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过后,一种类似于1815年、1945年或1989年的地缘政治同盟格局似乎开始形成。在美国召集的反恐同盟中,除了包括俄罗斯和中国等竞争对手之外,还包括古巴、伊朗和苏丹等以往一直被歧视的国家。
军事打击同样有效。在确定了罪魁祸首后,美国发动了一场精彩的军事打击,推翻了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美国特种部队、势不可挡的空中力量以及当地军阀多管齐下,在数周内就推翻了塔利班政权。尽管以毛拉•奥马尔(Mullah Omar)和他的代言人本•拉登为首的领导人均得以逃脱,但基地组织网络遭到了无情的打击和破坏。
但不出一年,美国就失去了道德高地。布什的失误在于让人们看清楚:伊拉克的政权更迭,只是布什用以对付被他列为“邪恶轴心国家”(包括伊朗、朝鲜以及其它窝藏或资助恐怖分子的敌对国家)的一个步骤。转眼间,美国自己也被视为一个流氓国家。
美国2002年颁布的《国家安全法案修正案》引发了各界担忧。该法案摒弃了冷战时期的遏制和威慑战略,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先发制人”的战略。根据新战略,美国可以先发制人地采取军事行动,推翻政权,并允许在战争中使用酷刑,并否认《日内瓦公约》(Geneva Convention)赋予恐怖分子嫌犯的权力。
因此,伊拉克战争未能得到加拿大、法国和德国等传统盟友的支持;没有联合国安理会(UN Security Council)的支持;也未能找到确凿的证据,证明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拥有对美国安全构成直接威胁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至于盟友,当时的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给予了布什忠诚的政治援助,不过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令人难堪地宣称:从军事角度讲,英国军队纯属多余。
北约的影响力同样也有所削弱——9.11事件后,北约首次援引第五条款,要求所有成员国承担起集体防御的义务。美国政府的格言是“任务决定同盟”。但有选择性的同盟关系是一把双刃剑。临近2010年之际,欧洲盟国们开始引用限制性条款,表示不插手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的军事行动。为此,即将卸任的现任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今年警告称,北约正迅速变得无关紧要。
欧洲的声望也同样大幅下降,而这不仅仅体现在利比亚冲突期间——其间,德国选择置身事外,而英法两国在短短几周内就打光了弹药。本世纪之初,带着成功推出一个新货币联盟的喜悦,欧洲领导人就创立旨在让欧盟发展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区的《里斯本议程》达成了一致。事后看来,备受吹捧的里斯本议程标志着欧洲雄心的极限高度,而时间恰恰赶上了互联网泡沫的破裂。
10年过去了,事实已经表明,欧洲货币联盟(European Monetary Union)最初的设计上就存在根本性缺陷。包括德国在内的大小成员国,都无视预算纪律的实施机制;而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外围经济体,凭借低利率而实现了急剧增长,却一直存在缺乏竞争力的问题。眼下,债券市场危机有可能蔓延到欧元区“核心”成员意大利。
到了布什的第二任期,强硬的措辞转变为一种更为温和的方式。作为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占领军,美国陷入了拉姆斯菲尔德长期以来嗤之以鼻的国家建设中。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和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也同样糊里糊涂,宣称在上述两国(或其中一国)的使命在军事上至关重要,然后表现得好像自己有权任意处置一样,制定了撤军的(政治)时间表。
经通胀因素调整后,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费开支总计接近2万亿美元;但世界银行(World Bank)行长罗伯特•佐立克(Robert Zoellick)和一位前美国副国务卿认为,像美国这样富有的国家完全承担得起。佐立克称,在1948年,美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为目前的四分之一。但美国民众积极支持时任总统杜鲁门(Truman)的主张,即资助欧洲的民主运动,以及在全球范围内抗击共产主义,为此付出的金额高达数十亿美元。
