馋师

I

说中国人不读书，是需要点勇气的。这要是让“爱国者”知道了，轻者说你是“辱华”；要是上纲上线，你就是“汉奸”了。

事实，也是相反。

中国人绝不是不读书，比如，四书五经，多少读书人、不知疲倦、夜以继日、孜孜不倦地读了数千年，还在读。还有一本红色的小册子，发行量据说仅此于圣经，有上亿册了。

不过，四书五经也好，红色宝书也罢，都不是出于自愿。不读四书五经，科举就过不了关；科举不中，就别指望什么高官厚禄和千钟粟、颜如玉了；红宝书更是特殊时期的产物，手里要是没有红宝书，就可能被革命队伍所排挤和打击。一介草民，岂敢？

为此，需要区分两个概念：自愿性读书与受迫性读书。

于是，本文的题目，也可以修改为：中国人为什么不自愿性读书？如此，一方面概念清晰了，另一方面，也少了招人恨。不过，这种表述念起来，不顺。不妨假设，在本文中，“中国人为什么不读书”是指“中国人为什么不自愿性地读书”，ok？

下面，我就这样用了，我也不再重复解释了啊。

II

要想搞清楚中国人为什么不读书，首要的是要搞明白，为什么读书？

为什么读书？鄙人以为，一是有用，二是有趣。换言之，一本书，要能吸引人，或者有用，或者有趣，也就够了。极为个别的书，既有趣，又有用，那就是难得的好书了。有用，是物质性的；有趣，是精神性的。正如小平同志所言，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有一个著名的大毒枭，叫刘招华。他生于65年代，福建人，年轻时当兵，准备练就一身本领，报效国家。退伍之后，做过各种职业，可是，收入太低，不足以养家糊口，也不足以让自己的家庭尽快富裕起来。一个身高六尺的汉子，上不能安邦治国，下不能孝敬双亲，刘招华空有一身的力气和才华，却无处施展，颇为郁闷。

为此，动了邪念，钻研冰毒制造。日以继夜，不眠不休。为了搞懂一个技术难点，一个人专程跑到西安，找到西安交通大学著名的高分子专家，当面求教。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冰毒制造技术上，刘招华获得了重大突破，独步世界。他生产冰毒的工艺简单，所用原料也极其廉价、随处可得。以至于，其制造冰毒的工厂被警方查封后，所有到厂的专家，断定：以刘招华的设备之简陋、工艺之简单、原料之简易，根本不可能造出冰毒。

可是，刘招华就是创造了这样的奇迹。因为工艺简单，原料易得，刘招华的冰毒制造，数量特别巨大，因此，成为国内第一号被通缉的毒品犯罪嫌疑人。在被通缉的9个年头中，刘招华每到一处，都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恢复生产。在他被抓时，他的背包里，一无所有，只有一本在广州新华书店购买的最新版《高分子化学》一书。

一个毒贩，四处辗转，危在旦夕，可是，他还不忘读书，且，跟踪世界最前沿的技术。

为什么？有用。

这个故事，很极端。正是因为极端，也最能说明问题；有用的书，不怕没人读。一个毒贩，在对他而言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都能见缝插针地看书学习。我不相信别人做不到，我不相信一般人的求知欲，还不如一个毒品制造者。

有用的书，会有人读；有趣的书，更不必担心没有市场。金庸、古龙、梁羽生的武侠小说，有用吗？没有，但有趣。武侠，是中国成人的童话世界和妄想之地，所有在现实世界难以实现的梦想，都可以在武侠中找到慰藉。中国的年轻人，几乎人人痴迷，销量上亿了吧。

哈利波特、八十天环游地球、安徒生童话、伊索寓言、聊斋志异、三国演义、西游记，有用吗？没有，但有趣。因为有趣，所以，读者如云。特别是西游记，纯属虚构，孙猴子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上天入地，一会儿大闹天宫，一会儿又下东海龙宫揪龙王爷的胡子，离奇怪诞，没有任何真实的成分，可是，人人津津乐道。西游记甚至走出国门，远赴韩国、日本和东南亚，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精神食粮。

所以，书，不论是有用，还是有趣，是永远不必担心没有市场，不必担心没有读者的。

问题是，中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只有读圣贤书，才是正途。什么古今小说、传奇脚本、杂剧戏文等等，都不是正经。在道学家看来，不只登不了大雅之堂，简直是淫词浪语。《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和林黛玉，夜读西厢，如醉如痴，说西厢记“真真是好文章”，可是，贾宝玉断不敢让贾政知道了。要是贾政知道了，少不了一顿呵斥！因为，在贾政看来，宝玉从来没有在“读书”上下过功夫，而是一肚子的“流言混话”——西厢记之类，就是“流言混话”的来源。

