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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系列·制度地緣篇》

巴勒斯坦的制度困局：兩千年的流變與敘事裂痕

——從帝國走廊到現代國族，制度如何塑造衝突與共存

一、歷史縱深：從帝國走廊到現代國族

巴勒斯坦地處亞非歐交界，是帝國必爭之地。自古以來，它既是商貿與軍隊通道，也是文明衝突與融合的舞台。

1、羅馬與拜占庭時期，猶太人遭放逐，基督教成為官方宗教，耶路撒冷逐漸演變為聖地。

2、七世紀阿拉伯帝國征服後，伊斯蘭化深入，但基督徒與猶太人依舊存續，形成多宗教共存的格局。

3、十字軍時期短暫改變權力分布，馬穆魯克與奧斯曼長期維持多元宗教自治。

4、十九世紀後，外來資本、鐵路與貿易帶來城市化，族群混居更加複雜。

5、二十世紀英國委任統治、猶太移民增加與阿拉伯民族主義興起，直接引向以巴衝突的現代階段。

二、制度與民族：現代困局的根源

1、制度裂痕。奧斯曼的土地與稅制殘留、英國託管的行政結構、以色列建國後的軍事與定居點體制，使巴勒斯坦人長期處於多重製度碎片之下。不同人群適用不同法律與管制，缺乏統一框架。

2、民族動員。以色列的敘事是“歷史回歸與安全生存”，巴勒斯坦的敘事是“流亡與正義回歸”。雙方動員基礎不同，但都依賴歷史與宗教強化合法性。

三、中西方敘述的差異

1、西方敘述多強調“以色列的安全”與“巴勒斯坦的人權”，但安全與人權被割裂，導致政策上更多向以色列傾斜。

2、中國敘述則強調“反殖民”與“民族自決”，突出巴勒斯坦作為殖民遺產下的受害者角色，更少從安全制度角度分析。

3、因此出現明顯的“不同調”：西方基於冷戰後的戰略聯盟框架，中國基於第三世界民族解放的歷史敘事。

四、現實張力與民眾處境

1、巴勒斯坦人的生活被檢查站、身份證、通行證等制度層層限制，人口年輕化與失業率高企加劇了激進化。

2、難民營既是福利體系，也是政治動員基地。以色列的制度動員則建立在軍役、高科技與社群認同之上，形成制度上的鏡像對抗。

五、對比性理解

以色列強調“生存與回歸”，巴勒斯坦強調“正義與未來”。西方強調“安全與人權”，中國強調“反殖民與自決”。多重敘事交織，使巴勒斯坦成為全球最難統一敘事的地緣問題之一。

附錄一：巴勒斯坦歷史時間軸

公元70年：羅馬毀滅耶路撒冷聖殿，猶太人大規模放逐

313年：拜占庭確立基督教為國教

638年：阿拉伯帝國征服耶路撒冷

1099年：第一次十字軍東征，占領耶路撒冷

1187年：薩拉丁收復耶路撒冷

1517年：奧斯曼帝國納入版圖，統治四百年

1897年：第一次猶太復國主義大會

1917年：貝爾福宣言，英國支持猶太民族家園

1920年：國際聯盟託管巴勒斯坦予英國

1947年：聯合國分治方案

1948年：以色列建國，第一次中東戰爭，巴勒斯坦難民潮

1967年：六日戰爭，以色列占領西岸、加沙、東耶路撒冷

1987年：第一次起義

1993年：奧斯陸協議，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成立

2000年：第二次起義

2006年：哈馬斯掌控加沙，巴勒斯坦內部分裂

2023至2025年：加沙衝突反覆升級，和平進程受阻

附錄二：四大敘述對照表

以色列敘述：歷史回歸與生存安全，關鍵詞是猶太民族、聖經故土、安全至上。基調是強調合法性與歷史迫害。

巴勒斯坦敘述：流亡與正義回歸，關鍵詞是難民、土地權、民族解放。基調是受害身份與不可妥協的回歸權。

西方敘述：安全與人權的兩難，關鍵詞是民主盟友、人權觀察、恐怖主義。基調是在安全上偏向以色列，在人權上同情巴勒斯坦。

中國敘述：反殖民與民族自決，關鍵詞是第三世界、民族獨立、正義、公平。基調是強調歷史正義與聯合國框架，避免觸及以色列的安全細節。

制度餘響

巴勒斯坦問題不是單一民族的命運，而是世界制度分歧的鏡像。它讓我們看到，地理的資源約束、歷史的族群變遷、制度的多重裂痕與大國的敘事博弈，共同構成一個“永恆未竟的衝突場”。在這裡，任何妥協都被對方視為風險，任何外力都可能改變局勢，卻沒有一方能真正書寫終局。

這一困局提醒人們，制度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現實博弈的秩序設計。巴勒斯坦的未來，也許仍將在“安全困境”與“正義訴求”的反覆之間徘徊。但正因為如此，它成為現代文明敘事中的試金石：能否在衝突的土壤中培育出制度的穩定秩序，將決定這一片土地是繼續成為悲劇的舞台，還是能逐步走向可持續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