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崛起先天不足一旦對外兴兵其現代化进程必夭折国家必分裂》

作者：潮水

2017年4月24日，印共(毛主义者)武装力量战士在切蒂斯格尔邦的苏克玛地区向印度中央后备警察部队发起一次攻击，造成中央后备警察部队25名人员死亡和7名人员受伤。这一事件再次将全世界的眼球聚焦於印度。正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在国际上被广泛誉为“明日之星”的印度，在国内事实上还存在着颠覆現政权的心腹大患——在印度中部的5个邦，安得拉邦、切蒂斯格尔邦、中央邦、马哈拉施特拉邦和奥里萨邦，2000万人口的广大地域，存在着印度的国中之国。与印度政府各邦平行的政权——“人民政府”替代了印度政府对于该地区的行政管理和军事控制。2017年4月24日的武力袭击就是在该背景下发生的。

印度在上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改革後，除开东北部7个邦的民族独立运动逐渐轉化为强大的武装分离势力之外，印度中央地区的5個邦造反活动近年来一直呈逐渐坐大趋势，愈演愈烈。印度民众各阶层、各族群更在崛起同时越来越涣散和分裂。少地失地农民及佃农日益与大地主封疆买办集团从当年的离心离德到今天的反目成仇，埋下印度一旦对外兴兵便亡国之祸起萧墙的伏笔。这是印度的历史宿命，是不以莫迪個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潮流。莫迪欲逆潮流而動，選擇走与中国为敵、遮断中国一带一路的岔路，他自己正在成为印度崛起的掘墓人，而美日越为印度崛起的掘墓人唱挽歌也无力挽印度国内兴起的造反狂澜于倒悬。

