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黑木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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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完没完啊希腊伪史论进化到埃及伪史论(转)
送交者: eachus 2015月08月13日00:55:53 于 [世界军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回  答: 向全球网友求证何新质疑广泛流传的古希腊文献缺乏考古,史籍佐证,是伪史 大国有大国的智慧 于 2015-08-12 20:45:54

我们的甲骨文,仅解读了60% 

甲骨文之后的文字,与现代文字,就基本没有区别了;而且甲骨文还是象形文字。

西方都是拼音文字,变化很大,6百年前英国诗人乔叟的作品,普通现代人就无法读懂了。古希腊即使留下了这些石头文字,其真实含义的解读,也是一个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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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然,纸莎草纸卷不仅保存下来了,而且是被大批量保存下来(数量以十万为单位),还能够完全释读…… 欧洲人造假的水平也真是够呛,完全不顾及常识……

    这是常识:“纸莎草纸卷虽然不容易腐烂,但是很难保存300年以上。”([英]彼得·沃森《人类思想史---浪漫灵魂:从以赛亚到朱熹》中译本第371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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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bs.cctvdream.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4023

文章很长,我剪一段给你们看:


古埃及出土的一些纸莎草也为后世伪造:
古埃及“纸莎草文献”的特点:

    1.发现晚(19世纪末叶之后)

    2.数量大(不可胜数)

    3.出土地点不明(大多来自古董贩子)

    4.文献内容无不能释读者

    5.“纸莎草文献”中有大量后世伪造的“古希腊文献”

    6.见不着原本,所见者只有摹本

    “纸莎草”原来是西方学术界19世纪以后捏造虚假文献的理想载体!古埃及出土的一些纸莎草也为后世伪造,所谓难以保存300年以上的纸莎草,竟然被”发现于“一个古埃及城市生活垃圾堆”。

古代“纸莎草纸文献”的70%来自一座古埃及城市的“生活垃圾堆”:
1896年,两位来自牛津大学皇后学院(The Queen's College, Oxford)的年轻研究员---伯纳德·格非(Bernard Grenfell)和亚瑟·亨特(Arthur Hunt)开始在俄克喜林库斯遗址挖掘。身为接受传统教育的英国人,格非和亨特的兴趣主要在于失落的古典希腊文学作品。 他们知道亚里士多德的雅典宪法(即《雅典政制》Constitution of Athens),就是于1890年,借着埃及纸莎草纸重现人间。

    这个希望激励他们和他们的继任者,在20世纪,继续筛选和详细查究一堆又一堆的俄克喜林库斯垃圾。 他们的努力获得丰厚的回报:据估计,超过70%迄今发现的纸莎草纸文学著述,来自俄克喜林库斯。
(见「维基百科俄克喜林库斯」条)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 ... 7%E5%BA%AB%E6%96%AF

    亚里士多德《雅典宪法》是英国学者于19世纪末炮制的一部伪书,受这一成功伪作的启发,另外两位英国年轻人在古埃及的一座城市的垃圾堆里“发现了”他们想要的大量“文献”。这些文献的发现场地,既不是保管古代文献的图书馆遗址,也不是古代窖藏遗址,而是一座古埃及平民的“生活垃圾堆”。

    试想,中国有句古话“纸寿千年”,即使是最好的纸张,在良好的保存环境下,也不过可以保存千年左右;
而所谓的纸莎草本来并不是“纸”,不过只是一种可以涂鸦的“草”,这样的纸莎草陆路运输时都会碎裂,
而两千年前丢在垃圾堆里,在沙漠高温的环境下,不久就应当碳化、解体、澌灭……,怎么可能被保存下来呢?