民主改革的种子能否在伊拉克生根发芽,是一个更值得讨论的问题。美军自诩凭借“大举增兵”把伊拉克从动荡甚至分裂中拯救出来,但伊拉克宗教派系——库尔德人(Kurds)、逊尼派(Sunnis)和占多数的什叶派(Shia)——之间的关系仍然摇摆不定。或许,萨达姆•侯赛因的倒台使伊朗成为了地区霸主,并通过巴格达的什叶派政府施加影响力。同时,德黑兰方面的核野心仍未受到遏制。
对于威胁到地区稳定的另一个悬而未决的严重问题,9.11事件也未能促成其解决:巴以冲突。布什和奥巴马都未能打破被占领的加沙及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僵局,也没能解决耶路撒冷的地位问题。从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到本杰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的一系列以色列总理,都利用这场反恐战争谋求自己的利益,声称妥协会危害以色列的安全,而哈马斯(Hamas)这样的组织,是伪装成巴勒斯坦人民合法代表的恐怖主义分子。哈马斯在2005年选举中轻松胜出。
虽然重点放在打击恐怖主义,但美国对更广泛的地缘政治趋势也保持着警惕。最重要的突破,是美国和印度在2008年签订了关于民用核合作的“123”协议。华盛顿和新德里之间的新战略伙伴关系不但可以制衡中国的崛起,也可以制衡拥有核武器的巴基斯坦,后者是美国长期以来在南亚的盟友,但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以掌控。
相比之下,中美关系只能算是一种不那么舒服的互相容忍。北京方面(顶多)把华盛顿看作“非敌非友”,美国则大梦初醒地意识到,中国在太平洋地区对其主宰地位构成了挑战。北京方面对拥有核武器的阴沉邻国——朝鲜——不情不愿地施加压力,但同时对民族主义热情颇高,这表明中国领导人对台湾问题仍耿耿于怀,并且在与日本、韩国和越南等过的领土争端中极度敏感。
说到最后,过去10年地缘政治方面最重要的进展并非发生在战场上,而是发生在金融体系中。全球银行业危机的起因,是监管存在漏洞,银行遏制不住向不具备偿还能力的美国穷人发放抵押贷款的冲动,以及金融系统中杠杆泛滥。一定程度上,这些扭曲现象是由全球发展失衡所导致的,而美国人靠低成本举债生活、中国出口商和储户促成巨额经常账户盈余,正是这种失衡背后的驱动因素。
直到2008年大崩盘(Great Crash)之前,这架金融旋转木马都在毫无顾忌地转动着。凭借其廉价的劳动力,中国向世界其他国家输出了通缩。中国用经常账户盈余购买美国国债,以这种方式为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提供融资。目前,距离金融危机爆发已经三年,全球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美国经济走上了下坡路,欧洲丧失了“比赛资格”,而亚洲则暂时处于上升趋势。
我们不妨看一看更广泛的历史趋势。以购买力平价衡量,发展中亚洲占全球经济的份额,已经从1980年的8%稳步升至去年的24%。加总起来,亚洲股市占全球股市市值的31%,高于欧洲的25%,与美国的32%仅一步之遥。去年,中国取代德国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以市值衡量,中资银行位居全球最大银行之列。
进口数据同样说明问题:发展中国家正成为全球经济的驱动器。从水泥到鸡蛋,中国的消费量都位居世界前列;中国还刚刚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
中国对各种商品的巨大胃口,正创造出新的贸易线路,尤其是和巴西这样的新兴大国。去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拉丁美洲曾以不稳定而闻名,但在此次危机中却毫发未损。目前该地区贫困率不断下降,中产阶级日渐扩大,资产市场也蒸蒸日上。
布什的国家安全顾问及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曾把多极化称之为竞争理论,指其为必然的灾祸。从经济角度看,多极化意味着一种新秩序,在这种秩序中,相互依存成为基本原则,而美国尽管仍占据压倒性的优势,却不再享有霸权。
在谈到9.11事件的遗产时,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 Bank)首席经济学家杰拉德•莱昂斯(Gerard Lyons)认为,过去10年最重要的词汇不是“反恐战争”,而是“中国制造”。谈到当前的趋势,他补充表示,未来10年最重要的词汇将是“中国所有”。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