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朝鲜战争板门店谈判韩军代表白善烨回忆录：比较朝中军队 （图）zt | |||
| 送交者: 2011年09月19日17:30:32 于 [世界军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 |||
|
|
|||
|
从今天起，我们开始就韩国首位停战谈判代表——白善烨将军的故事展开叙述。 美军至今都还是非常强大的军队。就在美军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它还只是带领着不起眼的兵力展开战斗，在这个过程中，美军却将兵力增加到了100个师团。组建100个师团绝对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一般情况下，在一个拥有1万5000名以上兵力的师团里，需要有重火炮、装甲车和大量的工兵装备等支援它。如果没有系统和组织能力，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美军对“责任和义务”认识得比较清楚。部队成员们都会彻底履行自己所肩负的责任，就算是搭上自己的性命也会完成自己的任务。因此，平日里，士兵和将官不会拘泥于僵硬的上下级意识，而是自由开放地相互交换意见，在战争中凭借强大的组织能力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发挥着令人惊叹的力量。再加上，他们凭借大量的生产系统，拥有强大的火力和装备，获得充足的补给，积蓄着巨大的力量。 这种富有是韩国军力所不及的条件，但对韩国军来说，更加迫切的任务是借助于他们的力量强化军队的火力和装备。同时，可以将精神力量发挥到极致的组织能力也是需要从美军身上学习的东西。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当务之急。
詹姆斯·范弗里特（James van Fleet）将军回去后的第二天，陆军参谋总长李钟赞将军打来了电话，他说“马上就举行停战谈判，韩方代表选定了白将军”。接着，李总长说“是应联合国军方面的邀请选择了您，所以请马上动身去釜山向李承晚总统报告”。 虽说是联合国军要求的，但事实上是范弗里特将军推荐的。就是那位到国军1军团司令部来找我享受海水浴，后来却冷不丁地问我“你懂汉语吗”的范弗里特将军。他觉得，因为是中共军代表参加的会谈，所以我军这方需要懂汉语的人。 李总长还命令说，我参加停战谈判期间，国军1军团交由副军团长张昌国（音）准将代理。我一边在想“开始停战谈判到底是对的选择吗”一边先抓紧行动。结束了简单的准备后，我于1951年7月8日飞去了釜山。我去了临时景武台，向李承晚总统做了报告。总统带着一脸忧郁的表情开口了。  这是在最近发行的《通过色彩看韩国战争》中刊登的1951年7月停战谈判开始当时的情景。照片是作为联合国方的代表参加谈判的白善烨将军、李洙永（音）翻译官、阿利·伯克（Arleigh Burk）提督和汉克·赫迪斯（音）少将（右起）正在谈判地点来凤莊旁边准备的地方暂时休息。 “都进驻有100万人以上的中共军，还搞什么停战协商嘛？我们得实现统一。如果现在停战，那不等于是我们自己把国土分割开来吗？我坚决反对。” 事实上，李承晚总统一直坚决反对和共产军停战，直到协定达成的1953年。李总统主张的是“北进统一”。对于自己的主张，李总统坚决不让步，所以和美军及华盛顿的美国政府经常处于严重的矛盾关系中。这一内容会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详细描述。 作为国军1军团长指挥战线，而后又突然被选为了停战谈判代表，我的处境非常尴尬。当时我只能根据命令参加停战谈判，但国军的统帅者——总统本人却强烈地反对谈判。听到我的报告后，场面暂时陷入了深深的沉寂中。我看着李承晚总统，对他说“我是韩国军人。参谋总长下达了参加停战谈判的指示后我来这里向您汇报，但是如果总统阁下坚决反对，我会放弃参加停战谈判”。 听到我这么一说后，总统说“美国人那么着急地安排停战谈判，你非去不可。你去了后还可以和美国人协商，所以你还是去参加吧”。总统没再说别的话，我就在这种沉闷的气氛中离开了。 我去了陆军本部。我先去了李钟赞参谋总长的房间，简单地汇报了一下情况。总长说“李洙永（前驻法大使）会作为联络将官辅助你”。和总长道别后，我直奔汶山方向。 汶山。这是战争爆发后和朝鲜军首次交战的国军1师团的防御区域。同时，北进时我也经过了这个地方，被中共军向南逼退时也在此设置过防御线。需要来到这个曾展开过激烈战斗的汶山与敌军进行停战谈判，这种情况让我内心特别复杂。 需要在谈判地点与共产主义者展开协商，这点怎么也让我放心不下。