犹豫地废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