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时的承诺与上台后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践行是可以相对分离的，这件事选民恐怕已经做不了主，等他们再次行使话语权时，恐怕已是几年以后的事了，所以顺从民意上台的总统其实有着违背民意的相对自由的，在涉及国家核心或根本利益的问题上尤其如此；二、不管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特殊利益集团对总统的约束恐怕都远高于普通选民与民意对总统的约束，尤其是短期约束，这无疑让总统在重大决策上有更多盘算成本或代价的机会或条件；三、经过竞选的淘汰与打拼，学会了讨好选民与迎合利益集团的总统，要他在军事或政治上不顾一切地走极端，这会有多少可能？更何况重大的决策无一例外的是一个集体决定（如涉及国安会、国会等）。当然，欺负弱小国家的事情还是会时而发生的，但这样的事情之所以会发生，恰恰是因为这对美国是小风险乃至无风险，而不是相反。

所以，我的结论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可以而且能够在相对理性的框架下进行发展与协调；所谓相对理性的框架已经包括了对极端情况如全面战争乃至核战争的成本或代价的考虑与预计。当然，中国在这方面的准备工作其实还可以做得更好。

没关系，大家达不成彼此一致那就求同存异；我下面将转而讨论别的论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