    居然,不仅保存下来了,而且是被大批量保存下来(数量以十万为单位),还能够完全释读…… 欧洲人造假的水平也真是够呛,完全不顾及常识……

    这是常识:“纸莎草纸卷虽然不容易腐烂,但是很难保存300年以上。”([英]彼得·沃森《人类思想史---浪漫灵魂:从以赛亚到朱熹》中译本第371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5月第1版)

    实际上,大多数的纸莎草文件都出处不明。
“我们要说明一下,早期的纸莎草都是通过向当地的文物贩子、旅行者和拍卖行购买得到的,因此它们往往缺乏更进一步的信息,例如,非常重要的出土信息。……大多数的纸莎草都出处不明……”([英]约翰?泰勒编著《古埃及死者之书》[大英博物馆珍藏]中译本第292页,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1月第1版)

    现在所能见到的纸莎草文献多为复制品、而非原件。“作为一个精通铜艺和平板印刷术的人,莱普修斯在前往埃及和努比亚的过程中,并没有为自己的普鲁士远征队配备尚不成熟的相机,取而代之的是一群训练有素的画师和艺术家,例如雅各布·弗雷,以及威登巴斯·马克思和威登巴斯·恩斯特兄弟,就是他们为图伊的死者之书制版,并且被莱普修斯特别训练过象形文字的印刷。……
在工作中,纳威尔主要是用半透明的复写纸来复制他的纸莎草文本。而他的妻子玛格丽特则使用一种早期的缩图机(利用机械原理复写大小不一的图的机器)来制作印刷用的图纸。”
([英]约翰?泰勒编著《古埃及死者之书》[大英博物馆珍藏]中译本第295页,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1月第1版)

话说十九世纪德国有一位学者名叫卡尔·理查·列卜修斯(1810-1844),据说他继承了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的法国学者商博良的衣钵,将古埃及学的中心从法国转移到了德国,成为新一代古埃及学的巨擘。

    本来并不存在一本叫做《死者之书》的书,正是这位当时三十岁左右的德国年轻人列卜修斯杜撰了埃及《死者之书》的概念。“列卜修斯研究埃及古文书的初步成果是一篇关于商博良的许多发明的透辟总结和对商博良拼音字母表的修订。……
最混乱的是埃及宗教部分。在他以前没有人想到要把这种纷乱的众神清理出头绪,……他把全部问题摆在历史的基础上,探索其间的关系。

    在都灵进行的研究使他得出重要的结论:即在莎草纸、石棺、符箓、木乃伊裹尸布上边的那些宗教经文全部是从一部大的书上抄下来的,他很贴切地把这部书命名为《死者之书》(Book of the Dead)。……

    他为《死者之书》所分各「章」,至今基本上都未改变。1842年,列卜修斯被任命为柏林大学教授,他刚刚30岁,洪堡德和本森就说服普鲁士国王菲得烈·威廉六世仿效法国和意大利的先例,派他领导前往埃及的一个考察团。”([美]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中译本下卷第4分册第742-743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5月)

    重点,开始商博良伪造释读古埃及文字了:

    笑话,商博良“11岁”开始破译古埃及文字,果然西方“天才”多啊!
    编造古埃及《死者之书》的人年纪轻算不了什么,第一位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的人年纪更轻:商博良开始研究古埃及学时,是一个年仅十一岁的儿童! 商博良从十一岁儿童时代开始对埃及文字产生兴趣。古埃及象形文字“这个谜是被商博良猜中了,因而他成了埃及学的泰斗。

    在学术史上谁也不像这个才子的短暂经历那样令人惊奇。像施利曼在童年时梦想特洛伊城那样,商博良的思想转向埃及。这个十一岁的儿童认识了那个参加过法军远征的医生傅立叶以后,研究他所收集的东西,并欢喜若狂地倾听这个旅行家所讲的故事。”([英]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中译本第699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7月)


    商博良其人其事
    商博良(1790 -1832),法国人,1790年12月23日出生于法国洛特省Figeac,神童、语言天才。

    12岁开始研究古埃及象形文字,20岁时掌握了除法语之外的拉丁语、希腊语和许多古代东方语言,

    包括希伯来语、埃塞俄比亚的阿姆哈拉语、古印度梵文、古代伊朗的阿维斯坦语

    和帕拉维语、阿拉伯语、古叙利亚语、古代小亚细亚半岛流行的迦勒底语,波斯语和汉语。

    商博良在学术上的主要贡献是“破译”了古埃及象形文字,

    今天学术界之所以能够认识古埃及象形文字,就是建立在商博良破译的基础之上。

    用英国史学史家乔治?皮博迪?古奇的话说,

    「古埃及象形文字」“这个谜是被商博良猜中了,因而他成了埃及学的泰斗。”