圣贤书，有用。一旦中举，即可升官发财，光耀门第。但，那是一道窄门，只有极少数人能成为幸运者，多数人的命运都是孔乙己。这就形成了一种强烈的示范效应：读书无用。多数读书人，都像孔乙己一样，穷困无聊。由于，中举的概率太低了，没有人敢设想幸运会落在自己头上，所以，即便是读圣贤书，也是没用的。

清末民初的山西举人刘大鹏，在其日记《退想斋日记》中写道（1893年1月2日）：

……近来吾乡风气大坏，视读书甚轻、视为商甚重，才华秀美之子弟，率皆出门为商，而读书者寥寥无几，甚且又既游庠序，竟弃儒而就商者。亦谓读书之士，多受饥寒，曷若为商之多得银钱，俾家道之丰裕也。当此之时，为商者十八九，读书者十一二。余见读书之士，往往羡慕商人，以为吾等读书，皆穷困无聊，不能得志以行其道，每至归咎读书，此皆未得书中滋味者耳……。

由此，不难看出，清末知识分子的基本情况。

第一，  才华秀美之人，都经商去了；“当此之时，为商者十八九，读书者十一二”。不仅如此，还有部分读书人，逆流而行，弃学从商。

第二，  为什么没人读书了呢？因为“读书之士多受饥寒”，不如经商，能让自己和家庭过上富裕的生活。“曷若为商之多得银钱，俾家道之丰裕也”。

第三，  即便是读书人，也心不在焉；“读书之人，往往羡慕商人，以为吾等读书，皆穷困无聊……”。不是一个两个人，也不是少数人，而是多数读书人“物质上穷困、精神上无聊”，“圣贤书”于生计之改善，没任何用处。

如果说，有志于科举的读书人，是有经不读的话；对普通人而言，则根本无书可读。因为，全社会的知识阶层，都全身心地致力于“我注六经”的事业中去了，已经没有社会精英、有精力投身于生产有用、有趣的知识产品。

鲁迅小时候，唯一可看的课外书是《山海经》；此外，没有任何儿童读物，没有童话，没有连环画，没有看图识字，没有动物学，没有植物学。要认识花草虫鱼，鲁迅先生只有亲身到百草园。难怪中医大夫开出一对原配的蛐蛐作药引，难倒了鲁迅先生。

如果，个例不足为凭的话，下面，我们来点大数据。看看中西历史上，所生产的书籍种类。

1450年之前，中西方的书籍种类，几乎相当。1368年、也就是明朝建立之前，中国的图书种类，有40782种；欧洲有大约3万种。

在西方，以1450年为界，是因为1450年古登堡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以此为分水岭，欧洲的图书种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古登堡以前的若干世纪中，欧洲大约有3万种图书。古登堡之后的150年，即到1600年，大约出版了125万种图书；1700年到1800年，大约有200万种；从1800年到1900年，欧洲有800万种新书。

中国的情况如何呢？

1368年—1644年，出版图书14024种，这是大明朝的成绩单。1644年—1911年，出版图书126649种，这是大清朝的成绩单。同时的欧洲出版了多少种图书呢？1600年—1900年，欧洲的图书种类突破了千万大关，达到了11250000种，是大清朝的89倍。

或许，这就是中国人不读书的主要根源——参加科举的，只读圣贤书。可是，圣贤书除了应考，实在没有任何实际价值：无关气象，不知季节变换，不知阴晴风雨；无关农事，不知稼穑，不知春种秋收；无关工艺，不知修桥铺路，不知打井灌溉；无关商业，不知将本求利，不知物价消长；无关人身健康，不知诊治预防，不知湿热冷暖。

圣贤书没用，只有应试的学子，才会去读；此外，有用的书又少，民众的识字率，也低。多数人不读书，就不难理解了。但，有一种娱乐经久不衰，那就是中国民间戏剧——戏剧中，有治国能臣、贞妇烈女、明君义士与各种格式化的人物，老少妇孺，喜闻乐见。即便是文盲，也乐在其中。

古代，与其读书，不如看戏。今天，与其读书，不如追剧——历史和今天，何其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