馋师

许倬云先生是中国文化的头牌，一是因为其年龄，二是因为其所在的位置——在美国顶尖学府，而研究中国文化。不走红世界，那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许倬云先生出了新书，一定要捧场的；不捧场，就落伍了。

书，是非常新的；一直写到2022年新冠结束，不能再新了。

头牌文化名人，最新著作，焉能不如饥似渴！

看其他书，我都是翻；眼睛一撇，要是有哪一个字闪光了，就停下来细读；要是没有，这一片，就算翻过去了。

许先生的书，当然不能一目十行，而是一字一字地看过去，一读二品三回味。

从中，也发现了许倬云先生之“智者之失”。

为此，心中暗喜，能从No 1学者的“鸡蛋”里挑出骨头来，也是咱的功夫啊。

当然，也可能是我看错了。

说得不对的，请读者们原谅；是在下想成名想得过度了，蹭许先生的热度；许先生大人雅量，自然不会和我计较啦。或许，他是故意卖个破绽，也未可知啊。

不敢评价全书，就挑几处细节。

全书是对话体的，他人问，许先生答；和《论语》里弟子们问，孔夫子回答一个格式。为节省篇幅，我就不把提问人和问题，照录了。

1

许倬云: 中国有一个很大的本钱，那就是文化的本钱。文化本钱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重视知识、重视理想，而且，知识分子不是为钱而工作，知识分子是为用自己的理想去帮助社会的其他成员一起走到理想的大同世界而工作。这是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

美国的专业人员教授法律知识是为了挣钱，教授管理知识也是为了钱，甚至教授历史知识也是为了做教授--基本上美国教授的工作不重，待遇还不错。

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是不一样的，这是中国的本钱。

至于中国目前的问题，从 1949年到现在走过好几段。最大的转机是邓小平主导了改革开放，把整个社会的状况转过来了。如果没有他当年的工作，中国不可能有后面的快速的发展、崛起。

我相信总还有一些有理想的人愿意以天下为己任,开拓知识也罢，管好天下也罢，最好他能先处理好自己内心的问题。身为一名知识分子，我们不是为了社会工作，也不是为了外在的职业而工作，我们的工作是为了让自己的心有安顿的地方。这些人在的话，中国就应该有希望。这些人会想问题，会提出问题，最后把问题留下来给别人思考、研究。这一代人没能解决，第二代总有人接下去继续往前走。

我脑子里思考的问题，从二三百年前就有人想过了。我是无锡人，无锡东林书院的风气、东林学者的遗训犹在。我们辅仁中学的学生，就是东林之后一代又一代人的子孙。中国学术界这一百年里面，知识分子做官的比例很小，纯粹学人占的比例很大。很多人像我一样承受过去留下的担子，宁肯死也背着担子。这是中国最大的本钱。

据我所知，所有人都是为钱工作的；没有钱，怎么活下去啊！知识分子也不例外，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也不例外。所以，才有“书中自有千钟黍”之说；许倬云说“知识分子不是为钱工作”，就有点指鹿为马的意思了。

以“万世师表”、中国第一知识分子孔夫子为例，他开科收徒，也是收学费的；不仅要学费，且，为了增加收入，还”有教无类”；有人将此解释成孔夫子给了所有人读书的机会，但我认为，就是为了增收；办法，就是扩招。1999年，中国大学一下子大开口子，大学生像潮水一样猛涨，不是说得很明白嘛：教育产业化。

换言之，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不是不为钱，而是都为了钱。 从孔夫子开始，就为了钱工作。

1840年之后，到20世纪初，包括许倬云先生的老师胡适、傅斯年那一代知识分子，还有中国第一代革命家陈独秀、毛泽东，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帜鲁迅等等，都是拿钱干活儿的。

毛泽东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月薪8元大洋；胡适顶着洋博士的头衔，有教授之尊，每月大洋300元；陈独秀的收入，与胡适相当，他既是教授，还兼着文科部主任；鲁迅的收入更多元，有本职收入、兼课报酬，还有源源不断的稿费。

