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上一次侵入奥运会，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那一次，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成了危机的赢家，他的军队对俄罗斯邻国格鲁吉亚实施了果断打击，格鲁吉亚政府致命地高估了西方世界代表它出手干预的意愿。这场微型战争传递了一个清晰的讯息：在经历了长期的紧缩政策后，俄罗斯大熊依然对强权政治极有胃口，而且也有手腕来满足自己的胃口。

今天，奥运会在俄罗斯的土地上举行，暴力正在撼动历来属于俄罗斯势力范围的另一个国家。但乌克兰危机正在释放出一条迥然不同的信息。迄今为止，基辅发生的事件给人们上了一堂课，表明俄罗斯的影响力是有限的，表明了普京声称要提出和自由民主的西方文明模式相抗衡的另一种文明模式，这有多么不可信。

普京的目的就是对抗西方模式，这一点似乎再清楚不过了。过去的一个世纪，俄罗斯把自己塑造成和西方反动资本家作战的革命大国，现在，这名前克格勃(KGB)成员力图重拾俄罗斯在沙皇时代扮演的那个意识形态角色——成为反对西方革命派自由主义者的保守堡垒。

正如《一周》杂志(The Week)的迈克尔·布伦丹·多尔蒂(Michael Brendan Dougherty)所指出的，这种倒退在后9·11时期一直是清晰可见的。不过，普京最近在国内的行动使这种倒退得以显现，其中包括对Pussy Riot的流氓罪审判，对同性恋权利的镇压，以及用冠冕堂皇的言辞对比俄罗斯的“传统价值”和美国及西欧的相对主义。

关键的是，这种言辞不仅是为了满足国内的受众，它还被推销到了发展中国家。欧文·马修斯 (Owen Matthews)在英国的《旁观者》(The Spectator)杂志上提出，正如在共产主义时期所做的那样，“莫斯科正再度组建一个国际意识形态联盟”，普京在把自己树立成“为所有厌恶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保守主义者”代言的潜在领袖，不论他们自称来自哪个国家。

然而，普京的宏大战略和沙皇时期、苏联时期其先辈的战略都存在巨大的差异。

沙皇们试图建立一个“神圣联盟”来捍卫一个依然存在的古政权，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度，到19世纪依然主宰着许多欧洲社会。然而，今日的俄罗斯先受到共产主义的荼毒，后又被寡头和骗子控制，从任何理性的角度看，它都不是“神圣联盟”语境下的传统社会了，它和许多潜在的发展中国家盟友唯一的共同之处就是对民主规范的蔑视。在罗曼诺夫(Romanov)时代，王权与教权的想法依然拥有真正的政治合法性。然而，普京无法为自己的政权谋求类似的合法性，对他这套理念趋之若鹜的独裁者周围也缺乏类似的神秘光环，不管他们是中亚的铁腕人物还是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

与此同时，苏联声称自己是历史的先行者，这种说法不仅在拉美、亚洲和非洲为它赢得了盟友和同路人，而且还在最出类拔萃的自由主义西方世界找到了盟友和同路人。当下似乎不太可能出现和西方第五纵队类似的力量来推动普京的目标。美国有个别右翼人士赞扬了普京的传统主义理论，但就是那么几个而已。就像美国的社会保守派不时感觉自己遭受重围那样，我们距离登记加入宣扬“家庭价值观”的圣战，被当成有用的白痴还有十万八千里，那会是一场暴虐的、明显带有机会主义色彩的圣战。

这不是说普京的地缘政治策略全都愚蠢透顶。与此相反，他对大博弈的操控往往比他的欧洲和美国同行有效得多。

不过，俄罗斯的弱点、政府的腐败，再加上俄政府鼓吹的传统主义缺乏吸引力，这些原因合力断送了他宏大的抱负。

我们眼见在乌克兰发生的一切基本就是这种情况。虽然欧盟铸下大错——他们在向基辅示好的时候，似乎没有意识到俄罗斯可能会提出与之对等的好处——然而，普京的乌克兰影响力之战却打得举步维艰，当初罗曼诺夫和苏联可是轻易就统治了这片土地。

经济大衰退(Great Recession)暴露了欧盟是一个管理极其不当的机构，它的蠢行让许多成员国的经济一片混乱，有鉴于此，这场斗争显得格外重要。然而，纵使如此糟糕的纪录都没能劝服大多数乌克兰人热情地接受俄罗斯的拥抱。想让欧洲一体化的计划比普京的威权主义路线更缺乏吸引力，就要拿出比管理不当更多的理由。

普京主义的问题有一个类似的有趣案例，让我们看看在半个地球以外的委内瑞拉发生了什么，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在该国进行的“玻利瓦尔革命”(Bolivarian Revolution)实验落得和乌克兰的暴力反抗类似的下场。

和普京的传统主义一样，查韦斯提出新社会主义时，把它标榜成了挑战以美国为首的世界秩序的某种意识形态。（查韦斯在美国的拉拉队员比普京要多）。可是，和普京主义一样，查韦斯主义在没有了暴力威胁和打压的情况下，缺乏基本的合法性。

这两个例子不是要得出如下的结论，即近代自由主义文明必然担得起无可争议的主宰地位。

尽管如此，在冷战结束25年之后，从基辅到加拉加斯，依然没有貌似合理的替代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