莫迪的印度经济特区创造一個就業机会就毁掉4个农民的生计官逼民反

印度是一個发展中国家，其人口主体仍然是农民。但印度莫迪政府以牺牲农民利益换取的经济增长的经济特区模式，被今天的印度底层贫困民众深恶痛绝。印度经济学家巴杜里指出，按照目前莫迪在印度建立经济特区的模式，这种经济特区在每创造一个就业机会的同时，也毁掉了4个农民的生计。印度施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后，GDP不断增长，但是普通人民大众的生活越来越贫困。印度常年处于大饥荒之中：印度1991至2004年的人均粮食产量在155至183公斤之间，可以说印度常年处于比中国1961年还要严重的大饥荒（1961年，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当年粮食总产量13650万吨不包括薯类，当年人口6.5859亿，人均粮食207.26公斤）世界银行全球贫穷报告指出，全世界共有14亿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印度就有4.65亿人，占印度总人口的42%，占世界贫困人口的33%。2010年10月，美国《纽约时报》推出了一份新的报告，印度最贫穷的8个邦中有越来越多的人陷入贫困之中，人数多达4.21亿，比非洲26个国家的总人口之和还要多。但是，莫迪政府无视这一社会危机，变本加厉镇压人民的不满与反抗，激起极端贫困的印度农民的更加强烈的反抗，这就是武装斗争愈演愈烈。除開各邦的独立分离势力武装斗争以外，印共（毛）目前更积极开展武装斗争。2012年以来，印共(毛)渡过了印度政府武力围剿无地农民的武装反抗的危机，在双方进入战略相持阶段。2013年至今，印共(毛)初步恢复了武装力量，开始恢复活跃和生机。2014年莫迪政府上台後，推出了更为残酷的升级版“绿色狩猎行动3”，但是迄今为止，双方实力对比并未发生明显改变，印共（毛）牢牢掌握着‘红色走廊’的核心区——贾肯得邦、切蒂斯格尔邦、比哈尔邦、奥里萨邦和马哈拉施特拉邦。在一些地区印共(毛)的实力反而得到巩固和增强。例如，安得拉邦、切蒂斯格尔邦、马哈拉施特拉邦等地的毛主义运动处于活跃上升状态。印共(毛)在近千個分散的人口规模达到500—3000人的解放区建立人民政府。印共(毛)的人民政府通常由8个部门构成：财政、保卫、农业、司法、教育文化、卫生、森林保卫和公共关系。人民政府定期进行选举。印共(毛)在高扬马列毛旗帜的同时，尊重当地民俗传统，“人民法庭”由于其高效率和充分保护人民利益，深受老百姓的欢迎。印共(毛)的武装组织人民游击解放军在印共(毛)的革命斗争中居于极为重要的位置。印共(毛)的文件《我们的财政政策》揭示了其财政的三大主要来源：第一，党员的党费、党税和人民的捐献;第二，没收敌人的财产和对敌人的罚款;第三，通过进步的税制系统，在游击区和解放区收取税费。在安得拉邦，毛主义者致力于改变封建土地关系。而在位于部落民带的奥里萨邦和切蒂斯格尔邦，毛主义者致力于维护部落民对森林产品的权利。对于毛派来说，在两个或者三个邦之间的边界建立游击区和解放区非常容易。以位于马哈拉施特拉邦和切蒂斯格尔邦交界处的加德切罗利地区为例，由于邦政府对自杀农民的冷漠，该地区的毛主义运动变得十分强大。印度莫迪政府的大规模新自由主义“圈地计划”建经济特区遭到了代表无地贫困农民的印共(毛)的极力反抗。印度莫迪政府大力引进外资、积极让跨国公司跑马圈地的很多地区，恰恰是相对贫困落后和印共(毛)活跃的地区。印共(毛)激烈抨击了印度政府的圈地行为：自由化、私有化、全球化的政策正在向全世界的工人阶级进攻，他们卑劣地想把劳动者的手脚捆住，以便于大资本的巧取豪夺，300个计划内的经济特区事实上是建立了300块外国领土，这些外国领土劫掠印度大量的良田，这些外国领土里充斥了无数国内外的政治骗子。印共(毛)号召所在各邦人民拿起武器，尽一切可能捍卫土地与房屋，坚决以武力粉碎莫迪政府的武力镇压。2017年4月24日，印共(毛主义者)武装力量战士在切蒂斯格尔邦的苏克玛地区向印度中央后备警察部队发起一次攻击，造成中央后备警察部队25名人员死亡和7名人员受伤。这一事件再次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印共(毛)。正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在国际上被广泛誉为“明日之星”的印度，在国内一些地区事实上还存在着印共(毛)的平行政权。原来，印度近30年来曾经對反抗力量进行過三次大规模武力围剿，与1930年代中国国民党政府4次围剿中央红军有一比。第一次是是以1991年“一月觉醒计划”为代表的印度民团时期。第二次是是以2005年“和平行动”为代表的印度邦政府时期。第三次是2009年11月开始的由印度中央政府发动的全国范围的庞大、缜密和残酷的“绿色狩猎行动”。这是一场全方位的战争，除了军事进攻外，印度情报部门积极开展信息心理战、情报战、经济战等软战争加以配合。2014年莫迪政府将全国范围内原有剿灭毛主义运动的“绿色狩猎行动2”升级为打击力度更强、手段更为残忍，更为血腥的“绿色狩猎行动3”。2015年5月莫迪亲赴居于毛主义运动核心地带的切蒂斯格尔邦，对该地区的剿灭行动做出指示。切蒂斯格尔邦年底专门出台了针对印共(毛)“丹达卡冉亚”解放区的“2016任务”计划(属于“绿色狩猎行动3”)——旨在于2016年年底前，彻底击溃“丹达卡冉亚”解放区，但是，莫迪的计划落空了。“丹达卡冉亚”解放区占地8万平方公里土地，穿越安得拉邦、切蒂斯格尔邦、中央邦、马哈拉施特拉邦和奥里萨邦，位于印度中部，覆盖着茂密的森林，占地约8万平方公里土地。该地区大约有2，000多万人口，是一个部落民聚居的地区，印共(毛)在这里有延伸非常好的组织体系，“人民政府”替代了印度政府对于该地区的管理和控制)。由此印共(毛)与政府的对抗不断升级，2017年4月24日的袭击就是在该背景下发生的。

