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罗稷臣星使之弟熙禄，自河南赴津，有洋书两箱，不忍割爱，途次被匪系于树下，过者辄斫，匪刀极钝，宛转不死，仰天大号，顾以为乐；一仆自言相从多年，主人并非二毛，亦为所杀，独一马夫幸免。其痛恨洋物如此……（义和团）最恶洋货，如洋灯、洋磁杯，见者怒不可遏，必毁而后快。于是闲游市中，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毁物杀人。”

(佚名：拳事杂记[A].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料丛刊·义和团)

 由此可见，义和团对于与西学包括西方文化、科技乃至日常生活用品有交集的中国人，都采取残酷屠杀的镇压方式。且当时洋人并不普遍，因此义和团的刀口，更多是向内。其行为之无理、手段之残酷，令人毛骨悚然。

 但这一切在“民心可用”的救国背景下，义和团对于西方文明的极端暴力排外，表现出强烈的反科学、反理性态度，经由保守派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巫傩神鬼之术）结合所制作出的“身体政治”，居然被各阶层视为“中国强国固根之本原”、拥戴为“中国民气之代表”。

 但实际上，义和团的英勇记录是大为可疑的。北京西什库教堂之战，里面不过40多名洋兵和2000普通教徒，拥有10万兵力的义和团却数月久攻不下。

而1879年的南非祖鲁战争，武器更为落后的祖鲁人，参战35,000人却歼灭英军1727人。

 在著名的廊坊大捷中，列强也记载这场战役真正的主力是聂士成率领的清军，清军进口的德制重机枪给联军造成了巨大的伤亡。

 但义和团对于缺乏武装的基督教堂和教民的打砸抢，确实兴致高涨。他们采取撬铁路、烧教堂、抢租界、殴打外交人员与围攻使馆区等方式试图抹杀西方势力在中国留下的印记。据记载，义和团共杀害了约231名外国人，其中包括53名儿童。主要是传教士及其家属，还有少数铁路工程师等。

 义和团更多的是刀口向内，他们随意给人扣上“汉奸”的帽子，即可光明正大的进行抢劫教民家产和滥杀无辜。

其中最大规模的屠杀事件发生在河北景州的朱家河教堂，约2500名中国教徒在那里遇难。对于受害义中国基督教徒及家属的总数，数据不详，有一说法为约2.3万人。

 虽然义和团杀害的外国人数量相对较少，但这成为了八国联军入侵的借口,最终导致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

 从文化现代化的角度来看，义和团信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原始民族观，采取暴力毁灭与保守思想相结合的方式，认为驱逐洋人并抹去西方在中国留下的影响，尔后继续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即可天下太平。

 政治是对硬壁(hard board)强力而缓慢的钻孔过程。很多重要的社会过程都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展现出来。义和团所带来反理性、反启蒙、反科学、反智的暴力排外/反对全球化的主张，给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尤其是西方文化的在华传播带来了深重的历史劫难，至今影响着国人的思维模式。

 一旦现代化进程遭遇挫折，我们往往不是勇敢试错，迭代更新；而大多数是急于走熟悉的回头路，试图在老祖宗的传统文化里寻求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智慧，在盲目自卑与盲目自信之间来回折腾，导致现代化之路一波三折，普世文明的积累非常单薄。

 义和团也凸显了中国的民主-秩序的内在矛盾：由于缺乏权力制衡的约束，群众运动总是游走在“多数人暴政”的失序边缘。哪怕在辛亥革命后虽然成功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依然为此付出了社会脱序的代价。

 1900年，在慈禧决定利用义和团对抗外国列强导致了八国联军的入侵时，东南各省的督抚们担心战火波及自身辖区，采取了“东南互保”的策略。

 在上海道台余联沅、铁路督办盛宣怀等人的襄助下，联系上海外国领事团成员，通过《东南互保约款》（即《保护上海长江内地通共章程》）9条和《保护上海租界城厢内外章程》10条，私下与列强达成某种意义的外交协议，承诺保护东南各省的外国人和外国财产，换取列强不在东南用兵。这一策略得到了东南各省其他地方官员的响应，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

 从法律形式上审视，东南互保的主权资格确实是缺位的，就如林世明所说东南互保“严格来说乃一种分裂运动”。当然，也有一种意见认为，在清政府无法有效控制全国局势的情况下，东南各省的地方官员通过与外国使节协商，达成互保协议，实际上是履行了这种国际义务。这一行为虽未经过中央政府的正式授权，但在紧急情况下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

 高全喜老师以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殖民地与法国的签约主体资格为例，认为：“东南互保无疑具有更为深厚的法理学依据，即在危难时刻，在国家存亡的非常时期，一种基于地方自救、匡扶国家的宪法法理学还是有其存在的运作空间和实质正当性的。东南互保之章程暂时把国家主权问题悬置起来，由地方主体代表悬置未定的国家主权主体来行使对外商议、签署、换文和照会的协议行为，以待将来再另行予以弥补。”

 当时的南方督抚以及士绅幕僚，试图挽狂澜于既倒，敢于冒杀头之祸启动东南互保，是基于清王朝法权结构的重大变迁，即南方督抚以及南方社会占据着清朝国家决定性的税收、财政和军事大权。也就是说，当时南北两个中国名义上是一个中国，但在经济、财政、军事等关涉国家命脉的主要制度架构上，南方中国已经占据权重的中心，中央与地方的实际政制关系已经失衡，清政府的权威在此再次被削弱，地方自治成为了一种可能。

 权力分摊和利益妥协是宪政主义的精髓之所在。宪政主义的建制议程所要面对的，是不可避免的社会冲突，并试图找到解决这种冲突的方法。地方自治虽然随着义和团的结束和庚子新政而逐步加强，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才是中国的主流叙事。中央-地方的权力制衡体系的法治制度始终未能如美国一样建成。这说明虽然东南互保把国际法的意识与责任，初步已经穿透传统的幕帐而进入中国大地，但法治制度建设是一个长远的过程和艰巨的任务。

 事情在次序中何时（when）发生，影响到它们如何（how）发生。假设当年东南互保的南方各省，能像美国殖民地一样，脱离清政府独立，也许将开启另一段宪政的路径依赖而不必等到辛亥革命，或许历史又是另一番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