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的思想经历分4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8岁之前，从懂事到18岁，是完全受新中国GCD的教育影响的，记得高中毕业自我鉴定，有一句“基本具备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世界观”，母亲看了笑话我说大话，我很不服气，辩解道：辨证唯物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我都学过了，掌握了。还记的初中一年级时就感叹：毛主席怎么在世的时候不带领我们去打败美帝国主义，解放全人类呢？错误地认为是中国解放军没注意造航母，所以没法把军队运到美国，于是乎就写信给人民日报社，要求转交一封信给中央军委，强烈要求建造航母，在信里还附上自己卖旧报纸，牙膏皮，橘子皮攒的5元钱。。。

第二个阶段是18岁，在大学图书馆里，看到一篇东德哲学家写的纪念康德逝世250周年的文章，里面对康德哲学里的普遍人性的分析，以及恩格斯批判康德的普遍人性，提出有阶级性的人性的论点，联系马克思恩格斯针对国家法律代表了统治阶级利益的论断，当时文章里一句话让我受到很大的震动：“可惜恩格斯先生忘记了，不管什么时代，不管什么统治阶级的国家法律都是对强奸抢劫，杀人放火是镇压的”。从此，在我心目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从神坛走下来了。我开始客观地看待，并且有意读了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原作。

当时正是因为改革开放，使得我们知道西方社会一些真实的情况，随着80年代初第一次公派留学生出国学习，并且回国之后，对西方的了解更细致，更多第一手亲身的体会。我才明白以前的幼稚可笑，别说去消灭美帝了，美帝反过来消灭我们就还是可能的。当时我还很想不通的就是：为啥受剥削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的生活，要比不受剥削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要好很多？哪怕是台湾，香港普通人生活都比大陆好很多？

正是当时接触了很多西方哲学思想原作，了解到完整的非马克思的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狭隘之处就暴露无疑了，比如普遍人性的认识，比如唯物论，唯心论的认识，比如阶级性的认识，等等。

当时正好流行伤痕文学，揭露了很多解放后历次运动阴暗面，尤其是文革中的黑暗，阴狠的一面，加上正好读了John。Mill《论自由》一书，深深了解了西方提倡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理论基础，加上83年后的突然提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一下就把我推向了GCD的对立面。随着周扬的去世，我更是愤恨不平，因此匿名给人民日报写信，要求跟胡乔木公开辩论，并承诺只要人民日报给我公开辩论的机会，我就给出我真实身份。奈何，当时并没有得到公开辩论的机会，然后就写了一篇彻底批驳胡乔木那篇《论社会主义人道和异化》（原文名字记不太清楚）文章寄给人民日报报社了。

从此一直到89.64，我一直是思想上反对GCD的，行动上也参加组织了民间（学生）理论研讨协会，写过若干篇讨论中国改革，中国发展一些话题。

89.64对我打击很大，一方面对政府完全失望，一方面对学生也有深深的失望，并且发现一旦组织起群众运动，就无法用理性来引导了，完全被大多数人的激情，盲动所引导了。

第三个阶段是90-93年，灰心丧气的阶段，特别是看了《黄祸》一书，就感觉这就是中国最可能的未来结局。

93年之后，由于接触实际工作，尤其在深圳，接触到港台人员，也经常看看一些右派文章杂志，比如《争鸣》一类的，还有就是之后朱镕基一些方针政策逐渐正好是80年代我们私下民间理论研讨会得出结论，我开始反思自己以前一味反对的立场了。

93年我又加入了世界500强的美资企业，从底层的销售员做起，一步一步从底层管理走向中高层，也更了解真正的资本主义运作了，也看到一些美式，欧式，日式资本主义的差异，慢慢得出一些自己的结论，随着97，98金融风暴，随着2000年网络经济泡沫破灭。随着Enron事件等等，当然，也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企业兴衰，得出现在一些思想思路。这算是第四个阶段。

这四个阶段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深深爱着我的祖国，爱着这篇土地，爱着这篇土地的人民。毋庸置疑，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要说明的是，第二第三阶段，我对美国还是有些崇拜的，在第四个阶段，我慢慢客观认识了美国。91年老布什卖飞机给台湾，我就认识到美国的祸心了，开始有些警惕了，96年，尤其是99年炸馆，我就敌视美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