因此，许倬云先生所谓“”知识分子不是为钱而工作， 真不知是从何说起！

不为钱，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工作呢？

许倬云先生指出：身为一名知识分子，我们不是为了社会工作，也不是为了外在的职业而工作，我们的工作是为了让自己的心有安顿的地方。

嗷，我似有所悟。

原来，中国知识分子忙乎半天，他的工作和社会没有关系，也不是一份儿创造产值的职业，比如，哲学家斯宾诺莎坚持靠磨镜片，维持基本生活。中国知识分子不然，他们看不上那种“奇技淫巧”，他们是不动手的，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安顿自己的内心。

这么说，中国知识分子确实也不该拿钱——你又不为他人、社会提供服务，你孜孜以求的只是“吾心安处是故乡”。

可多想一步，又觉得许先生的话，不咋对！

就在前几行，许先生还说，中国知识分子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为此，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文化最大的本钱。

天下为己任？天下又不只是你一个人，芸芸众生，熙来攘往，以天下为己任的话，仅仅安顿个人的内心，是远远不够的吧！

至此，许先生自己的话，也合不上了！

哎！

到底哪儿跟哪儿啊！大师的话，确实是一盘意大利通心粉，芬芳四溢，可是乱成一盘啊。

知识分子要想问题，今天想不清楚，明天接着想；一个人想不清楚，另一个人继续；一代人想不清，下一代继续。

这就是传承。今天人所思考的，事实上，我们的祖辈也思考过。西方也是如此，所以，牛顿才说：我之所以看得比他人远，是因为站在了巨人肩膀上。

许倬云先生是东林党之后，他站在东林党的肩膀上，也看得更远。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中流砥柱，宁肯死也要背着担子——担子里的，就是中国文化。

这是中国最大的本钱，许先生是本钱中的本钱。

2.

中国的天下国家概念，并不是独自尊大，不是“我是第一”，中国的天下国家是逐步以同心圆为中心的扩散。就像历史上日本对中国文化的接受，特别彻底，中国并没有要求它降服，中国没有征服日本(除了元朝有过一次失败的尝试)。

封建社会时期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态度是，“你在我的核心圈的外圈”。这个同心圆结构,第一圈是中原的本部,第二圈是各省，第三圈是边疆地区、国界之内的少数民族，第四圈、第五圈才是外国人的范围。中国没有对外的仇视，只有奇风异俗的观察视角，“他们是蛮夷之邦，习惯是如此，我们不必管他”。

但到明朝以后好像非管不可，于是，开发西南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明朝官员，基本上每一个都有表现自己功劳和成绩的地方，到那里去宣扬中华文化。若是以传统的天下国家观念而论，这个其实过头了。王阳明这样一个心学大家，一个心胸非常开放自由的人，但他打起广西的瑶人，一点不手软，一点不儒家，杀得鸡飞狗跳，把几千人赶到山沟里去。那种现象，确实是到了过分自大自尊的地步时才会出现。

……

综观世界历史，我认为中国是唯一顾全中央和地方，而且主以和平、发展交换人员、沟通信息的政治体。这个看法，提供大家参考。

以许先生的历史造诣，对乾隆写给英国国王的信，估计是倒背如流的。

乾隆怎么写的呢？

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咭利国王知悉，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来廷，叩祝万寿，并备进方物，用将忱悃。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

这种口气，还不是“独自尊大”，还不是“天下第一”啊？

当然，你也可以说，这只是乾隆爷一个人的想法，他贵为天子，万人之上，是俾睨四海的帝王之气。

实际上，天朝上国的观念，绝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老大帝国的臣民，包括知识阶层，早就失去了探索外部民族的兴趣，如冯友兰先生所言，自孔子时代以来，直到1840年，中国知识阶层，没有一个人下过海、出过洋的。不外访，有一个隐含的假设，我是天下第一，去你们那些化外蛮荒之地，学啥啊！