根据我的经验，他们绝对不是省油的灯。他们只会窥视对方的漏洞，如果认为已经抓住了弱点，就会立即向那个地方攻去，非常擅长于顽强的心理战。这是一场放下枪、用口舌与共产主义者对峙的又一场战争。我觉得这将是一场既漫长又无聊、但又充满艰辛的过程。 我并没有韩国政府或联合国军正式下达的任命状，只是根据联合国军的通报，被陆军参谋总长口头任命。所有的这一切都发生在战争状态下。 汶山东侧小溪边是一片苹果地，停战谈判的相关要员们住的帐篷就坐落在这里。这里被取名为“和平村(Peace camp)”。联合国方面的会谈代表是由美国远东海军司令官特纳·乔伊（Turner Joy）中将担任首席代表，他手下有美军8军参谋部长汉克·赫迪斯少将和美军远东共军副司令官劳伦斯·克雷吉（音）少将。说“得去东京一趟”后于几天前在江陵与我道别的阿利·伯克少将也为了以远东海军参谋部长的身份参加会谈来到了这里。伯克看到我后，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只是一个劲儿地笑。 停战谈判是当年6月23日由苏联的联合国代表首先提出，一周后即6月30日，联合国军司令官李奇微司令官提议在正依靠在元山港的丹麦籍医院船Jutlandia船上举行后得以实现的。 但是，中国通过7月1日的北京广播提议将会谈地点改在开城，因此最后决定在开城举行停战谈判。联合国军方面表示“大概十天后就可结束协商”，对谈判持乐观态度。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军人们参加的会谈，所以会很容易就得出结论。我多次对我见到的联合国方的人强调道“会谈绝不会轻易谈成”，但根本没有人听进去我说的话。 从某个方面来看，美军是一群有着浓烈“西部男子汉”气质的人。他们就像是那种遵守事先约定，两人面对面地同时拿出倒计时和枪的枪手(Gun man)。停战谈判联合国方代表——特纳·乔伊（Turner Joy）提督、阿利·伯克（Arleigh Burk）提督和汉克·赫迪斯（音）少将等给人的印象也是如此。特别是从他们嘴里说出“大概十天后会谈就可结束”的乐观发言时，我的想法更是如此。 但是，正如字面意思那样，协商只是协商，结果会根据对方的变数而发生变化。共产主义者们是擅长心理战的高手，甚至固执地只窥视对方的弱点。我在解放政局的平壤接触的以金日成为中心的共产主义者如此，从书上了解到的共产主义者也是如此。 在这一侧，主要是单纯且正直的西部枪手们，而另一侧的会谈代表则是突然发动南侵、一举把韩国陷入危机中的朝鲜军的首脑层，以及经常采取偷袭、埋伏、迂回和包围战术让我军陷入心理恐慌的中共军。总的来说，感觉事情会朝着不寻常的方向发展。  这是1951年7月10日举行首次停战谈判的开城来凤庄。这里一共有99间韩屋。该照片是朝鲜军参谋将官们正拿着材料往里走的样子。[美军陆军部资料] 在中共军提议的会谈地点开城，有一个叫来凤庄的地方。这是开城的富人所拥有的、共有99个房间的韩屋。在被敌军占领的开城也有位于北侧的建筑。事实上，我们也多少有些担心为何中共军会提议把这个地方定为谈判地点。1951年7月10日早上，谈判开始了。代表团一行在和平村简单地会合。在坐上直升飞机去开城之前，联合国军总司令官李奇微将军找到我们，并叮嘱说“我们是强国，我们得堂堂正正地面对敌军”。他总是这样，喜欢特别地强调美国的自尊心。他再次强调道，作为拥有最优秀的人力资源和世界最强的军事能力及经济实力的国家代表，应该带着自豪感参与谈判。 我穿着野战军服，在钢盔上面挂着防尘镜。并不是谁要求我这样穿的，而是我自己觉得要想在谈判中发挥出自己特有的气质需要一些装饰，所以故意选了这套行头。 先给所有代表一人发了一面镜子，为的是防备非常情况。谈判是在敌军所占领的开城举行的，所以我们得应对突发情况。因为他们都是一帮不知何时会使出何种毒手的人，所以我们事先假设敌军突然变脸，让代表团陷入危机，于是一人发了一面镜子。当被孤立或遭到进攻时，我们得把这个镜子放在阳光下，用反射的光向空中的美空军机发出求救信号。 在到达来凤庄之前，我们到达了一个叫人参馆的地方，这里曾是面对停战谈判时我军的前进基地。我们坐着直升飞机来到人参馆后，与从陆上来的实务团队汇合，然后再次坐着吉普车去了来凤庄。 来凤庄原本是一个风景优美的韩屋建筑，但可能是战争期间遭到了炮击，一侧严重坍塌。正房的房顶上也出现了一个大的窟窿。会谈的场所非常脏乱，在通往里面的路口处，有朝鲜军和中共军的相关人士在把守着。 敌军的会谈代表组成如下。首席代表是南日中将，他当时担任朝鲜军的总参谋长；李相朝少将和张平山少将作为朝鲜军的代表，辅助南日中将；中共军代表方面，邓华副司令官和参谋长兼政治委员解方出席了谈判。南日、李相朝和张平山全都是朝鲜军首脑层的核心人物。 中共军的代表邓华和解方都是率兵加入韩国战线的彭德怀总司令官的心腹。我方的首席代表——乔伊提督与朝方的首席代表南日面对面地坐着。