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米穗

1651年（顺治八年，永历五年），孙可望的南明军队已经控制了贵州全省，前锋进入湖南西部和四川南部。针对这一形势，清廷派遣平西王吴三桂，定西将军李国翰率领所部人马由陕西汉中入川。1652年二月初七日吴，李二部到达保宁（今四川阆中）。十二日南下，二十二日推进到成都。守卫成都的明总兵林时泰不战而降。由于林之前曾经投降过清朝，后来又在潼川反清归明，吴三桂认为他反复无常，下令把他斩首示众。占领成都后，吴三桂坐镇成都，由李国翰率兵进攻进攻重庆。逐一夺得成都，重庆，叙州，马湖，邛州，雅州，嘉定，眉州等府县，清朝廷认为“全蜀渐次底定”，应当讲究“善后”之策了。

此时，孙可望从全局着眼，唯恐清军在四川站稳脚跟后，南犯贵州，就派出抚南王刘文秀统领援兵四五万人分三路入川，由建昌，叙永，彭水展开全面反攻。八月初九日，刘文秀率军攻克叙府，全歼据守该城清兵。与此同时明军大将白文选也率部反攻重庆。吴三桂，李国翰见明军势大，率军北撤，以保万全。驻守重庆的清军接到吴三桂的撤退命令，二十五日渡江北还。同日明军收复重庆，随即派兵尾追清军，在距离重庆一百二十里的停溪将清军包围，用火器四面围攻。清军大败，梅勒章京白含真被活捉，永宁总兵柏永馥带着残兵败卒逃到保宁时候，部下仅剩百人而已。

九月十一日，吴三桂等退到绵州，接着又退到广元。吴三桂，李国翰在兵败如山倒的形势下，已有放弃四川，退入陕西汉中的打算，后由于郝浴的坚持，吴三桂，李国翰终于决定回守保宁，于十九日统兵进入该城。

保宁战役关系到清廷能否在整个西南地区保留一个立足点。刘文秀在攻克叙州，击败清廷重庆守敌之后，一路所向披靡，产生了骄傲轻敌思想。他只看到吴三桂等望风逃窜，却忽视了入川清军主力基本完整，仍有相当战斗力的事实。进抵保宁城郊后，刘文秀失之于轻率，在没有充分把握的情况下，决定强行全面攻城，在策略上犯下了重大过失。

刘文秀当时已经把清军围堵在保宁一隅之地，占尽主动，军声大振，从双方态势上看，吴三桂能保守住保宁就已算得万幸，发动反攻的可能性很小。可是刘文秀太过急于求成，过高估计了己方，轻视吴三桂，他的意图不仅要乘胜收复保宁，而且要把四川境内的清军杀得片甲不留。十月初二日他率领大将王复臣，王自奇，李本高，祁三升，关友才，张光璧等五万兵马迫近保宁。

刘文秀决心全歼吴三桂所部清军，他将自己的主力布置在保宁城北敌守重镇，东，西背水的危境，而放弃了三面据险，俯扼清军的保险布阵，在兵法上违背了“围师必缺”的原则。吴三桂眼看已经没有退路，惟有做困兽之斗，背城一战以寻求绝处逢生。当时灭虏将军王复臣对刘文秀的这种部署深为忧虑，向刘文秀建议集中兵力攻打保宁城的薄弱部，破城之后吴三桂等部清军虽不能全歼，但必然逃往陕西。四川全省可以平定；而包围全城，分兵把守势必暴露出己方弱点，给清军以可乘之机。这一正确意见遭到刘文秀的断然拒绝，从而导致了保宁战役的惨败。

保宁战役的经过大致如下：十月初八日明军主力齐集保宁城北，刘文秀登上东北山头指挥攻城。吴三桂通过侦查得知攻城明军中张先璧部战斗力最弱，决定集中兵力攻打张先璧部。十月十一日黎明，刘文秀挥军攻城，兵马“蔽山而下，炮声震天”，“南自江岸，北至沙沟子，横列十五里，前列战象，次用火炮，鸟铳，挨牌，扁刀，弓箭，长枪，层叠里许，蜂拥攻城”。辰时，吴三桂率部开门出城，直攻张先璧军。张部抵挡不住，纷纷逃窜，败兵又冲垮了后面的王复臣所部。清军趁势鼓勇奋击，明军乱做一团，到了此日中午全面崩溃。撤退时由于浮桥被砍断，致使大批将士无法过江，人仰马翻，被清军趁乱追杀或落水而死。明灭虏将军王复臣，总兵姚之贞，张先轸，王继业，杨春普等被清军擒杀，损失士卒大半，战象三头，马骡两千三百余匹，刘文秀的抚南王金印也被清军缴获。

吴三桂险胜之余，叹息道：“生平未尝见如此劲旅。”这年十一月，清廷收到吴三桂等人的捷报，才松了一口气，下诏颁赏。

刘文秀率领残兵败卒返回贵州，孙可望深为不满，下令解除他的兵权，发回昆明闲住；张先璧被乱棍打死。（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