    1832年3月4日于巴黎辞世,享年41岁。

    参考文献:

    [英]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

    「维基百科:让-弗朗索瓦·商博良」

商博良神话,人类古代的主要语言几乎全部掌握完毕。可惜现在西方人估计集体智商大倒退,再也没有语言学上的重大进步了。

  一个二十岁的法国小伙,不仅精通中古的法语、古希腊语及拉丁语,而且对于东方“四大文明古国”的语言、文字几乎都掌握了,就连非洲埃塞俄比亚的语言、以及中近东的古叙利亚语、迦勒底语、犹太语、阿拉伯语等 人类古代的主要语言几乎全部掌握完毕…… 其中,尤其是对于古埃及象形文字,在商博良之前无人能识;
在商博良之后、使用了商博良的方法则无字不识。

    需要指出的是,商博良的方法不是对古埃及研究真的有什么心得,商博良的方法并不是考证、考据、考释,

    而是像破译密码一样的“破译”、或者毋宁说是“猜谜”, 用英国史学史家乔治·皮博迪·古奇的话说,“这个谜是被商博良猜中了,因而他成了埃及学的泰斗。”

    如今,整个学术界对于古埃及的象形文字的研究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法国小伙子心血来潮的猜谜的基础之上,

    在商博良之后、使用了商博良的方法则无字不识。

    “一八二二年,商博良完成了全部的破译工作。自此,人们便能阅读一切古埃及文物上的文字,包括雕像、纪念碑、木乃伊和莎草纸文献。”([英]麦格雷戈《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中译本中册第207页,新星出版社2014年1月)
所谓“无字不识”指的是商博良之后所杜撰的古埃及象形文字资料,而对于在商博良之前所著录的古埃及象形文字资料,依然无人能识。于是就说之前所著录的古埃及象形文字资料错误百出、没有用处。

    如拿破仑远征随军御用学者们所发现并“抄录”的埃及“古文字资料”就是这样。“伴随法军到埃及的几个学者的观察,被记录在一系列宏伟的卷帙里,但铭文由于不可理解而被转写得错讹百出,以致对于语言学家没有什么用处。” ([英]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中译本第698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7月)

    对于商博良之前的“古埃及文字资料”,不论真假,由于没有经过商博良方法的伪造,因此,用商博良方法就释读不了,于是就说是由于抄录者无知所致。

   商博良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使用了怎样的方法呢?
“十四岁时,他偶然看到一本科普特语的文法,于是他专心致志地研究它,并相信它可能包含那探索未知文字的关键。在巴黎,他在西尔韦斯特·德·萨西指导下,做研究工作,学习阿拉伯文和其他东方语言。当他转到罗塞塔碑问题时,他注意到:某种草纸卷开首所描写宗教场面,他也在圣书字铭文的开头看到过。他猜想原文也可能是一样的,于是他就找出了圣书字中的相同符号。在未读出一个单词以前,他已发现,草纸卷上的文字仅仅是圣书字的草书体。他就从圣书字转到钻研草书字,并以证明了下列专名:柏勒奈栖、亚历山大和克娄奥巴特拉;于是他认识了十九个字母;从而他能部分地读出埃及俗体字。他再回到圣书字,并从若干国王名字旁所加的花边里获得了发音字母。这些从铭文里探索出的字,给他一系列很象熟悉的科普特语的词。这样,埃西斯女神的面纱就被揭开了。

    他曾指出:圣书字中约有十分之九是标音的,十分之一是象形的,三种书写形式:圣书字体[正体]、祭司字体[草体]、民用字体[俗体]、构成一个单个的体系。在这以后,统治者的名字可以认出来了,王朝和纪念物也可以各归本位了。达姆斯特泰尔把商博良研究工作又快又好的成绩比诸第一执政的功业。”([英]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中译本下册第699-700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7月)

