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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吹國民黨抗日功勞的人，總是在散布一個說法：如果沒有國民黨軍隊的正面抗戰，中國就會被全部占領，僅存敵後戰場；而沒有正面戰場，敵後戰場必然支撐不下去，那麼中國就滅亡了。所以不管國民黨有千般萬般不是，保證了中國沒有滅亡的成就足以抵消一切。
是這樣嗎？
《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十一章第五節這樣說過：“事實上，日本人停止西進是因為一號作戰的任務——摧毀美國的轟炸機基地——已經完成。到1944年，讓重慶政府殘存而不將其摧毀已成為日本的目標。”
為什麼“讓重慶政府殘存而不將其摧毀已成為日本的目標”？
侵華日軍的華北方面軍是這樣看的“華北方面軍則認為……日本與重慶之間暫時處於戰爭狀態，卻有能夠共存的性質。但是，日本與共產黨勢力之間則是不容許共存的。” （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寫：《華北治安戰》，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冊第二章《1942年度前半期的治安肅正工作》第一節《大本營對華處理方案》下小標題《對華積極作戰的研究》）而日本參謀本部第一部長在1942年5月的一番分析和思考也許說得令某些人更加驚訝：“攻占重慶後，抗戰的中國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險，如果沒有充分可靠的估計，攻占重慶就只不過是極端危險的投機……” （出處同上）
這是日本參謀本部第一部長依照自己對侵華戰爭局勢的分析得出的結論。他似乎認為，徹底擊敗國民黨軍隊，未必就能戰勝中國。和現在網上臆斷敵後戰場的中共武裝依賴正面戰場而存在的人不同，這位第一部長並不認為失去正面戰場後中共武裝會被消滅，恰恰相反，“抗戰的中國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險”。而且從他的口氣來看，中共掌握抗戰的中國，比起國民黨，對日本而言可能還是前者更可怕一些。
對抗戰期間的敵後抗戰事實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此人並非杞人憂天。在敵後戰場，常常出現日軍趕走了國民黨軍後共產黨軍隊立刻進來填補真空的事。而日軍要想再把共產黨軍隊趕出去，可就沒那麼容易了，共產黨一旦落地生根便註定要讓日軍永無寧日。而那些地方如果日軍不進攻，中共軍本來礙於統一戰線劃界抗戰的約定是不敢隨便進入的。日軍消滅或驅逐了當地國民黨軍，則剛好幫中共軍打掉了負擔，可以大搖大擺地進去擴張勢力。等到共產黨的抗日根據地建立起來之後，無論國民黨還是日偽要想把中共趕走可就難於上青天了。“起先，日本人很少去分辨各種各樣的中國武裝。日本人只試圖掃蕩或擊潰他們，不管他們性質如何。然而日本人不久認識到，這樣的掃蕩只會使中共更加容易擴展。到1939年下半年，日本人變得比較有辨別力了。當日本人進攻八路軍、新四軍及其地方武裝時，中國的非共產黨武裝袖手旁觀。日本人對非共產黨人也提出了更為肯定的要求。據日軍統計，在1939年年中到1940年年末之間的18個月中，僅華北一地約有70000人從正規程度不一的國民黨軍陸續投奔日軍。日本人也與幾位地方司令官達成非正式的“諒解”，他們的總兵力約30萬人。當然，這就是中共猛烈抨擊的“曲線救國論”。”（《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十二章第十一節“日本的強化治安”）
而中共軍隊是怎麼樣一支軍隊呢？這支軍隊在日偽的後方活動囂張到什麼程度？囂張到能讓日軍對一半以上的占領區失去控制。“1941年底治安地區為10％,准治安地區為40％，未治安地區為50％”（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華北治安戰》，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冊第五章第三節），導致1941年華北日軍出現糧食接濟不上的窘境“如果不把滿蒙、華中、南方的援助算在內，即使調用現有庫存糧食，並且嚴格執行配給及調整消費，米到1941年底，小麥到第二年青黃不接時，估計就要陷入極其危險的境地。”（同上書，下冊第一章第二節）。1942年至1943年，日軍的殘酷掃蕩將八路軍陷入極端困難的境地，但是1943年秋天開始，華北的“治安”又開始“惡化”了。到1944年秋，中共軍勢力復振，“在方面軍占領的三個特別市，四百個縣當中，治安良好的除三個特別市以外，只有七個縣(占總數的1.4％)。有一三九個縣(31.5％，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聽任中共活動。還有相當於66.9％的二百九十五個縣(包括華北政務委員會直轄行政區的四個縣)，屬於中間地區。在該地區彼我勢力浮動很大，行政力量大多不能充分貫徹執行。其中大部是以縣城為中心，只將兵力分駐幾個鄉村，民心多傾向共產覺。”（同上書下冊第五章第三節）
而日軍對中共游擊軍的掃蕩結果如何？日軍對1942年4月至1944年2月的剿共作戰這樣總結：“治安肅正作戰，因情報不確實，對中共地區的實際情況完全不能掌握，從而使討伐徒勞無功，幾乎是毫無成效的，幾十次當中，可能僥倖碰到一次。各部隊為了取得成果，東奔西跑，迄無寧日”（同上書下冊第五章第一節）。
這就是中共在敵後戰場的游擊作戰。需要指出的是，當時的中共不同於國民黨——八年抗戰中，中共軍隊幾乎沒有收到任何外國援助（除去白求恩等個把外國醫生外）。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軍隊仍然能將敵占區攪得雞犬不寧，而“討伐徒勞無功，幾乎是毫無成效的”。如果抗戰的中國真的落入中共之手，中共軍即有可能獲得像國民黨那麼多的外援，那對日軍來說意味着什麼可想而知。拿着小米加步槍尚且如此囂張，如果再由外國人給他們機槍大炮，幫他們訓練軍隊，對日軍來說絕對後果不堪設想。曾經在八路軍根據地生活過多年的英國教授林邁可在1967年就毫不客氣地對一個前日本軍官斷言：如果八路軍有像越共得到的那樣數量充足的外援，“他們就會在一年內把你們趕出中國。”（【英】林邁可：《抗戰中的紅色根據地——一個英國人不平凡經歷的記述》，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21頁）足見日本參謀本部第一部長所說“極端危險的投機”絕非危言聳聽。
這就是個對國民黨而言極其可悲的現實：它得以堅持到抗戰結束，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日本人沒有下定決心消滅它；而日本人之所以不想摧毀它，原因竟然是害怕“抗戰的中國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險”。國民黨所謂避免中國亡於日本的“功勞”的來源，竟然是因為日本人覺得國民黨比較好對付，而且與日本侵略軍“有能夠共存的性質”；而 “日本與共產黨勢力之間則是不容許共存的”。如果徹底消滅國民黨，則“抗戰的中國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險”，這對日軍來說是個“極端危險的投機”。因此，“讓重慶政府殘存而不將其摧毀已成為日本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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