桌子置于中间位置，敌军坐在北侧，我方坐在南侧。 我坐在乔伊提督旁边，对面坐着李相朝。双方并没有握手或问候，谈判在一种非常冷漠的气氛中开始了。乔伊提督首先向朝方代表展示了信任状，然后用坚决的声音宣布道“战争会继续进行，但同时会举行谈判”。这一发言就像是西部枪手式的通告，如实地反映了先阐明原则后再据此展开进退的美军风格。  但是，朝鲜军和中共军似乎并不额外需要这种话。不管有没有说这句话，他们都会在当时形成的战线上不断地展开进攻，首先占领对他们有利的高地。 我方西部枪手式的谈判方式和敌军固执的心理战及欺骗战术即将发生冲突，这种征兆越发明显。谈判地点的气氛也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首先，双方各五名代表对坐的桌子就很奇怪。敌军看起来很高大，而我们得从下往上仰视他们。后来才知道，这是敌军按照自己的想法布置在自己地盘内举行的谈判场所。 敌军把自己坐的椅子弄得很高，而把我们坐的椅子弄得比他们的要矮。桌子上的旗子也是如此，他们把自己的旗子做得大一些。谈判桌上的共产主义者们已经开始用一些伪劣的心理战向我方发起了挑衅。 谈判似乎朝着敌军一开始就策划好的方向发展着。谈判场地周边似乎也都被敌军团团包围了，安排和警备工作全都由敌军负责着，我们只感觉到我们被敌军的阵地所孤立。当时举办谈判的地点是在开城的来凤庄。以来凤庄为中心，半径4公里全都属于敌军的管辖范围。一切情况都如敌军所愿，所以参加谈判的代表们和进行谈判的实务者们只能越来越畏葸不前。 把自己一方的椅子做得更高，旗子也做得更大，这都是自认为是战争获胜者而施行的小伎俩。还有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坐着直升飞机从和平村到谈判场地周边时，敌军开来了两辆美军吉普，让包括我在内的联合军方面的代表团乘坐。这都是战争期间从我军手中抢夺走的车辆。吉普车前，插有白色的旗子，感觉像是我方投降了。这些都是行径伪劣、但又让人感到不安的心理战的延续。 不仅如此，敌军堵住了联合国方面的报道团队的入口。在西方世界，没有报道团队参与的谈判没有任何意义，敌军很清楚这一点，但仍然阻止了记者们的行动。当时包括韩国记者在内的联合国方派来参与采访的记者超过了100人。  在受敌军统治的开城举行的1951年7月停战谈判上，共产方展开着多种心理战。共产方用从我军手中抢夺的美军吉普和卡车搭载联合国方的谈判人员，而车的前方还插有象征投降的白色旗子，营造出是他们获胜的氛围。图为朝鲜军士兵（右侧）为了制作宣传电影，正在拍摄联合国军的士兵。[美国陆军部资料] 谈判开始后记者们仍然不能立即报道谈判实况，所以立即引起了骚动。他们住在位于汶山的火车餐车上，因为当时没能额外准备食宿的地方。100多名国内外媒体记者每天都向联合国军总司令官李奇微（Matthew Ridgway）发出强烈的抗议。 虽然李奇微将军向我方代表团强调说“无论如何，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但仍然无济于事。在采访阵容上，共产方面的记者数量远不及西方记者的数量。因为对于是否允许西方记者采访这一问题没有得出结论，所以从7月12日开始的三天里，干脆没有举行谈判。 在举行谈判前，韩国曾正式公布了立场。当时的外务部长卞荣泰就停战谈判发表了五条要求，内容如下。 1. 中共完全撤出韩半岛，但不能对朝鲜的非战斗员的生命和财产造成损害。 2. 朝鲜军也得解除武装。 3. 联合国应同意阻止第三国向朝鲜共产常进行军事、经济或其它任何形式的援助。 4. 韩国的正式代表还应该参加讨论或考虑整个或部分韩国问题的国际会议或协商。 5. 任何侵犯韩国的主权或领土的方案或行动都不具有效力。 以上内容让共产方面无法接受，因为事实上这些内容也包含着强烈反对停战谈判的意思。另外，举行谈判后前来鼓励的国防部长李起鹏在离开前留下了话，“应该把中共军赶出韩半岛，停止战争，反对目前的状态”。 不管是为参加停战谈判而来的李承晚总统，还是李起鹏部长的发言，抑或是卞荣泰部长发表的政府官方立场，都让参与停战谈判的我处于进退两难的位置。 从这点来看，参与谈判的我有可能在身份和立场上出现问题。就像前面说的那样，我只是根据联合国的口头命令参与了谈判，更何况韩国的军方统帅者——李承晚总统我向明确表明了“反对停战谈判”的立场。这样的问题一直萦绕在我心头。在第一天的会谈结束后，我回到了和平村住所，找到了特纳·乔伊（Turner Joy）提督谈了谈我的情况。我说“如果有正式的信任状，情况也许会好些”，“韩国政府反对这次停战谈判，事实上我是不是根本没有必要参与这次谈判呢？”听了我话后，乔伊提督回答说“其实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如果没有信任状，对外也有可能出现大问题，所以我想给李奇微将军说一下，把这个问题处理一下”。 