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扬：纪念改开40周年——抛弃老对手，迎接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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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扬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文扬】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要说的话、可说的话，相较于20周年和30周年时更多了，能够体现中国巨变的各种数据更为惊人了，除了量的增加，又有了很多质的变化。

例如GDP，2017年已达82.71万亿人民币，是1978年3600多亿的230倍。再例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也都是1978年时的将近100倍。还有基建、脱贫、环保、国防、高科技等等很多方面，不必一一列举。实际上，仅经济增长这一项，就超出了40年前最大胆的预测，仅民生改善这一项，就超出了当时普通中国人最出格的梦想。

一个现代国家，一个大国，通过和平发展而不是战争掠夺取得如此成就，这是史无前例的，已经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基本事实，若把世界比作一个高山，今日中国已行走在接近峰顶的高处，而不是徘徊在山脚附近的低处，是中国超过了大多数国家，而不是大多数国家都超过中国。任何人都不能不正视这个重大事实。

图1. 2017年世界主要经济体GDP排行

什么是徘徊在低处？1978年复出后不久的邓小平在多个场合反复问：“什么叫社会主义？它比资本主义好在哪里？每个人平均六百几十斤粮食，好多人饭都不够吃，28年只搞了2300万吨钢，能叫社会主义优越性吗？”同年9月在东北三省视察期间时他说：“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

如此之反问，反映出来那时候的中国领导人甚至连中国还能不能前进都心存疑问，所以才有了“解放思想，开动机器”的口号。

图2. 邓小平在1978年

而今天的中国早已摆脱了如何开动机器这个基本问题，所有人都只关心前进的速度，没有人再怀疑前进的能力。这时再看什么是行走在高处？去年10月党的十九大提出的目标是：从现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放在国际竞争的视野内，这就是冲击世界第一强国的前进号角。

历史上没有哪个大国能用40年时间跨出如此之大的一步，这是今日中国的独享荣耀。

抛弃老对手

行走在高处和徘徊在低处，两者天壤之别。关于今日中国的任何讨论都只能以这个差别为前提，都要首先确定所讨论的是哪一个中国，是1978年的还是1998年的？是2008年的还是2018年的？

如果针对2018年的中国，还继续使用过去多少年始终不变的那些论调，就毫无价值了，因为事实本身已太过强大，关键问题已不需要争辩了。面对40周年的巨大成就，那些天天用西方标准说中国这不行那不行的人，或者用过去的标准说现在这不对那不对的人，那些无论代表左右反正坚持要给中国开药方、出模式、指道路的人，敢不敢说自己的改革方案更好更对？敢不敢说本来中国还可以取得更快的经济增长？本来还可以更多地减少贫困人口？本来还可以更早一些达到货物贸易总额世界第一、外汇储备第一、制造业竞争力世界第一、220多种主要工业品产量世界第一？

如果承认不敢这么说，那么这些人到底唠唠叨叨在说些什么呢？

所以说，来到40周年这个关口前，站在今日中国这个高度上，已经可以与近几十年来与中国发展一路相伴、如影随形的反中反华派、昨是今非派老对手们，来一个根本的了断，做一次彻底的告别了。从今以后，可以不再理会他们那些老掉牙的指责、贬低和诋毁，因为不在一个平台上了，对手们已脱离了基本事实，已不能区分什么是高什么是低、什么是大什么是小、什么是新什么是旧，变得昏头昏脑了。

抛弃掉假的问题和假的辩论对手，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因为新出现的真问题，都只建立在基本事实之上，不再与各种过时的、虚假的、不相关的问题混在一起。40年时间够长了，如果继续让那些源自左右各种政治经济理论教条的假问题纠缠不休，中国还如何再出发？如何聚力冲顶？

假问题唯一的益处是用它们的墓碑在不同阶段标志出中国的前进和超越，而害处则是在整体上拉低了中国思想界和舆论界的水平，因为应对假问题的回答也不是真回答，挑战者和辩护者各说各话，结果双方一起云里雾里原地踏步。

警惕不良倾向

抛掉假问题之后，真问题才会浮现出来。改开40年，作为一段不仅大大改变了中国而且深刻影响了全球的独特历史，其世界意义究竟是什么？近几百年来都是西方国家赋予世界以各种意义，例如文明，例如进步，例如自由，现在为什么会是中国？为什么会是当代中国？很多人都在尝试回答，但却难以说清楚，很多重大问题都需要更深入的思考。

图4. 短短40年时间，中国高速回归其在世界历史的中心位置

但真正做到深入思考这段历史，却并非易事。40年时间已不算短，在互联网解构主义潮流的影响下，各种曲解、阉割、篡改、伪造的戏码轮番上演。而一旦严肃厚重的历史被虚无、被扭曲，总结反思就会失败，40周年也等于白纪念，复原工作还要留待后人。

历史就是这样一种东西，真实的历史本身已随着时间逝去，留下的只有不会说话的记录和不甚可靠的回忆，哪个面貌是真哪个面貌是假，全在今天的人如何解读，尊重它能产生一种解读，轻蔑它就能产生另外的解读。所以，历史虚无主义不一定是敌人的阴谋，很多是自己人的创造。

