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为冤案与屠杀反思和道歉的事情屡见不鲜,为屠杀辩护和翻案的为数不多。今读某网友文章,不仅为镇压辩护,更说要为“六四”枪声喝彩,这真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 通篇作者给出五个论点,乍一看,仿佛有模有样,一细读,发现漏洞层出,谬误不穷。下面我针对作者这些论点,逐一剖析其中的可笑之处。 作者在第一条说,俄国在彼得大帝的强权下崛起,在斯大林集权下成为超级大国,因为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等的民主改革而沦落,又因普京铁腕而再次振兴。因此得出结论:在俄国,集权优于民主,从而进一步说,中国也需集权。 俄国沦落的原因得出这样的结论,作者大概不熟悉基本的俄国历史。 诚然,彼得大帝的强权让俄国崛起,但权力集中的同时,也造成了财富的空前集中,独裁者包揽财富,导致了民怨的累积。 翻看历史书,十月革命前夕,彼得·斯托雷平执政,凭借铁腕政策维护沙皇统治,残酷镇压信仰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们。经济上施行寡头政治领导的资本掠夺政策,进行土地改革,那时,俄国经济飞速增长(像不像现在的中国?),可是,这种独裁者的掠夺性改革极其不公,相当一部分百姓的私有财产遭受损害,社会不满度急剧上升,最终导致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政权。你说独裁有助于俄国,那沙俄为什么会垮台?苏联较于沙俄,建国理念是相对民主的。 斯大林铁腕强权,迫害屠杀了大量的公民,包括共产党员。在他执政时,苏联的确是超级大国,与美国分庭抗礼,但斯大林死后不久,他执政时期的各种弊端和问题都相继暴露。官僚体制带动下的计划经济脆弱不堪,国内的坦克多于面包,军舰多于饼干,老百姓生活艰苦,排着长队购买日用品。 这时的苏联,即便没有戈尔巴乔夫也有乔尔戈巴夫, 制度改革是历史的必然。所以,俄国的沦落不是因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而是斯大林以来,独裁高压政治积累弊病的必然结果。再说普京,你说他铁腕,他也算“民选”总统,有叶利钦等的十多年的民主铺垫,俄国已逐步走上正轨,它这时才有复兴的可能。 游行示威各国都有作者的第二条,也很有趣。 他引用小平同志的话,说中国若无党管着,必定军阀混战,天下大乱。二十二年前枪一响,为中国繁荣稳定奠定基础,全世界都获益于中国开枪。 二十二年前, 学生集会的目的从悼念胡耀邦到反对贪污官倒,本是给政府提意见的。 本来的目的也是让中国富强,政治廉洁。像这样表达自身诉求,向政府施压的游行示威,几万人,几十万人规模的,在台湾,在欧美,都时有发生, 欧美顶多派出警力维持秩序。到了中国却如临大敌,当局动辄以军阀混战的后果来恫吓国人,然后调兵遣将予以剿灭。按照作者的逻辑,挑战党的权威,是搞乱中国,那上个世纪前叶,中国共产党组织了无数次游行,示威,抗议,甚至发动军队进行武装斗争,挑战执政的国民党,那时,是谁在搞乱中国? 是不是把中国向军阀混战又推进了一步呢? 民主是普世的作者第三条用了一系列飞禽走兽柴米油盐作为比喻,阐述西方民主不适用于中国,只有专制才是中国的前途。 我不禁回想中国历史,悠悠五千年,究竟何时施行过普世的民主制度? (我说普世,是因为民主制度不仅是西方国家的专利,东方的日,韩,印等国都是民主政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既然从未施行民主制度,凭什么说民主制度不适合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一有民主的萌芽,恐惧的独裁者们就诡辩说那不适合于中国。 清末的慈禧太后说,新政不适合中国,于是六君子血洒刑场;袁世凯让人说,中国人民智未开,民主不能施行,应当以帝制治国,于是袁世凯当上了皇帝;民国的国民党“反动派”说,民主在中国行不通,那时,“先进”的共产党说:“他们说这一套都是外国人的东西,决不适用于中国……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有人说:中国虽然要民主,但中国的民主有点特别,是不给人民以自由的。这种说法的荒谬,也和说太阳历只适用外国、中国人只能用阴历一样。”——《新华日报》1944年5月17日。 七十年前的中国共产党告诉大家,民主是普世的,是在西方和中国都行的通的。 怎么在七十年后,一天也没实行民主的它,却和慈禧,袁世凯们站在了一起,说民主在中国行不通了呢??! 影响稳定的重要原因作者的第四条说,稳定是兴国的前提,并引述毛邓的语录,说谁妨碍稳定谁就是敌人,就镇压谁,打倒谁。 作者的逻辑明显不够清晰。稳定的确是兴国的前提,可是,妨碍稳定的因素有许许多多。其中,因为专政独裁政策激起的民变,是影响稳定的重要原因。遇到这样的情况,不反思政策的疏忽与错误,而打着“维稳”的旗号镇压抗议,逮捕异见者,民意无法表达,正义无法伸张,只会使社会越来越不稳定,从而越来越无法建设。 回顾中国历史,靠这样的手段维稳的政权许许多多:秦朝镇压了陈胜吴广起义,不思改革,几年后又被新的刘邦项羽起义所灭;唐朝镇压了黄巢起义,依旧不思改革,终被藩镇瓜分; 清朝镇压了太平天国,废止了戊戌变法,不久便被辛亥革命推翻。历朝历代的教训告诉我们,以维稳为口号打压异见,不疏导民怨的政权必然不能长久。 因此,绝不是像作者想的那样简单:镇压了就稳定,稳定了就能搞好建设。正确的思路是:遇不稳,找原因,听意见,平民怨,促改革,求稳定,才可以谈发展。 毛泽东谈论民主作者的第五条,又引用的是毛的言论。毛一辈子说过不少言论,我就不与作者辩论了,只告诉大家 “结束一党治国才有民主可言。”--------1944年毛泽东与谢伟思等人的谈话;“我们的经验证明,中国人民是了解民主和需要民主的,并不需要什么长期体验、教育或“训政”。中国农民不是傻瓜,他们是聪明的,像别人一样关心自己的权力和利益。”--------1944年毛泽东与谢伟思等人的谈话“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1944年毛泽东与美国驻华官员谢伟思(John Service)等人的谈话(原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编《党史通讯》一九八三年第二十至二十一期)这些话也都是毛泽东说的。 什么时候说什么话,他很清楚,因为他所要考虑和顾及的,是自己手中的权力。 作者《为“六四枪声”喝彩》一文,尽管谬误颇多,且美化屠杀,歌颂专制,但法治不诛心, 民主社会,仍然有他发言的权力。幸好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鲁迅先生说过,墨写的谎言终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只要有真相,就一定会有被还原的那一天;只要有正义,就一定有审判罪恶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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