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10月17日表示，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大到无法继续依靠出口来拉动增长的程度。除非转向消费驱动型经济模式，否则将面临危险的增长放缓。

格奥尔基耶娃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如果中国继续当前道路的话，从中期来看，其经济增长率可能会跌至4%以下——这个增长水平“可能会给中国带来困难，从社会角度来看将会非常艰难”。

杨小凯论落后国家的“后发劣势”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家电产业的发展基本是国有企业占主导，这个发展过程是个典型的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改革的过程。成套设备的进口是技术模仿，不搞私有化就是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改革。政府垄断银行业、保险业、汽车制造业、电信业，并用模仿新技术和资本主义的管理方法来代替制度改革，也是中国的后发劣势。这种后发劣势的最重要弊病并不是国营企业效率低，而是将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政府既当裁判，又当球员。在这种制度下，国营企业效率越高，越不利长期经济发展。

慕尼黑出版的《南德意志报》以“中国不再是可靠的伙伴，德国人必须明白这一点为题”，刊发评论指出，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共对体制安全的关注度远远高于经济，但是德国政界、经济界迄今没能正视这一点。

“在短暂的喘息之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数据再次走向了错误的方向。极低的通货膨胀率迫使众多企业降价，他们的利润率被压到极低，同步被压低的还有就业率。中国的青年失业率在上涨，房地产价格则深不见底。出口贸易本是仅剩的增长引擎，现在也因与西方的紧张政治关系而面临熄火威胁。愿意牺牲本国企业来承接中国过剩产能的国家越来越少。”

“与此同时，想要客观了解中国经济状况也变得越发困难。许多中国经济学家都被他们的雇主要求保持缄默，还有些人则是因为害怕国家机器打压而噤声。最近几个月，官媒《环球时报》的退休主编胡锡进、中国社科院的知名经济学家朱恒鹏都从公众视野中消失。”

“这一趋势令人担忧。胡锡进、朱恒鹏都在中共体制内身居高位；而且经济领域原本是少有的允许公开辩论的领域。中共更加重视安全问题。顺着这个思路，澳门新任特首不再是本地商人、而是内地出身的法官就能解释得通了。”

 “德国政界以及经济界应该认识到：在下的中国，他们只配当看客。大众、奔驰、宝马如今在他们最重要的销售市场中国遭到本土竞争者的碾压，这一切其实是北京早就盘算好的。中国不再需要德国车企以及德国机械制造商、化工企业来提供技术。现在，德国只剩少数几个经济领域还有增长潜力，但他们同样在全球范围内面临中国竞争者越来越严峻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