所以，英吉利到中国来，是“倾心向化”，是来朝贡的，也是来学习的。

反之，我们要是出去，是传经送宝的，是当教师爷的。1877年，第一位出使英国的郭嵩焘临行前，其同乡、湖南鸿儒王闿运对他循循善诱，希望他以孔孟之道，规劝英国走上“天下太平”的正道：海岛(英国)荒远，自禹墨之后，更无一经书文儒照耀其地。……诚得通人，开其蔽误，告以圣道，然后教之以人世之大法，与切己之先务，因其技巧，以课农桑，则炮无所施，船无往来，崇本抑末，商贾不行，老死不相往来，而天下太平，则诚不虚此行。

因此，窃以为，许倬云先生说：中国并不是独自尊大，不是“我是第一”， 是和历史事实相违背的。

对于外人、外族、外部文化，以儒家为首的知识分子，是一种什么心态呢？

鄙人以为，还是《左传》里的话有代表性：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基于这一心态，历代中央集权者，对边疆少数民族，一直采取归化、汉化、同化等措施。也就是，要将蛮夷的奇风异俗“化”到儒家礼制的箩筐里。

其中，政治上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改土归流——这一措施，不是始自明代，而是从唐代就开始啦。

什么叫到了明代，就非管不可了？以前，中原政府没管人家，人家也过来了；这不是长臂管辖吗？ 自己想称王称霸，就说非管不可。这种话，要是出自一个乡下泼妇，也无妨；可是，出自许倬云这样的中国文化头牌专家，就令人惊诧。

许倬云先生认为“非管不可”，不管的话，肯定是国将不国了！既如此，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儒家士大夫在西南地区之作为，还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而且，王阳明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一大批人，也代表了大明朝儒家士大夫的整体价值取向。这些士大夫们的事业，是持续的。他们把不顺从、不肯执行朝廷“改土归流”政策的少数民族，赶尽杀绝。杀不尽的，就赶到更加不宜生存的高海拔地区，不让他们下山。

可见，王阳明以及其他明朝官员，对少数民族，并不是一种猎奇的观察视角，而是仇视、仇杀和灭绝的心态。

这是许倬云也无法否认的。

如此说来，“中国没有对外的仇视，只有奇风异俗的观察视角，他们是蛮夷之邦，习惯是如此，我们不必管他”。——这样的结论，是如何得出的呢？

管？ 还是不管？到底是随他们？ 还是非管不可？

相邻段落中，许先生的认知和历史事实，截然相反，不能不说必须是许先生这样的大师，才能有如此卓见。

对传统，许先生是深爱着的，赤子心迹，跃然纸上。尤其对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许先生更是视若珍宝，就是今天美国的联邦制，恐怕也不及大秦。因此，许先生在该书中忧心忡忡地指出：美国建国才200多年，其制度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检验。

相反，秦制是经过反复迭代的；秦灭了，有汉；隋亡了，有唐；明清两代无缝衔接，所以，对大一统的中央集权，进行了反复试错和缝缝补补，终于形成许先生乐见的形态，即：中国是唯一顾全中央和地方，而且主以和平、发展交换人员、沟通信息的政治体。

这就是制度自信啦！

不过，许倬云不该忘记汉代七王之乱、西晋八王之乱、唐代藩镇割据、黄巢起义和安史之乱，明代朱棣清君侧、李自成张献忠起义、清代康熙削三藩和太平天国占据大半个中国。当然，我不是史学家，只能记住几个主要的，说一漏万。

请问，在这些事件中，哪一次顾全了中央和地方？哪一次不是中央和地方决一死战？哪一次又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 难不成数千万人血流成河的惨剧，在历史学家眼里，只是一场风花雪月的电子游戏！

3.