40年的时间，至少有两种表面上看起来似无大害的倾向，会导致严重的历史虚无主义。

一种倾向与人们的“享乐癖”有关。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过剩时代，生产过剩，消费也过剩，在这样的状态下，真正还能刻骨铭记短缺时代、贫困时期是什么样的人已经不多了。从未饿过肚子的人，不会完全理解饿过肚子的人的所思所想，从没缺过钱花的人，也不会完全理解从小穷怕了的人的所思所想。由于人的天性都是嫌贫爱富，结果就是追求当下享乐的时间远远大于回忆过去贫穷的时间，俗话说“记吃不记打”，久而久之，历史当中艰难困苦的一面就被淡忘掉了。

回顾历史，无论从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还是从建国60多年，或只说改开40年来，艰难困苦的一面也不仅贯穿全过程，而且至今仍在延续。天性勤劳、百折不挠的中国人民作为一个整体，始终都在努力奋斗中，未曾有过丝毫松懈。这一点如果被严重忽视，将会大大低估这段历史的世界意义。纵观数千年人类文明史，还没有哪个文明能逃脱出业精于勤荒于嬉的兴衰周期律，既然中国人创造了史上空前的大繁荣、大成功，其中也一定包含了史上空前的大努力、大奋斗。特别是考虑到中国是从一个后发国家的位置上、没有通过战争和掠夺、也没有出让主权和国土、完全独立自主取得了这个成就，更需要从艰苦奋斗这一面来正确评价这段特殊的历史。

另一种倾向则与人们的“自大癖”有关。为了说明制造假历史有多容易，保护真历史有多难，不妨想象一下如下情形：

一位10后的小学生，面对80后的上代人，下了一堆断言：1.我每天手机叫外卖点餐，这代表人类刚刚学会吃，你们老辈人既然从小没有外卖，恐怕从来不懂什么是吃饭；2.我每天用手机阅读，这代表人类刚刚进入知识时代，你们老辈人既然从小没用过手机，恐怕从来不懂什么是学习；3.我用手机联网，可以浏览全世界的网站，这代表人类刚刚睁眼看世界，你们老辈人既然从小没有互联网，恐怕也不懂什么是世界；4.既然我来到这个世上7、8年就知道了这么多，这证明我代表了真正的人类，你们和所有曾经活过的几百亿古人差不多是白活…

40年时间，知识“巨婴”们以互联网的速度进行迭代，今天的颠覆者一代，转眼就成了被颠覆者一代，对于历史的总结和反思，他们既听不懂，也不想懂，当然也就无力传承。可见，真正需要保卫的，不是自大癖们自己描绘的那个井底，而是只有通过敬畏心才能看到的整个天空。

深刻总结反思改开40年，对于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如果不能树立一个敬畏之心，还不如不谈。不用说，享乐癖和自大癖都会导致对历史的曲解误读。前者只看到历史光鲜亮丽的一面，无视另外一面；后者则误认为历史从自己才开始，虚无所有前代。在历史长河中，40年很短，但如果滑入这类情感或认知方面的陷阱，也完全有可能在此发生断裂，失去正常的传承。所以，这是人们需要警惕并加以克服的倾向。

迎接新问题

习近平主席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

这段话之所以重要，在于其中列出的四个时间，已经把中国问题的整个历史格局展开了。40年的改开，与60多年来的中国与世界是什么关系？与170多年来的中国与世界是什么关系？与5000多年来的中国与世界又是什么关系？可以说，以上每一个问题的深度和广度都大大超出了当前流行的各种理论框架，都需要做更新的、更深的探讨。

例如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可以肯定是完全没用了，不要说继续拿来解读中国的新问题，能把2008年金融危机至今短短10年西方自己的事情说清楚就算奇迹了。其他一些基于西学传统的流行理论也差不多，虽然有亲自由主义和反自由主义之分，但在历史虚无主义方面却大同小异。由于在中华文明5000年这个大格局中，现代意义上的西方其实只占一个很小的位置，既不是近代以来的全部，更无关整个历史。所以，言必赞西方和言必怼西方，两种立场都不能正确地面对真正的新问题。

图5. 中华文明的历史尺度

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决定意识”这个基本原理上。对于中国来说，这个文明的存在基础，既包括中华大地这个独特的自然地理存在，也包括5000年的连续传承这个独特的历史文化存在，而且两者之间有着深层的内在联系，密不可分。套用“广土巨族”的概念，也就是非广土不能巨族，非巨族也不能广土，5000多年来这一历史运动逻辑演变到今天不曾中断，60多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可视为这一演变过程的最新一环。这一点，越是放在世界各不同文明的发展过程比较中，越能看清楚。

中国所要迎接的新问题，就这样展现了出来：一个方向是向前看，中国这个行走在高处的世界大国，从改开40年再出发，即将步入一个又一个“无人区”，没有了仿效对象甚至也没有了追赶目标的未来道路是什么？将如何走？这都是新问题。另一方向是向后看，从中华5000年自身的历史中、从世界各文明发展史的比较中识别出中国历史演变的独特道路，寻找出中华民族复兴和现代化成功的独特因素。这也是新问题。

而无论是向前看的新问题，还是向后看的新问题，有一点很明确：那些完全基于“西方中心论”的政治经济理论，将逐渐失去位置，失去适用性。而一旦没有了“西方中心论”学术体系的依托，意味着不仅问题是中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将是中国的，这就是“以中国为方法” 时代的来临。

如此来看，纪念改开40周年将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要做好准备迎接一系列新问题的到来，以及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巨大挑战，真正跨入“以中国为方法”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