几天后，李起鹏部长带着李承晚总统的亲笔信函来了，信函的内容是“虽然我并不愿意看到停战，但希望你能和联合国方合作，继续参与谈判”。这个问题就这样告一段落了。 其实这个问题需要韩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之间的商议。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为了把我们所需的事项反映在停战谈判中，我参与谈判本身是有意义的。从这个层面来看，李承晚总统的亲笔信函暗示着这是韩国和美国间的某种协议的结果。总之，我只能根据情况自行判断，及时地反映韩国的立场。在这个不知何时才能结束的漫长谈判中，我应该继续保持高度的警惕，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反映韩国的立场。 谈判仅以双方的首席代表发言的形式进行着。特纳·乔伊（Turner Joy）提督提议就确定停战线、交换战俘、停战的试行和保障的方案进行讨论。谈判过程中使用的语言是韩语、英语和汉语。代表发言时，发言内容会被翻译成其它两种语言。就联合国方的首席代表乔伊提督的提案，朝方首席代表南日主张应把外国军队的撤退问题加入提案中。虽然联合国方面主张这一问题属于政治问题，不是军人们聚在一起的停战谈判中应该谈论的议案，但结果还是无终而果。会议漫长而乏味，正如预想的那样，从一开始就出现了难题。  图为在1951年7月开始的停战谈判中，朝鲜和中国代表们正聚在谈判场地来凤庄前照相。左起分别是中共军代表解方和邓华，朝鲜的南日首席代表和李相朝及张平山。朝方代表全都面带生硬且凶恶的表情，让整个谈判非常乏味。[美国陆军部资料] 如果停战，那应把哪条线划定为停战线呢？这一问题从一开始也成为了争论的焦点。朝方干脆主张把他们开始发动南侵战争的1950年6月25日的警戒线——38线定为停战线。这是我方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 再加上我军手上掌控着制空权和制海权。在这种有利的情况下，我们根本没有理由接受敌人的要求。在联合国内部出现了“把现在的战线接触线定为停战线”的主张。 其它问题也是如此。针对就什么问题进行怎样的讨论，双方继续进行着毫无意义的神经战。所以，在只有首席代表发言的谈判过程中，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为了在谈判中最大限度地反映韩国政府的立场，我表现出了特别的关注。但在就连设定议题本身都无法正常进行的情况下，我实在是无能为力。 至今都让人记忆犹新的是从来凤庄主楼建筑的谈判地后方总是散发出油的味道。这种味道很香，好像是炒野菜和肉时散发出的大豆油香气。那里正在准备朝方代表们的食物。 我们在来凤庄附近的人参馆解决午饭等饮食的问题，只有简单的三明治和饮料。总而言之，在这场没有进展的漫长谈判中，我的视线正在转向别处。 尽管如此，在谈判桌上，我应该随时关注对方的举动。因为没有什么特别的发言机会，所以与坐在对面的人进行眼神较量便是很重要的事情。我的对面坐着朝鲜军的李相朝少将，我的主要任务就是不断地盯着这位给人不太好印象的李少将。 漫长乏味的谈判仍在继续。记得有一天，我方谈判首席代表——乔伊（Joy）提督做了最后的发言，当他问道“都无话可说了吗”时，谈判现场暂时陷入了一片沉寂。 当时，李相朝沙沙作响地在纸上写着什么，然后突然把纸拿起来给我看。上面写着“帝国主义的走狗，连丧家之犬狗都不如”。我被激怒了，心想“这帮人，现在正式开始心理战了”。从某种角度来看，这种行为太过于幼稚了。所以我觉得李相朝不仅是个可恶的人，同时也“只不过是个幼稚而拙劣的人而已”。 李相朝错看我了。后来我才听说，他感到我这个面无表情、始终沉默的韩国国军代表十分别扭。朝方首席代表南日不愧是咸镜道出身的人，憨厚且寡言少语。相比之下，李相朝则看起来是个诡计多端的人。后来，他从事了情报系统方面的工作，在就任驻苏联大使时亡命到了当地。 他在一个叫明斯克（Minsk）的地方过着亡命生活，而后于80年代末期访问了韩国。那次，我们是第二次见面。我记得好像是在首尔的某酒店里，我们聊了各种话题后我问道“你还记得当时开始停战谈判时，你给我看纸条的事吗？” 李相朝反问道“什么纸条？”我说“你不是说我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吗”，“后面不还接了一句‘连丧家之犬也不如’的话吗？”我们两人都已进入了老年，所以并没有争执得面红耳赤，只是用比较平和的语气询问而已。但是，李相朝却一个劲儿地矢口否认，并说“我记不起来了。我不可能那样做”。 他原来出身于釜山东莱的机张，而我出身在平安南道江西郡。南方出身的人为了朝鲜政权卖命，而北方出身的人却为坚守韩国战线而出现在了谈判桌上。