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句实在话，我觉得两篇都有失片面之处。正好是6.4这几天，我作为当事人之一，就简单说说我的看法。

第一：六四开枪不只是政府有责任（或者说当时决定派军队的决策人），其实学生也有责任，这一点是以前大家讨论的一个盲区。

让我先理清六四的起因：
六四的起因一是城市经济改革初期，中国政府还没一套完善的改革方针政策，一直是摸着石头过河，因此经济混乱，而且舆论无法给人民群众一个正确的令人信服的导向。加上当时GCD不承认有腐败，而高干子弟利用父母职权大势侵吞国家财物等不公平现象，当出现87-88高通货膨胀时，民众的怨恨自然到一个“民怨沸腾”的时候。这些因素碰上胡耀邦的去世，学生自发悼念胡耀邦就成了一个导火索。

这里我要提出一个可能算我的明确的看法：六四负责人是邓小平。

由于邓小平等高干的子弟在文革中受到严酷的迫害（尤其是邓朴方的瘫痪），邓小平等一直对孩子有们个愧疚感，加上“天下是老子们用鲜血打下来的”这个陈腐的观念，因此邓小平复出之后一直有对孩子们补偿的心态。这一点在82年前后邓小平访日就已经得到证明：当时随同邓小平访问一起去日本的一帮高干子弟，从日本走私了整整一货轮的汽车，在天津港被扣压。怎样处理这件走私事情要等上面的意见，当时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是陈云，陈云两次找邓小平谈这件事，邓小平都避而不见。后来陈云为了中央的团结，好像高抬贵手了。86年底学生反日货运动后，我在成都，陈云身边的人跟我说了这件事。当时陈云跟身边的人就说：邓对孩子很愧疚，要补偿孩子们。

因此改革初期，赵紫阳，李鹏，邓家的孩子们都大势收刮财富，引起六四的腐败问题根源，邓小平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其次，正是对孩子受红卫兵迫害的愧疚，邓小平对“学生闹事”是非常的抵触，基本不管是对错，只要是学生闹事，邓小平就反感，这一点早在86年学生反日货游行时就表现出来了，当时邓小平有个内部讲话“学生闹事怕什么？打破头也要把领头的坏分子抓起来”。我当时就奇怪，为啥学生反日货政府这么反感？其实不是，是邓小平对学生游行就反感。因此我们私下分析邓小平的“打破头”说法是要“打破谁的头”？是讲武警，解放军战士不怕被打破头，冒着石头，砖块冲进人群去抓领头的坏分子。还是要直接把闹事的人群打破头，再把领头的抓起来？。。。。

综合上面分析结论，当出现六四学生运动时，为啥4.26社论如此僵硬死板，为啥赵紫阳同情学生最后只好下台，我想大家就明白了。在这种学生和政府对立情况下，希望邓小平对学生让步，就是天真可笑了。

前面为啥我要说学生也有责任？，因为学生没有“知彼”，没有一个正确的方针策略，在该让步的时刻没有让步，最后逼得政府不得不开枪。

我在组建四川高自联开始阶段，就提出不罢课，不绝食，被否决，后来5月13号胡启立一讲话，我就建议高自联结束占领天安门，结束静坐示威。被否决。我就感觉这次运动不能是我希望的结果了。我就退出四川高自联。一直旁观了，直到6.4开枪了，我才又激愤起来，才重新上街游行。。。。

我有一个功劳：四川五金建筑工会曾经和高自联主动联系，要组织四川工人罢工，示威，被我阻拦，我说文革就是大家都整天运动，国家差点崩溃。现在学生不是生产的，罢课还对经济影响不太大，你们工人坚决不能搞罢工，国家最重要的是要搞好经济。工人听了我的演讲，就同意我的意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