湮灭之城

人们常常强调“中西之分”与“古今之别”，但如果潜心历史，人类思想不乏共通之处，所谓的“中西之分”实在是不足挂齿。至于“古今之别”，确实存在，但这并非体现在人类思想上，而更多地表现在科技的进展上。

说到“轴心时代”，从华夏的老庄、孔孟，到古印度的释迦摩尼、近东的犹太先知，再到古希腊罗马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众，可谓东西并举、遥相呼应、群星荟萃，他们深远的影响至今比比皆是。

然而，对经典的误读，其影响也不可小觑，其中尤以春秋时代的杨朱为甚。

杨朱，公元前400年间人，生平已不可考，行踪多在鲁、宋一带，活跃年代早于孟子，比墨子略晚，《孟子·滕文公》记载：“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即归墨。”可见其学说在当时十分流行，据说杨朱曾见过老子。

传统儒家，尤其是孟子，对杨墨批评有加，称墨翟、杨朱“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又称杨朱“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此种批判几近讨伐，显见感性的攻讦大过理性，实不足取。

然而，以孟子影响之大，让人们普遍以为：杨朱连牺牲一点点（“一毛”）去利益他人都不愿意，实乃极端利己主义的代表，与禽兽无异！

这真是极大的误解。

杨朱真正的意思，并非否认帮助他人，而是强调助人必须出于自愿，更不应出自“天下”或“名教”的胁迫。他的“为我”并非“唯我”，而是“我”的自主性。他拒绝将“利他主义”作为道德绑架、绝对命令，尤其是当其以国家或礼教名义要求个人牺牲时更是如此。所以他反对的不是分享，而是道德绑架背后的权力势力。

在先秦诸子中，杨朱特别强调个体生命的独一性和有限性：他反对为君王、宗庙、理想牺牲生命，而生命一旦失去便不可再得，因此必须善待当下的存在。这在儒家强调“成仁取义”的主流语境下，可谓是一股个体反思的清流，实属难能可贵。

在杨朱的学说中，为我 ≠ 自私，他的“为我”应理解为一种对“自我”作为主体的珍视，一种强调选择自由与生命权的个体本位伦理。他不反对他人，不主动害人，但也不允许制度与他人来强夺个体选择的权利。他不是狭隘利己主义者，而是先秦思想中罕见的个体尊严捍卫者。

在现代语境中，杨朱的这种立场可以转化为：

1）伦理自主（moral autonomy）：我不是道德命令的奴隶；

2）自我所有权（self-ownership）：我的身体、情感、时间不应为任何“崇高”目的所强行征用；

3）反群体主义压迫（anti-collectivist oppression）：群体不能以“善”的名义牺牲我。

杨朱对“道德绑架”的拒绝无疑具有现实意义。所谓道德绑架，在当今的表现往往是：“你连这个都不肯做，你还有良心吗？”“大家都这么做，就你一个人不做？”“你不牺牲一点，你就是冷漠、无情、不道德。”

对此，杨朱的回应掷地有声：“人皆知有己，而莫知爱己也。”也就是说，每个人都知道“我”存在，但很少有人真正懂得如何爱自己、尊重自己。这不仅是物质意义上的保全，也是心理意义上的尊严维护。所以杨朱的立场其实是：拒绝以“利他”之名，夺取“我”的自由与完整。

长久以来的国民教育，强调“牺牲就是美德”的观点，尤其是在战争、家庭与组织中，屡见不鲜。对此杨朱质疑：为什么个体必须为“意义”献出自我？是谁决定这个“意义”？

杨朱式的“拔一毛而不为”，还可理解为情感边界的确立，即；拒绝不等于自私，保留自主选择的空间，恰恰是成熟的道德判断。此说背后的伦理不是“奉献等于善”，而是选择中甘愿自由地付出，才有善的意义！

有人总结，杨朱思想对当今家庭伦理、政治强迫和心理自主等问题有着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针对家庭伦理，杨朱思想强调“边界即爱”。他拒绝的不是爱，而是以“孝顺”、“牺牲”、“血缘”之名的情感勒索，包括父母式的支配控制。所以，人们要对亲密关系中的“无底线付出”设限，在爱中保留“我”的完整性，而不是解体自我换来关系的稳定。在这点上，西方人曾经做得比我们更好，但不幸的是现今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过分强调自我，无视家庭伦理与亲密关系，甚至在一味纵容LGBTQ这种畸形关系的同时，导致家庭的解体。

针对政治强迫，杨朱思想质疑“群体崇高价值”的正当性基础，拒绝权力将权力本身“道德化”，并以“国家、民族、进步”的名义要求牺牲个体。因为个体并非手段或代价，而是“终极目的”之一才对。这当中，任何强制性的政治忠诚度测试，如立场身份、选边站、思想纯洁度以及“集体主义合法绑架个体”等，理应受到质疑和抵制。

对于心理健康，杨朱思想强调“为我”，即个体存在的优先性。它拒绝被社会角色定义所吞噬，拒绝情绪勒索和过度顺从、讨好型人格等创伤性牺牲。这种珍视有限生命、拒绝成为“别人期待的自己”的强调，让人能够对抗创伤后虚无感、强迫性补偿与内疚循环，重建自我认同，最终从“我应该”中解脱出来，回到“我是谁、我想要什么”的更新生命的追求。

最后，一言以蔽之：杨朱不是反对世界，而是反对“不得不的世界”！杨朱并不提倡逃避社会，但拒绝以意识形态定义“对社会的贡献”来决定一个人的道德价值。他所要守护的，不是自私之“我”，而是不被虚假价值牺牲的那个真实的我。

这样一个杨朱，这样的洞见，虽在2500年前，岂不正是现今许许多多人所缺乏的吗？如此看“古今之别”，又会作何感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