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紙煙，若小眼鏡，甚至洋傘、洋襪，用者輒置極刑。曾有學生六人倉皇避亂，因身邊隨帶鉛筆一支，洋紙一張，途遇團匪搜出，亂刀並下，皆死非命。羅稷臣星使之弟熙祿，自河南赴津，有洋書兩箱，不忍割愛，途次被匪繫於樹下，過者輒斫，匪刀極鈍，宛轉不死，仰天大號，顧以為樂；一仆自言相從多年，主人並非二毛，亦為所殺，獨一馬夫倖免。其痛恨洋物如此……（義和團）最惡洋貨，如洋燈、洋磁杯，見者怒不可遏，必毀而後快。於是閒遊市中，見有售洋貨者，或緊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毀物殺人。”

(佚名：拳事雜記[A].中國史學會：中國近代史料叢刊·義和團)

 由此可見，義和團對於與西學包括西方文化、科技乃至日常生活用品有交集的中國人，都採取殘酷屠殺的鎮壓方式。且當時洋人並不普遍，因此義和團的刀口，更多是向內。其行為之無理、手段之殘酷，令人毛骨悚然。

 但這一切在“民心可用”的救國背景下，義和團對於西方文明的極端暴力排外，表現出強烈的反科學、反理性態度，經由保守派與中國傳統文化（包括巫儺神鬼之術）結合所製作出的“身體政治”，居然被各階層視為“中國強國固根之本原”、擁戴為“中國民氣之代表”。

 但實際上，義和團的英勇記錄是大為可疑的。北京西什庫教堂之戰，裡面不過40多名洋兵和2000普通教徒，擁有10萬兵力的義和團卻數月久攻不下。

而1879年的南非祖魯戰爭，武器更為落後的祖魯人，參戰35,000人卻殲滅英軍1727人。

 在著名的廊坊大捷中，列強也記載這場戰役真正的主力是聶士成率領的清軍，清軍進口的德制重機槍給聯軍造成了巨大的傷亡。

 但義和團對於缺乏武裝的基督教堂和教民的打砸搶，確實興致高漲。他們採取撬鐵路、燒教堂、搶租界、毆打外交人員與圍攻使館區等方式試圖抹殺西方勢力在中國留下的印記。據記載，義和團共殺害了約231名外國人，其中包括53名兒童。主要是傳教士及其家屬，還有少數鐵路工程師等。

 義和團更多的是刀口向內，他們隨意給人扣上“漢奸”的帽子，即可光明正大的進行搶劫教民家產和濫殺無辜。

其中最大規模的屠殺事件發生在河北景州的朱家河教堂，約2500名中國教徒在那裡遇難。對於受害義中國基督教徒及家屬的總數，數據不詳，有一說法為約2.3萬人。

 雖然義和團殺害的外國人數量相對較少，但這成為了八國聯軍入侵的藉口,最終導致清政府簽訂了《辛丑條約》。

 從文化現代化的角度來看，義和團信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原始民族觀，採取暴力毀滅與保守思想相結合的方式，認為驅逐洋人並抹去西方在中國留下的影響，爾後繼續奉行“閉關鎖國”的政策，即可天下太平。

 政治是對硬壁(hard board)強力而緩慢的鑽孔過程。很多重要的社會過程都要很長的時間才能展現出來。義和團所帶來反理性、反啟蒙、反科學、反智的暴力排外/反對全球化的主張，給中國文化的現代化進程尤其是西方文化的在華傳播帶來了深重的歷史劫難，至今影響着國人的思維模式。

 一旦現代化進程遭遇挫折，我們往往不是勇敢試錯，迭代更新；而大多數是急於走熟悉的回頭路，試圖在老祖宗的傳統文化里尋求解決現實社會問題的智慧，在盲目自卑與盲目自信之間來回折騰，導致現代化之路一波三折，普世文明的積累非常單薄。

 義和團也凸顯了中國的民主-秩序的內在矛盾：由於缺乏權力制衡的約束，群眾運動總是遊走在“多數人暴政”的失序邊緣。哪怕在辛亥革命後雖然成功建立起現代民族國家，依然為此付出了社會脫序的代價。

 1900年，在慈禧決定利用義和團對抗外國列強導致了八國聯軍的入侵時，東南各省的督撫們擔心戰火波及自身轄區，採取了“東南互保”的策略。

 在上海道台余聯沅、鐵路督辦盛宣懷等人的襄助下，聯繫上海外國領事團成員，通過《東南互保約款》（即《保護上海長江內地通共章程》）9條和《保護上海租界城廂內外章程》10條，私下與列強達成某種意義的外交協議，承諾保護東南各省的外國人和外國財產，換取列強不在東南用兵。這一策略得到了東南各省其他地方官員的響應，形成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局面。

 從法律形式上審視，東南互保的主權資格確實是缺位的，就如林世明所說東南互保“嚴格來說乃一種分裂運動”。當然，也有一種意見認為，在清政府無法有效控制全國局勢的情況下，東南各省的地方官員通過與外國使節協商，達成互保協議，實際上是履行了這種國際義務。這一行為雖未經過中央政府的正式授權，但在緊急情況下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

 高全喜老師以美國獨立戰爭期間的殖民地與法國的簽約主體資格為例，認為：“東南互保無疑具有更為深厚的法理學依據，即在危難時刻，在國家存亡的非常時期，一種基於地方自救、匡扶國家的憲法法理學還是有其存在的運作空間和實質正當性的。東南互保之章程暫時把國家主權問題懸置起來，由地方主體代表懸置未定的國家主權主體來行使對外商議、簽署、換文和照會的協議行為，以待將來再另行予以彌補。”

 當時的南方督撫以及士紳幕僚，試圖挽狂瀾於既倒，敢於冒殺頭之禍啟動東南互保，是基於清王朝法權結構的重大變遷，即南方督撫以及南方社會占據着清朝國家決定性的稅收、財政和軍事大權。也就是說，當時南北兩個中國名義上是一個中國，但在經濟、財政、軍事等關涉國家命脈的主要制度架構上，南方中國已經占據權重的中心，中央與地方的實際政制關係已經失衡，清政府的權威在此再次被削弱，地方自治成為了一種可能。

 權力分攤和利益妥協是憲政主義的精髓之所在。憲政主義的建制議程所要面對的，是不可避免的社會衝突，並試圖找到解決這種衝突的方法。地方自治雖然隨着義和團的結束和庚子新政而逐步加強，但中央集權的大一統才是中國的主流敘事。中央-地方的權力制衡體系的法治制度始終未能如美國一樣建成。這說明雖然東南互保把國際法的意識與責任，初步已經穿透傳統的幕帳而進入中國大地，但法治制度建設是一個長遠的過程和艱巨的任務。

 事情在次序中何時（when）發生，影響到它們如何（how）發生。假設當年東南互保的南方各省，能像美國殖民地一樣，脫離清政府獨立，也許將開啟另一段憲政的路徑依賴而不必等到辛亥革命，或許歷史又是另一番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