至于中国，在抗战以前，租界里说洋话的中国人是“天之骄子”，对一般的中国人是瞧不顺眼的。我们在上海租界以外，我是无锡人，无锡当地几乎每一家都是几百年连续不断地受教育，即使家境贫穷也受过教育。对讲洋话的、口口声声“我是洋行买办”的人，我们地方老家族看不起他们。相互看彼此不顺眼，他们看不起我们，我们看不起他们。

对外族的文化，中国人是不屑的。这当中，也包括外族的语言和文字。和利玛窦混得极熟的徐光启，基督教都入了，但，也不学外语。几何原本的翻译，是利玛窦口述，徐光启整理成文字的。利玛窦后来忙，徐光启一个人就没法儿干了。后人责怪利玛窦，说他藏了一手，不把几何原本全给我们。

这才是冤枉——人家把原本都带来了，还翻译了前六章。你要是爱科学，爱学习，就应该在此基础上，自己翻译，而不是去曲解他人的意图。就像孩子，吃惯了奶水；母亲断奶之后，自己不去觅食，却责怪母亲为什么不继续喂奶呢！

许倬云先生应该是无锡的大族，世代读圣贤书，所以，看不起讲洋话的，看不起给洋行做事儿的。这是文化自信。百年之后，这种自信愈发强烈和坚定。

儒家并没有独占性，儒家接受佛教，并刺激了道教，儒释道的发展里是一次一次的相互转换、一次一次的相互接受，每次都有弹性来修整。

许先生说“儒家没有独占性”，也和历史事实不符。“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就是儒家提出来的；在得到皇权的大力支持后，成为主导中国历史的官学。至于其接受佛教，并非出自其本心，而是儒学缺乏对人的终极关怀：人，如何面对死亡？人是从何而来，又要到哪儿去！

对困扰人、人类的最根本问题，孔子和儒学的态度，是回避。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子不曰怪力乱神。孔夫子是圣人和先知，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知道自己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但老百姓不行啊，老百姓想知道来生是什么样子的，于是，就皈依了佛教。

所以，不是什么儒学大度，接受了佛教，而是儒学五行不全。就像中医，治不了疟疾，只好让康熙帝服用金鸡纳霜。儒学对佛教的接受，也是如此。

即便如此，儒学和佛，也是有分界的。这个分界，就是一个在官，一个在民；一个在朝，一个在野；一个服务于皇帝和权力集团，一个服务于劳苦大众。皇帝也会拜佛，但，那属于个人私域，和政治无关。

人文学科方面，胡适先生与傅斯年先生学到“拿证据来”，但没有想到怎么解释证据，解释证据后面要靠哲学，他们不学这一套。我自己是两方面都学，因为我在美国待久了，我的朋友都是搞西方哲学的，不学也得学。

胡适和傅斯年，是五四时期新文化的旗手，也是许倬云的前辈。胡适的名言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傅斯年的名言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没有证据不说话。或言之，胡、傅两位大将，不仅在研究中取得了大成就，在方法上，也颇有心得。

不过，许倬云对胡、傅，看不上眼了；因为，他们只是找证据，不会解释证据；为什么？因为，胡适和傅斯年，不懂哲学啊；不懂哲学，怎么解释证据啊！

据我所知，胡适的老师是美国近代最著名的哲学家杜威；胡适还是第一个写《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这也不算搞哲学吗？

怎么算搞哲学呢？就是第一，在美国待久了；第二，朋友都是搞西方哲学的。

对此，我是不赞同的。比如，美国野牛，在美国呆的时间，肯定比许倬云长； 第二，一个人的朋友，是搞什么的，和自己搞什么，也没关系。“我的朋友是胡适”，全台北，几乎都是胡适的朋友，然而，有谁和胡适的学问有关呢？有几个人能和胡适的学问相比呢！

至此，想起了著名华人经济学家张五常：在张的文章里，你总能感到“交易成本”理论，是他发明的；不是他发明的，也是他贡献最大。好像全世界欠他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似的。

在这一点上，许倬云老当益壮，直追张五常啊。

2023年9月24日星期日；

北京，家中。

备注：

此文，写了三分之一，无味，不想写了；

发了一段，给一位异国的学术妹妹。她鼓励我，继续写。

我才不辞辛苦，草草收尾了。

对她的鼓励，表示感谢；否则，这篇就烂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