印度没有进行過彻底的土地改革令印度的现代化进程遭遇夭折

在印度独立后的前30年里，依靠国有企业，印度迅速建立了包括冶金、机械、汽车、拖拉机、飞机、船舶、化工、建材、煤炭、电力、原子能、精密仪器及各种轻工业在内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些主要是之前依靠私人资本无法建立的企业。但到80年代初中期，国有经济在印度国内生产净值中占1/4，其中主要是第二第三产业，而印度的国有经济中有40%属于行政部门的财政支出(如行政费、国防费等)，这样印度的国有企业仅占15%。而私有资本占经济总量的40%，其中包括一些规模庞大的垄断财团。封建地主经济及个体经济占35%，其中封建地主经济占国内净产值的15%，和国有企业实力相当。成为现代国家经济腾飞的强大羁绊。由于印度没有进行過彻底的土地改革，保留了大量的封建主义残余，造就了印度国内存在广泛的贫困人口和强大的左翼力量。

1947年印度独立后，面对英国殖民者留下的凋敝、饥荒不断的农村经济，国大党进行了一场非常失败的土地改革，其主要内容是：废除柴明达尔中间人制度，调整租佃关系;以及施行土地占有最高限额。尽管中间人制度表面被废除，但柴明达尔等旧有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得到保护。其一，其保留了大量自留地;如在北方邦土改前约有柴明达尔(包税地主)190万人，拥有自有地713万英亩，土改后，他们保留了约700万英亩土地，成为新的大地主阶级。其二，他们获得了巨额赔偿金。据统计，全国给地主补偿金的预定总额为66亿卢比，而这笔补偿金是由原柴明达尔制下的佃农负担的。如果佃户要把他耕种的土地购进为自己所有(私产)，则需另向政府交纳相当于柴明达尔原从该土地纯收入的3-28倍的金额(补偿金)。因此，在废除中间人包税制度过程中，柴明达尔获得一大笔补偿金，而佃农却支付出一大笔补偿金。

在基本废除中间人制度后，从1959-1960年开始，印度土地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制订有关“土地最高持有限额”的立法。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中，印度各邦虽然都制定了这种立法并进行了多次修订，但在具体执行中，在各邦政府中拥有强大影响的地主、富农和农场主阶层竭力反对推行这项改革。因此无论是国大党还是人民党执政时期，这项立法始终没有认真推行。印度名义上是实行三权分立的民主、自由的制度，但是在阶级力量不均衡的情况下，地主阶级比雇农甚至比政府能享受更多的民主、自由。在土改过程中，地主们往往通过司法诉讼阻止政府征收限额外的多余土地。印度法庭使得执行土改最为积极的西孟加拉邦政府无法征收171，000英亩已经被确认的“剩余”土地。在印度其他各邦，法庭这种阻碍土改的作用更为显著。印度土改失败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印度的民主制度仅代表少数人的利益。美国大学实地考察团驻印度的高级学者、曾任加尔各答和新德里美国印度研究所所长的马科斯·弗朗达，对印度几十年的土改作了一个概括。他指出“几乎在每一个方案中，这些改革都被用来提高中等自耕农（大地主）的经济和政治地位，而对持有较大面积土地的农户（大地主）来说，则比任何人都更为有利”。1969年8月30日《经济与政治周刊》马哈拉施特拉邦的通讯员报道说：“在邦里，国大党的主要成份是富农、中农和绝大多数代表大的灌溉者的议会议员。”根据迈伦·韦纳在六十年代中期时对古吉拉特邦凯拉区和卡纳塔克的兰杜尔格区的国大党进行详细调查后的结论，国大党主要是从占有二十英亩以上土地的5%的人口（大地主）中吸收党员积极分子和领导人的，所以国大党的积极分子是经营农业的大地主阶级上层分子的代表，而不是无地佃农和农业劳动者的代表。对于印度土改，1972年印度土地改革计划委员会的《土地改革评论》做出结论说：“总的评价是，印度独立以来所实行的土地改革法在土地关系方面并没有实现应有的改变。”该委员会认为，“主要原因是缺乏政治力量（佃农被阻拦参与）。在大部分乡村里.应得到好处的农民是消极的、涣散的、无组织的。此外行政当局对贯彻执行土地改革的总的态度是冷淡的。事实上，印度的官僚们实质上是一些反对土地改革的（大地主与买办资本相勾结的封疆买办）势力集团。负责实施土改法的下级人员住住也在那些有权势的土地所有者支配之下，这些地主逃避已制定的法律，是既得利益者。”