    上述方法要点如下:

    先学习科普特语的文法(14岁)

    再学习东方语言

    以莎草纸卷(伪造)与罗塞塔碑(伪造)对照

    发现莎草纸卷上的文字即圣书字的草书体

    于是钻研草书字

    证明了专用名词(人名):柏勒奈栖、亚历山大和克娄奥巴特拉

    于是认出了19个字母

    能够部分地读出埃及俗体字

    再回到圣书字,从国王名字旁所加的边框内获得发音字母

    然后套用科普特语的词汇

    这样就破解了古埃及象形文字

    实际上是这样的:

    1.以伪造的“莎草纸卷”与伪造的“罗塞塔碑”相对照

    2.以“埃及圣书字”与“埃及草书体”相对照

    3.以“罗塞塔碑”中“希腊文”内容与“埃及草书体”相对照

    4.埃及象形文字的不同排列,构成与希腊字母相当的辅音字母(19个字母)

    5.从国王名字旁所加的边框内获得发音字母(7个特殊字母)

    6.归纳得出:“埃及象形文字”就是“拼音字母”的结论

    7.以这种特殊的“拼音字母”可以解读所有的“埃及象形文字”

    (实际上,所谓可以解读的“埃及象形文字”文献全部是按照这套方法伪造的)

    对于商博良“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当时就有学者提出怀疑 。
    “克拉普罗特痛斥他伪造原文。‘这样的一个奇迹不是人的批判精神而只是神的直觉才能做到; 而我们竟被要求相信:一个学者在几年以内能单独做出了理性和常识证明是不可能的事情’”。([英]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中译本下册第701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7月)

    商博良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对象物---罗塞塔石碑,而罗塞塔石碑为伪造,为其杜撰古希腊古典历史的需要服务。


  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也译作罗塞达碑),不列颠博物馆镇馆三宝之一,世界级文物。高1.14米,宽0.73米,制作于公元前196年,刻有古埃及国王托勒密五世登基的诏书。是解密古埃及文的钥匙。
石碑上用希腊文字、古埃及文字和当时的通俗体文字刻了同样的内容,这使得近代的考古学家得以有机会对照各语言版本的内容后,解读出已经失传千余年的埃及象形文之意义与结构,而成为今日研究古埃及历史的重要里程碑。罗塞塔石碑最早是在1799年时由法军上尉皮耶-佛罕索瓦·札维耶·布夏贺在一个埃及港湾城市罗塞塔发现,但在英法两国的战争之中辗转到英国手中,自1802年起保存于大英博物馆中并公开展示。(「百度百科·罗塞达石碑」)



    其实。所谓的罗塞塔石碑是精心伪造的一件假古董。

    据说碑文上刻有“古埃及国王托勒密五世” 的登基诏书,而所谓“古埃及托勒密王国”其实并不存在。
“古埃及托勒密王国”的故事来自于“亚历山大大帝”的故事,而所谓“亚历山大大帝”的故事则来源于一则阿拉伯传说。换句话说,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一个“亚历山大帝国”,因而也不存在作为其继承者之一的“托勒密王国”,

    “古埃及托勒密王国”最多不过是一则西方人编撰的故事。 伪造罗塞塔石碑是为了给“亚历山大帝国”做一个证据,证明西方人所编故事是有历史根据的。之所以说是“精心伪造”,因为西方学者们在杜撰故事时,是有策划的。

    伪造这样一件假古董,用这件假古董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内容,为其杜撰古希腊古典历史的需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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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真相终将浮出水面! 伪造的古埃及历史谎言如何继续下去?

    话说在商博良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之后,古埃及研究的中心从法国转移到了德国。

    “这门新科学的领导地位现在已从法国转移到了德国,落到了卡尔·理查·列卜修斯(1810-1844)手里。” ([美]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中译本下卷第4分册第741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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