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百姓的个人利益都与国家总体利益一致起来，你为自己干就是为国家干，让自己的家庭过好就是对国家的最大贡献。如此，才能上下齐心，万民同欲，从而激发起最大的干劲，并且把这种干劲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家庭幸福和结结实实的综合国力。古今中外，强势崛起的民族，莫不如此。

    但邓以前的文革时代做到这点了吗？恰恰相反！当时人人高唱为共产主义献身的口号，但宣传的都是个人牺牲越大，国家得到利益越多；而个人得到越多，则有占国家和群众便宜之嫌。似乎越贫穷越光荣，想致富则有罪。这等于是把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对立起来了，必然导致奉献口号空洞化，理想信念喊得越响越与现实脱节，最终流于口号，而现实工作中人人偷懒惜力没干劲没闯劲，干部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整个国家失去生机活力，生产效率和工作热情一落千丈，国民经济衰落到破产的边缘。

    而邓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旷古未有之巨大成功，正是因为逆转了这种务虚不务实的风气，通过取消干部终身制和打破职工大锅饭，建立多劳多得、奖勤罚懒的激励体制，同时放宽多种经营，下放过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从而极大地激发了全民的工作热情和创造力，使全民致富的渴望凝聚成中国经济崛起的强大动力。包括干部也是，能把一方经济搞好的就提拔上来，没能耐光会喊口号的就滚蛋，这就极大地激发了干部拼命发展经济的压力和动力。

    比如农业，空喊共产主义理想时全民饿肚子，但实施联产承包制后，居然粮食产量从两亿多吨暴涨到四亿多吨。其它领域也是一样天翻地覆的变化。你说，同样是这些人民，空洞的理想与实在的激励，谁更管用，谁更能带来民族的崛起，是多少不言而喻的答案。

    矫枉过正有时是难免的现象，毕竟中国此前假大空几十年了，政治思想极为僵化，破除条条框框难度很大。在那种情况下，怎么还会再去大讲特讲空洞的理想口号呢？

    当然今天我们反思，这里面肯定会有失误的地方，或者不周到的地方。比如今天有些物欲横流了，就可以多谈谈理想信仰，少讲点金钱物质，你说的这些都是对的。但在那个年代，在那个根本不承认物质激励也不追求生活品质的年代，可不就得多讲点物质，少谈点理想嘛。这个，应该给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