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战争”? 为什么中国的文人“公知”却最恨中国？
黎阳
2016.9.17．
“我的战争”反映了抗美援朝时志愿军攻占汉城这一历史事实，顿时惹得文人“公知”们不高兴了，顿时上纲上线将其类比为“日本军队攻占南京”，顿时暴跳如雷歇斯底里大发作：“蠢货”、“恶心”、“外交白痴”、“无知无耻”、“毫无判断力，毫无底线”、“着实让人羞愧”、“这会酿成严重外交事件。也严重损害中国形象”、“不停播，民间也应该抵制绝不观看”
日本军队攻占南京的战争是侵略战争，志愿军攻占汉城的抗美援朝是侵略战争吗？“日本军队攻占南京”后发生了南京大屠杀，志愿军攻占汉城后发生过“汉城大屠杀”吗？把“志愿军攻占汉城”与“日本军队攻占南京”相提并论等量齐观做类比，本身就是在诬蔑中国抗美援朝战争是“侵略”——这正是当年美国操纵联合国强加给中国的“罪名”。文人“公知”做这种类比本身就证明他们完全站在与中国敌对的立场上看问题。
连一个电影的一个情节都不放过，更不用说其它大是大非了：“中国在钓鱼岛可以对日本妥协”、“对日关系新思维”、“南海九段线非法”、“把南海问题交给一个有公信力国际裁判机构做出最后的判断”、“接受南海仲裁”、“到法庭上解决问题。別将国内的强权万能、目无法庭带到国际舞台。国际法院不吃那一套” 、“东海可由国际法院裁决”、“即使菲海军旗舰向我舰开炮也可不回击”、“处理西藏问题中国不妨换个思路”、“不是所有暴力行为（乌鲁木齐暴力事件）都一定是分裂，也可能是因为地方政府不当行为所激发。容不得任何理性声音是我族近代以来之大患”、“救美国就是救中国”、“告别革命不如告别大一统”、“只有消除大一统思想才能消除对毛的崇拜”、“中国不该造太空战机应省钱发展经济”、“中国造大飞机没有市场优势”、“不要用我交的税造航空母舰”、“顺利实现和平崛起销毁核武对华有十大好处”、“祈祷天宫一号发射失败”、“外资能否进入是铁路改革的指标”、“请停下你飞奔的脚步！狂飙突进的中国高铁亟须反思”、“他妈的奇迹！”、“涉国家核心安全的国企也可民营化”、“爱国是一个邪恶的字眼”、“爱国贼”、“带路党”、“三百年殖民地”、“假如日本统治中国中华民族将更壮大”、“感谢美军飞行员”、“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为汪精卫辩护”、“方正为日本开拓团立碑”、“我们不需要《惩治汉奸言论法》”
中国文人“公知”身为中国人，却时时、处处、事事敌视中国，从不站在中国一边，从不为中国的利益着想，从不在乎让中国吃亏——回顾回顾、统计统计，这么多年来，但凡有事，中国文人“公知”那次不是站在与中国敌对的立场上？哪次是立场坚定、态度鲜明、高度一致地站在中国一边？一人两人、一事两事、一次两次还可以说偶然，但时时、处处、事事、人人都如此那就是规律了。
为什么？为什么中国的文人“公知”却这么恨中国？
道理其实很简单。
文人“公知”是搞人文的。人文属于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源于经济基础，服务于经济基础。不同的经济基础产生不同的上层建筑。每一种上层建筑只为产生出自己的特定的经济基础服务，而不为不产生自己的其他经济基础服务。
中国文人“公知”所学所搞的人文理论体系所属的上层建筑不是源于中国的经济基础，而是源于西方列强的经济基础——随着中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孔孟之道、诸子百家等源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的人文理论体系破产了。代之而起、占了统治地位的是西方列强用大炮跟“圣经”、鸦片等一起送来的“普世价值”。也就是说，今日中国文人“公知”赖以生存的全部人文理论体系都是西方列强的经济基础的产物，而不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
不是中国的经济基础产生的上层建筑不能为中国的经济基础服务——爬墙虎即使叶子布满墙头遮住一切，那也只是对墙的利用，只为爬墙虎服务，不为墙服务。
西方经济基础产生的上层建筑的天然服务对象是西方的经济基础而非中国的经济基础。西方的人文理论体系的天然服务对象是西方而非中国。
不顾一切生搬硬套在中国强行推行西方的人文理论体系必导致如下后果：
第一，否定中国——西方的一切都对，中国的一切都错。
如今中国文人“公知”所学所用的人文理论体系全部来自西方——政治、经济、法律、金融、哲学、管理……所有相关专业从基础理论开始全部都是从西方人文理论体系中直接照搬过来的。照搬照抄本身就意味着对中国人文理论体系的全盘否定——中国没有、中国不行、中国错误、西方有、西方对、西方的是绝对真理——所以叫“普世价值”，就是说不必做任何修改直接照搬照抄就能用，也就是说中国的一且都不值一提，不在话下……人文科学生的学习从对中国人文理论体系的否定开始，从大张旗鼓潜到移默化，从头到尾从里到外多少年如一日，最后形成条件反射本能反应，见了中国的东西想不反感不否定都做不到。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第二，不为中国——一切从西方经济基础的情况和需要出发，而不从中国的经济基础的情况和需要出发。
比如，西方国家工业处于发展初期时主张“贸易保护”、“特许贸易”，取得垄断优势后则主张“贸易自由”、“机会均等”。也就是说，西方国家的人文理论体系按照西方经济基础的需要而与时俱进不断调整。而这一套“普世价值”搬到中国后则只剩下雷打不动的一条：“门户开放”——与西方列强对殖民地国家的要求完全适应。这是典型的“只为西方的经济基础服务，不为中国的经济基础服务”。又比如，在西方可以是爱国主义，到了中国就成了“爱国贼”，就只应该“三百年殖民地”、“带路党”……这都是“不为中国”的必然产物。
文人“公知”既然靠这全套的“否定中国、不为中国利益服务”的人文理论体系吃饭，那怎么可能不跟中国为敌？怎么可能不时时、事事、处处站在中国的对立面？
文人“公知”说，我的人文理论是“普世价值”——虽然来自西方，但是“普世”；既然“普世”，那自然既是西方的也是中国的，能为中国的经济基础服务。
但文人“公知”用无数行为证明“普世价值”不普世，而只适应产生“普世价值”的西方经济基础；只为西方的经济基础利益服务——存在决定意识，外国的经济基础产生不了认同中国、能为中国利益着想的上层建筑人文理论；满脑子外国“普世价值”人文理论的中国文人那“公知”则最恨中国，最不会为中国的利益着想。 .
外国的人文理论体系有没有积极因素？有没有可取之处？当然有，但必须先中国化：移植到中国来，在中国的经济基础上扎根，为中国的利益需服务——一句话，变成中国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