后来每每想起这事时，我都觉得挺滑稽的。 李相朝比我大五岁，但他看起来很年轻，但同时又充满了悔恨。 当李相朝在谈判现场向我展示他写有辱骂的纸条时，其实我还是挺生气。当天从谈判现场回来休息时，我见到了乔伊提督，谈到了李相朝的纸条，“其实我特别想揍他一顿”。但乔伊只是微微一笑。 当天，我写了日记。后来翻看日记本时，发现了这样的内容。“也许只有一个办法可能赢过那些共产主义者们，那就是富国强兵。要想领先他们，除此以外别无他法。”深深地印刻在年纪轻轻的我的心中的“富国强兵”，至今也是同样的答案。 就像前面讲的那样，作为朝方停战谈判代表出席谈判的人有三人，他们分别是首席代表南日、李相朝和张平山。三人一向都是比较生硬的态度。我觉得有可能是故意为之，但他们三人的表情都清一色地看起来很凶神恶煞。 南日就像一般的咸镜道出身的人那样，比较少言寡语。他总是挺直腰杆地站着，一个劲儿地对国军和联合国军进行诽谤和辱骂。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他狠狠地批评联合国方面后，又接二连三地抽着烟。特纳·乔伊（Turner Joy）提督也开始一根一根地抽烟。除了说话时间外，他仍然不住地抽着烟。谈判现场经常被两人吐出的烟气弄得十分呛人。  这是《LIFE》杂志上刊登的正在参加停战谈判的朝鲜军代表。朝鲜代表们在谈判中总是面带生硬的表情，朝方代表南日、李相朝、张平山的最终没有落得好下场。 就像是谁下令要那样做一样，南日、李相朝、张平山睁大眼睛，一直盯着坐在对面的联合军方面的代表看。他们的表情似乎是用针刺破皮肤后也不会留一滴血的那种，在他们身上根本找不到一丝融通性和灵活性。 胡乱大骂一通后饥渴地四处找烟抽的南日，只有眼珠子在动、给人留下不太好印象的李相朝，坐在角落认真盯着对方看的张平山，他们的样子就像一个模子印出来的那样。 有一幕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某一天我们正在进行谈判，一只大苍蝇飞了过来。那只苍蝇刚好落在了呆呆地坐着盯着我看的李相朝的脸上。“那只苍蝇闯祸了啊！”我心里一边这样想一边观察李相朝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苍蝇正在李相朝的脸上到处爬。这只苍蝇个头儿比较大。哪怕是因为痒，也不可能忍受住苍蝇在脸上爬，但李相朝却一动不动，仍然一个劲儿地盯着我看。 “再看看他到底会怎么做吧”，我继续观察他的表情。那只苍蝇仍然继续在李相朝的脸上爬来爬去，但更具有韧劲儿的是李相朝。他自始至终都坚持坐着，没有动弹一下。这算得上是苍蝇的巧妙空袭，但更为巧妙的是李相朝向我们展示了这片土地上共产主义者的真正面貌。苍蝇最终败给了李相朝，它飞离了毫无反应的李相朝的脸部，最后消失在了这个被烟气弥漫的谈判现场。 我忍住了，没有笑出来。在我观察他的过程中，我一直强忍着不要笑出来，甚至都有些忍不住了。飞入会谈现场攻击李相朝脸部的那只苍蝇不仅给我，还给我方代表们带来了一个有趣的看点。 结束当天的谈判回到和平村后，“李相朝和苍蝇”自然也就成为了我们茶余饭后的话题。因为李相朝正好坐在南日的旁边，所以我们非常清楚地目睹了那天的“苍蝇空袭事件”。 回到和平村后，某位谈判代表先说起了这个事儿，于是很多人接过话来，都异口同声地说“李相朝真能忍啊”。“难道真的不痒吗？”，“看着他强忍着痒的样子，真觉得很可怜”，“得告诉我们那个人的忍耐力”，大家的反应大都如此。 此后，李相朝就从联合国方代表们那里得到了一个比较长的外号，那就是“苍蝇爬在脸上也不动弹的人”。这就是共产主义者的真正面貌，他们虽然非常想有意为之，但却表现得非常不自然。无需再多言他们在理念上僵硬，仅仅通过“李相朝和苍蝇”事件就能认清这帮共产主义者的真正面目。 就算是苍蝇落在南日或张平山的脸上，估计也会上演相似的一幕。他们所表现出的行为与人类自然的本性相距甚远，但是这三位展现了彻底的共产主义者的真正面目的人最后并没有落得个好下场。 出生于1913年、比金日成小一岁的南日于1976年因“意外事故”而辞世。这是代表朝鲜政权的机关报《劳动新闻》上刊载的新闻中的表述。几乎没有人准确地知道那场意外事故到底指的是什么，最有可能是交通事故。虽然也有人说他成为了金日成偶像化的绊脚石，所以最后惨遭杀害，但这一说法并没有得到确认。 李相朝最后选择了亡命，张平山也迎来了他惨遭死刑的悲剧命运。就像前面介绍的那样，顶住了苍蝇无情空袭的共产主义者李相朝最后亡命苏联，在明斯克（Minsk）成为了学者，批判朝鲜政权，但最终于1996年辞世。据传，张平山在1958年批判了金日成的一人独裁统治，后在延安派肃清当时遭到了军事政变阴谋的陷害，最终被处以死刑。 与感观相抗争的“李相朝和苍蝇事件”展现了共产主义者们冷酷但又生硬的面貌。如此抗拒人类本性的两名朝鲜代表最终成为了与之相比更缺乏人类本性的共产主义体制下的牺牲品。 