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财政在万历之前以农业税为主。而张居正改革重在税收，重点从征收收农业税，转移到征收工商业的税收。这自然大大触动了江南的工商利益集团，在这个背景下，东林党开始形成。 张居正一死，他们就废除这个税收制度。想逃税就没那么容易。万历皇帝心知继续征收微薄的农业税，不但国库不够用，而且农民也无法忍受。万历仍想方设法从江南的资本家中收入税收。由于管理外库的的户部不接受工商税，只收农业税，万历便把工商税收到内库。这就是所谓的万历贪财之迷。而实际上，万历三大征所用的钱，正是内库的工商税。（这个类比较多） 通过廷击红丸移宫三案的精彩演出，东林党终于在万历死后第一次把持了朝政。他们马上逼迫泰昌废除了各项工商税收。充分暴露了东林党作为貪婪不法资本家代言人的角色。 当时中国各地区的发展極不平衡。江南工商業发达，卻几乎不用交什么税。北方各省的农民则难以忍受高高的税收，一遇到天灾更是食不果腹。辽东战事吃紧，国库空虚。应该如何是好。 正是这种背景下，魏忠贤出现了。怎么做的，当然是找东林党人交税。经过几年时间，国库开始又充足起来。各地开始出现魏忠贤的生祠。东林党怎么坐得住呢？ 天启的死是好机会。崇祯站在了东林党一边。东林党欲杀魏忠贤而后快，然而崇祯只免除了他的职务，令其守陵。魏忠贤忧愤而死，崇祯厚葬之。 东林党又掌权了。当然，废除工商税是第一步。 至于辽东，怎么少花钱怎么搞。辽东缺饷，愈演愈烈。加上各层军官的层层盘剥，士兵拿到手的很少，士气极其低下。明军的将领天天写奏折要钱，崇祯皇帝一筹莫展。东林党则指责辽东军官指挥不当，作战不力，贪污军饷。节流往往流于道德说教；不开源怎么行！当然，东林党不会增收工商税，负担自然又落到农民身上。 终于，最贫穷的西北农民起义了。还攻进了北京，崇祯自杀。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悲剧开始了. 有国才有家，国破则家亡。大明灭亡，祸首当推这群愚昧而贪婪的江南士民。众所周知，明末年遭遇了人类历史上千年难遇，持续数十年的严重天灾，又遇到了满寇大举入侵，北方人民生活艰难无比，明朝ZF为此焦头烂额。结果这种危难之局，富可敌国的江南工商地主阶级的所做所为，却如此的另人发指。 他们扶持出了以东林党为代表的江南文官集团，通过种种无耻的手段，偷逃税款，为一已之利益，偷了国家一分税，自己就多发一分财，导致江南地区税款10有9逃（浙江茶税一年20两，伟大的东林逃税集团威武），同时东林集团为江南利益在北方大肆胡作非为，废魏忠贤之德政，诱骗年轻的崇祯帝，疯狂压迫农业人口以弥补整个江南资本主义世界大肆偷逃税款之恶劣行为，终引得农民的暴动，导致满清入关祸害中国数百年，也就有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一系列惨剧。
国破家亡，人财皆失，时人短视，疯狂逃税数十年，自以为占了大便宜，却不知这实乃地地道道的自杀之举，可悲可叹啊
御宇十七年，十七年间，浙江茶税不过几百两，最低到过一年十两，各地工矿没有税收。而庞大的国家还要运转，结果就统统压在农民身上。农税从张居正的二百万，一直攀升到崇祯十二年的二千三百万！这还是在小冰河的大灾难期间！
万历是开源不必说，魏忠贤是个老农出身，唯一的治国技巧就是免税和赈济，比如崇祯朝和天启朝同样的河南长达八年大旱，天启朝就没有饥荒，而崇祯朝就是人相食。崇祯严令灾区也要收税，农民被打得血流盈阶。但是连饭都没有的吃的人，哪里可以交税呢？就继续打。
当时有臣子说，陛下需要钱，小民也爱惜他们的子女，现在农民把儿女买了都交不出税，这如何是好？崇祯不听。
崇祯吊死的时候，太监的评价是“若魏忠贤还在，天下本不会如此的。”文官的评价卻是：“独夫授首，何足道哉！”
以史为镜，依法纳税人人有责啊，偷税逃税虽站一时便宜，最终吃亏的还是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