印度不彻底土改过程可以看出，印度农村原有的柴明达尔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被保护下来，首先，他们保留了大量的自留地转化为新地主，其次他们获得了巨额的补偿金。农村中其他有势力的地主阶级和富农(如部分转租地主、上层永佃农及孟加拉的乔特达尔)则正式转化为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新地主，他们也是土改的受益者。本质上，这是利益在上层阶级中间的调整和分配，一部分土地从大地主手中转移到中小地主手中，正是通过这个方式，国大党既没有从根本上得罪之前的柴明达尔等阶层，同时又扩大了自己在中小地主和富农阶层中的执政基础。土改的受损者是农村的下层阶级，即广大的雇农、分成农和失地农民。因此土改后印度农村无地雇农的人数迅速增长。据估计，1951年为2，752万，1961年增至3，148万，1971年增至4，557万，1981年增至5，600万。这是毛主义者仍然能在印度农村扎根并不断发展壮大，并在21世纪10年代的今天重新掀起斗争高潮的重要现实基础。一定程度上说，正是印度历史上土改的失败，将今天印共(毛)发动的印度农村土地革命推向了政治舞台的中心。连印度内政部都不得不承认，农村经过22年有计划的发展之后，传统的土地持有者仍有强大的势力，而且“迄今已实施的各项计划仍然是更多地有利于较大的自耕农（大地主），而不是更有利于较小的佃农。至于分成农和无地雇农，他们则经常被撇在一边。其结果是扩大了差别，加剧了社会紧张关系”，从而使“某些政党”印共(毛)有机可乘。”

由于全国的土地大部分集中在大地主手中，並今天还在变本加厉兼并土地，更加剧了莫迪政府经济特区“圈地运动”激起被夺土地自耕农的强烈反抗。在印度工业经济中，大地主与买办相勾结的私人垄断财团占据统治地位，印度前75家垄断财团全部资产为260亿卢比，在印度全部私营企业总资产中占46.94%。提起莫迪政府的“圈地运动”还要說到拉奥政府的新经济政策。1991年7月初，拉奥政府宣布施行新经济政策，标志着印度国内右翼主张的新自由主义理念正式获得统治地位。新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有：以市场自由化推动竞争、国企逐步私有化、大力引进外资、降低关税以推动贸易自由化等，以充分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融入美国资本主导的全球化。21世纪以来，印度政府刺激经济发展的第三只手是大力引进外资。2005年印度国大党通过了《经济特区法案》，使建设经济特区成为印度政府吸引海外战略投资的核心战略。这一法律的颁布使得印度各邦经济特区建设蜂拥而上。由于《经济特区法案》对土地使用要求过于宽松，许多地方打着经济特区建设旗号，实际上从事土地开发。大批土地被廉价征用，失地农民得不到应有的补偿。由此引发的农民与征地官员之间的冲突事件不断。有分析指出，印度的经济特区是官商勾结盘剥农民的“圈地运动”，而征地法和《经济特区法案》已经沦为地方政府与商人勾结起来进行寻租的工具。以“圈地运动”为代表的印度的“发展”更加剧了印度社会的贫富两级分化。印度的社会矛盾成为印度崛起之路無可逾越的火山口，今天莫迪的座椅下岩浆暗流涌动，火山就要喷发，点燃火山的时机就在莫迪发动的对外扩张边界战争，一旦火山爆发，印度的“发展”必然夭折。今天的印度就像19世纪末的中国清朝近代化洋务运动，有近代化的形，無近代化的实质，外人稍微一推，大厦就轰然倒下。（作者：潮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