代表韩国参与谈判的我与他们两人也存在可比的角度，原因是在自由韩国体制下维持着舒坦生活的我和在朝鲜体制下过着坎坷命运的两名朝方代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同样身为共产主义者，中共军代表却有点儿不一样。 从对方的立场来看，其实这种微微挂在嘴角的微笑更让觉得恐慌。因为这让人更加摸不透其内心的真正想法。所以，经常带着这种微笑的人看起来会更加阴狠，也让坐在谈判桌对面的人陷入更加混乱的状态。 停战谈判桌上的中共军代表们就属于这样的人。他们并不是窥视着对方、用生气的表情进行气势上的较量的风格。相反，他们会安静地面带笑容，内心却敏捷地转动头脑。  谈判现场的共产方代表中，最引人瞩目的当属解方。与苍蝇在脸上爬也一动不动地盯着我看的李相朝截然不同，他给人另外一种印象。他说话做事都很小心谨慎，坐在他对面的人是美国远东空军副司令官克莱奇（Lawrence Craigie）。 与我和李相朝、阿利·伯克（Arleigh Burke）提督和张平山用“你争我斗”的表情相互对视，营造了一种敌对的氛围不同，解方与克莱奇总是面带微笑。克莱奇少将还面带笑容地与解方相互问候，邓华也用善意的表情面对美军8军参谋部长汉克·赫迪斯（Hank Hodes）少将。 特别是解方并没有使用任何一句刺激对方的言辞。他面带斯文的表情，露出了让人看不透的微笑，甚至让人难以相信这是直到昨天还在用枪口对准对方展开战斗的事实。在这种温柔中，解方比邓华更胜一筹。 解方是一个擅长政治判断的人，他是插手韩国战线的中共军司令部的参谋长。这位政治参谋并不直接执行作战，而是在观察各条战线的情况后，最终起到调节进攻和守卫或进退的作用。 所以，他用更加长远的目光观察情况。可能因为他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他让人感觉他对外国情况也独具广阔的理解能力。他的外号叫“铁嘴”。日本军侵略中国当时正在东北地区的解方去了中国内陆最南端——广西地区，坚持说服那个地区的军阀，最终说动了所有军阀参加抗日战争。解方也为些立下了功劳，从而得名外号“铁嘴”。 邓华亲自负责建立并指挥加入了韩国战线的中共军。中共军会把与对方的谈判看作是另外一种战斗，他们认为协商是战争的延续，这是中共军的一大特点。出于这样的考虑，为了以实战指挥经验为基础将停战谈判拉到阵前方，邓华作为中方谈判代表参加了此次谈判。虽然邓华因此有可能把与我军的协商拉到战斗的边缘，但他也像解方那样，总是带着温和，朝着坐在对面的美军代表微微笑。  在停战谈判中，比起朝鲜军代表，中共军代表们显得更加灵活。他们总是面带微笑，擅长展开高度的心理战，是非常老练的对手。照片是为加入韩国战线而正在准备中的中共军士兵正注视着鸭绿江对岸的韩国领土。【中国解放军画报社】 中共军与朝鲜军在许多方面都不一样，这是我们在前线的战斗中经常听到或感受到的。他们在给平民带来麻烦这个事情上极度敏感。就算是他们参加韩国战线后多次与国军及美军交手时也是如此，中共军都非常注重这个问题。中共军的指挥部向一线士兵们下达了命令，要尽可能不给韩国的普通百姓造成麻烦。 如果他们进入韩国人的民宅宿营，他们得遵守几条原则。例如，如果屋内有人不得进入；不得随意带走或损坏民宅内的食物和家具等诸如此类的规定。 朝鲜军在南侵初期也基本上履行了这点，这是朝鲜指导部为了美化形象而下达的命令。但被我军击溃撤退时，朝鲜军的行为发生了变化。他们粗暴地展开行动，以肃清右翼人士为借口，非常残忍地杀害着百姓。他们所使用的语言也变得非常粗俗。 也有传言称，他们从曾占领的首尔等南方地区撤走、越过38线撤退时，朝鲜军遭到了普通老百姓的强大进攻。这都是他们为随意处置人、破坏老百姓的东西，给居民们造成严重损害所付出的代价。 相比之下，百姓们对中共军的印象还不错，因为他们比较好地遵守了首脑部下达的不准给百姓造成麻烦的严格命令。在拼死战斗的战场，朝鲜军和中共军全都是猛烈地向我军袭来的战士，这点无庸置疑。但是，在掌握整个战争的方法上，两国军队存在差异。虽然停战谈判的一方朝鲜军自始至终都坚持其生硬的态度，但谈判的另外一方中共军总保持着边进退边顾及民心的灵活思维。 相比于即使苍蝇爬遍了整张脸也仍想展示其强忍劲的朝鲜军李相朝，总是面带微笑的中共军代表经常成为美军的话题。某天，克莱奇少将问我“能教我一句汉语吗？” 我问克莱奇（Lawrence Craigie）少将“为何突然想学汉语”，他回答说“因为我想用汉语向坐在我对面的解方打招呼”。  图为1950年9月30日，中国的周恩来总理正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进行发言。在这次会议上，他批判了美军加入韩国战争的行为，之后立即做出了派兵的决定。在1951年的停战谈判中，周恩来也主要扮演着幕后决定的作用。 中共军总是朝着坐在对面的美军微笑，并用眼神打招呼，相比之下，朝鲜军的代表们就表现得太过于死板和生硬了。