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朝廷就已经把归附的南匈奴人安置在河套地区，与长安近在咫尺，但因为汉朝强大，大家相安无事。东汉末年中原生乱，蔡邕就明确提出过了“先安内后拒外”的对外政策，曹魏政权也基本上执行了这个政策，对北方少数民族，是以安抚为主，进攻为辅，逮住机会也会招纳，基本上就这三招。能安抚最好，如敢卷入中原争霸则予打击。而你指责的所谓胡人内迁政策，只是其中的第三种策略，并且是与第二种策略配套使用的。 你举的第一个史实，是指曹操破乌桓。原因是乌桓卷入中原事务，并且还是站在袁绍一边，因此为彻底解决袁绍问题，必须打击乌桓。那次胜利后内迁的人口，其实有二十万户，一半是战乱期间被乌桓掠往北方的汉族人口，另一半才是胡人。这次内迁极大地提升了曹操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在总人口才数百万的三国时期，这几十万人口是了不得的经济力量，并且乌桓骑兵在曹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关键是，曹操通过内迁彻底解决了困扰多年的乌桓问题，乌桓人从此归化，再也没闹事。 五胡乱华时，有乌桓什么事吗？既然没有，你凭啥说曹操内迁乌桓是错误的，并以此开了恶劣的先例？ 你举的第二个史实，是曹操五分匈奴。我开头就说了，那不是他请进来的，而是东汉时早就归附的南匈奴。曹操只不过将原集中居住在河套的匈奴人分散到陕西、山西及河北一带，并提拔重用其贵族，使之脱离部众，同时用汉吏监督其部众。我不知道你举这例子想说明什么，是想肯定还是否定，而我想指出两点，这个匈奴人口在中原过多的问题，是早有的，不是曹操政策失误的结果；而他对匈奴的管理还是效果很好的。 你举的第三个史实，是发生在“武帝践阼后”，当时西晋刚刚建立，甚至还没来得及征服东吴而完成统一，人口远未恢复，当时提高生产力和壮大军力的现实需要依然很强烈，因此萧规曹随地继续执行曹魏时代的民族政策是很明智的选择，没有你说的“悔改”的条件。 西晋立国总共才51年，要按灭吴算起，统一的时间才37年，连结束统一后的休养生息都没完成就挂了，谈得上什么“西晋中晚期”啊。终晋一代，始终是没有条件做民族大迁徙这么大工程的。再说，即使他做到了，也毫无意义。只要中原大乱，人口空虚，已经迁出去的胡人们不照样能杀回来嘛！ 如果说，晋惠帝是个白痴不用江统之计，那么曹操、司马懿这些大战略家，怎么可能像你说的那样傻，犯下如此严重的错误。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曹魏政权处理北方少数民族问题的手段相当高明，并没有发生问题。历史上，中原战乱时，周边少数民族政权是一定会呼啸南下的，曹操能在中原人口只剩下七分之一的大变乱中维持住北方局势不乱，相当了不起，非雄才大略不能为也。 但再伟大的政治家，也只能解决他当时面临的现实问题，不可能保证永远不留隐患，那是后世人自己凭本事解决的问题。胡人大量入关与汉人杂居，当然会带来管理上的难题，这是需要每一代管理者靠智慧管控和处理的，不能指望前人提前给你解决好。 江统看到中原胡人太多的问题，这根本不需要多高明的眼光，因为他本来就是针对齐万年事件而撰写的《徙戎论》，那事把西晋政权折腾个半死，所有人都会注意到这个问题。但江统得出的结论恰恰是错误的，他是忽略了关键原因而追究次要因素。当时齐万年之乱，关键是关中发生了大饥。历史上，只要有大饥，而朝廷不能救助，那铁定是要发生叛乱的，这与叛乱的是胡人还是汉人没有关系。而江看不到朝廷在救灾方面的过失，却盯住了造反者的民族身份不放，甚至还提出完全不切实际的外迁胡人对策，等于是在没解决前一个关键问题的同时，还要人为地制造出另一个更大的问题。 我早说了，江统的说法是得到历朝历代中国汉族知识分子普遍认同的，晋书当然也不例外。我说江统书生，自然也是在说许多史家太过书生了。古代史家一直是把南北朝大分裂的这段历史当作耻辱来看待并刻意忽略的。而中国人真正把这段历史当作中华民族大融合的重要转型时代来正面看待，则是近现代才有的眼光。我们与古代史家的观点不同或者说更高明，是本来就应该的事。 一句话吧，如果你觉得江统的办法行得通吗？行不通可不就是无用的书生之见嘛。什么叫书生？就是只看到问题，但拿不出可行的解决办法，或者更糟糕地是拿出错误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