总之，用比较明朗的表情与中共军对话的克莱奇少将可能是想用比较亲近的问候语给总是挂着让人揣摩不透的微笑的解方打招呼，所以才让我教他汉语。 我教了他一句简单的汉语问候语。在那之后，克莱奇每每见到解方时，都会努力尝试说这句话。当从克莱奇的嘴里冒出我教他的“你好”这句汉语时，解方脸上的表情顿时变得豁然开朗，同时还吃惊地张大嘴。这个场面我至今都还记得非常清楚。 虽然我们不能认为解方和邓华就能代表所有中共军的性格，但就像一般的中国人那样，他俩也非常小心谨慎，是明显的现实主义者。我和李相朝或南日在这场同族相残的血腥战争后，通过面对面地坐着给对方施加心理压力。因为他们是加入发生在其它国家的战争，所以比起朝鲜军和韩国军，也许中共军代表的心理负担比较小。 但是，比起生硬无比的朝鲜代表，中共军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很老练。他们并不追求名分，总会首先考虑现实的部分，这也是他们的一大特点。他们在战争中也总是如此，比起规模巨大的战争，他们总会隐藏自己的弱点，最大限度地让对方显露弱点，他们一直都用这样一种方式展开着战斗。 当时，中共军的最大弱点就是补给和火力，而他们用藏在暗处攻打对方的偷袭、迂回和埋伏等方式弥补了这一劣势。比起正面，他们会选择侧面来进攻；比起白天，他们会选择晚上进攻对方。此外，他们经常忙于首先搜索出我方的要地和要部位置。 中共军用这种方式突破了核心后，会把大量的兵力转移至此，用人海战术展开波浪式的进攻。  图为1958年11月，访问中国北京的朝鲜金正日（右侧）正同周恩来中国总理一起乘车并挥手致意。周恩来总理于当年2月访问了朝鲜。 相比之下，朝鲜军就比较单纯。他们受禁于苏联式的教条战斗法。苏联军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总是在平原上展开战斗，受此影响，朝鲜军也经常从正面展开进攻。1950年6月25日南侵当时也是如此，他们首先盲目地在38线的所有战线上对南侧发射了长达30分钟以上的野炮，原封不动地照搬苏联军在平原上战斗的战斗法。此后，他们就像潮水一样向我军涌来。 这是一种将强大火力置于最前方、看似华丽地进攻对方正面的战法。朝鲜军在发动了南侵战争后，在所有战线中也采用了同样的战法。不过，如果说有比较特别的地方，那就是他们发动了督战队。督战队会到战线的最前面去，用枪口对准自己士兵的后脑勺。 这种督战队主要是为了营造后退即死亡的恐怖心理，不断把自己的士兵往前逼进。 虽然朝鲜军比较凶狠残忍，但是相比于中共军，采用的战法还算是比较单纯的。朝鲜军的战法比较直接，但中共军的战法由接近于曲线。中共军总会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现在所处的情况及优势劣势，探索比较现实的办法。他们的这种特点最终体现在了战场上的迂回、偷袭、埋伏和包围作战上。 我参加停战谈判当时，虽然没有出现在谈判桌上，但却有一个叫柴成文的人作为中共军谈判代表秘书长来到了开城现场。这个人在之前也曾介绍过。我们两人相识于80年代末，他曾回忆说“战争时，美军的空袭是最可怕的”。我俩曾在首尔和北京见过两次，他回忆起当时的场面时对我说“事实上，当时的谈判是受身处北京的周恩来所控制的”。也就是说，比起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领导层的意思，北京当局的意见才是引领谈判的中心所在。 当时的情况只能是这样。在当时所有战线上，金日成的军队只占20%。朝鲜军在战争初期保持着高昂的气势攻入南下，后被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的仁川登陆作战截断了腰，战况急转直下，他们也随之被击跨，几乎不可能再东山再起了。虽然听说他们去了中国东北地区，在那里重新建立的部队，但仍然没有恢复最初的状态。相比之下，中共军在韩国战线上投入了更强大的兵力。 中共军负责共产方面80%的战斗力，所以中共军的话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在背后操作中共军的北京当局的立场最终成为了决定谈判是进展还是决裂的杠杆。突破对方的弱点、擅长用迂回和偷袭的中共军的战法在谈判桌上也仍然有所体现。 解方和邓华所表现出的诡秘微笑成为了让谈判多少变得有些柔和的润滑剂。但是，他们复杂的现实主义倾向预示着会谈绝不会仅仅按照我方的意思来进行。我们需要能与老练的现实主义者们打交道的经纶之术和谋略。 那就是朝鲜劳动党于2008年出版的书。在这本小册子里，有几段南日在战争期间写下的日记。在我方看来，南日总会带着僵硬的表情，嘴里不断地叼着烟。如果能看透他的内心，这对理解当时的情况是很有帮助的。同时我觉得，这份资料对于理解敌军究竟出于怎样的想法，为何会表现出这样那样的举动也是非常有用的。鉴于此，我摘录了最近获得的这份资料里所收录的南日日记的部分内容。 南日在战线指挥战斗，某一天被金日成叫去了。以下是他在1951年6月30日的日记里写下的一段话。 “傍晚时分把我叫去的金日成（日记里称呼的是“伟大的首领”）说，为了想告诉我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的决定，才把身处战线上的我叫了过去，同时他还说敌军提议停战谈判。” 在当时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的发言中，金日成说“美国想通过停战谈判来恢复已经失去的威信，减少同盟国之间的诸多矛盾”。他还指责说，美军想通过停战谈判来树立自己是“世界和平守护者”的印象，以此来蒙骗世界各国。 南日在日记中写道“金日成说美帝国主义在朝鲜点燃了侵略战争的火种，却举着白旗向我们共和国提议停战谈判，所以我们也没有理由反对它的提议”。从头到尾，朝鲜都把我军的停战谈判描述得像是美军投降了那样，这点比较引人注意。 事实上，当时朝鲜已经被逼入了最后的绝境。虽然中共军的参战勉强让战线维持在了38线附近，但就像后来的多个记录中描述的那样，他们已经筋疲力尽了，把停战当成了既定事实。但他们却把停战谈判的提议渲染成是“美国的投降”，其目的是想尽可能地回避停战谈判事实上是由苏联、并非美国提出来的事实。 我注意到了这点。接下来他们又做了什么呢？南日说，当时金日成为如何才能把这个停战谈判活用为自己的宣传场合而绞尽脑汁。让我再来看看这一段内容。  停战谈判中的共产军把从美军手中抢来的吉普车配置给了我军的谈判代表，而自己却坐着高级轿车出行。这也是心理战的重要一环。图为朝方首席代表南日正坐着缴获美国驻韩大使约翰·马乔（音，John Mucho）的轿车出现了谈判现场。该车被推测产于1945～1950年的克莱斯勒 Imperial。【中央图片】 “金日成（对我们）说，从今天开始得坐克莱斯勒（Chrysler）车去停战谈判现场。接着他还说‘并不是因为我方的停战首席代表同志没有车才配了这辆车。他要是坐着这车去，举着白旗出现在停战谈判上的敌方首席代表与随行人员会感到作为失败者的羞辱感，会抬不起头来。相反，我方的同志们会成为挫败自诩是世界最强国的美帝国主义武力侵犯者傲气的克星，并带着这种自信有尊严地、堂堂正正地出现在停战谈判现场’。那时我才算领会了金日成的真正意图，并有力地回答道‘我明白了’。” “克莱斯勒”是朝鲜军占领首尔时，装甲车部队队员缴获的高级轿车，是当时美国驻韩大使的约翰·马乔的专用车。这种车的车身比吉普要大得多，属于大型的轿车车型。我也曾在谈判地——来凤庄见过他们坐着“克莱斯勒”车。 他们还在从美军手中缴获的吉普车上插上了白旗，然后载着我方代表去了谈判地——来凤庄。而他们自己却坐着外形优于吉普车的高级轿车出行，以此来渲染气势。总之，他们的用意在这里显露无疑。 为了传播美国和联合国已经投降的虚假消息，他们还故意在我们乘坐的吉普上插上了白旗。相反，他们自己乘坐的高级车里并没有悬挂白旗，目的是想造成我方代表投降后落魄地现出在谈判现场的假象。在我方代表的强烈抗议下，白旗在几天后被撤下了。 南日的内心想法也有所体现。他坐着“克莱斯勒”去的那天，可能已经事先预测到了乔伊（Joy）提督会非常吃惊。南日的日记里如此写道，“此生好像再也没有像今天这样痛快的时候了。想象着敌方的首席代表乔伊在我面前手足无措的样子，真的是大快人心。” 参与谈判期间从金日成那里获得的象牙烟筒和皮靴也让他非常引人为豪。可能是出于感激，南日非常感谢金日成把象牙烟筒和皮靴赠予了参加谈判的自己。说实话，看着南日的日记时，我不禁苦笑起来了。如此用尽心思的人最后却发动了同族相残的韩国战争，给整个韩半岛带来了无法抹去的伤痛。 想用轿车的大小来压制对方，只在对方的车上插上白旗，施行诸如此类的小伎俩的人正是金日成本人，这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正因为这个有着街上流氓痞子度量的金日成，同一民族才会相互残杀，最终迎来了国土不得不分裂的命运，这太让人为之叹息了。 |
|||
|
|
|
|
 |
||||||||||||||||||||
|
 |
| 实用资讯 | |
|
|
|
|
| 一周点击热帖 | 更多>> |
|
|
|
| 一周回复热帖 |
|
|
| 历史上的今天：回复热帖 |
| 2010: | 楼下骂土共软弱、卖国的，有谁能说出一 | |
| 2010: | 钓鱼岛背后的真正对手、战略阴谋及其斗 | |
| 2009: | 请问谁有全版的庭审，看了几个片断，对 | |
| 2009: | [重播]国庆彩车精彩视频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