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副教授熊培云出版《这个社会会好吗》，音乐人李志2006年以来推出几版专辑《这个世界会好吗》，整整一世纪之前，学者梁济自杀前问儿子梁漱溟：“世界会好吗？”梁漱溟去世后出版的晚年口述，书名仍是这句：《这个世界会好吗》……


　　老高按：“预期”这个概念，我是近20年前去哥伦比亚大学旁听一次关于中国问题的大型研讨会，首次引起重视的。那次会上，我见到了许多来自世界各地、大名如雷贯耳的华洋大腕。多数发言者对中国都不看好：政治如何死，经济如何乱，外交如何糟……他们眼中的中国笼罩着“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气氛，巨大的危机已经迫近中南海当朝者的眉睫。只有一位学者，来自杜克大学的史天鉴教授，运用他在中国多处（记忆中好像主要是在农村？）进行问卷调查的统计数据，认为中国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会继续稳定。他用的一个概念，就是“预期”。他说，问卷调查的对象，尽管对现状有许多抱怨甚至抨击，但在回答对未来的预期时，绝大多数表示乐观——不管这种乐观是清醒的还是盲目的，但只要大多数受访者抱有乐观预期的心理，就构成了带有普遍性的社会情绪，这就是中国稳定的保证。
　　史教授的报告引起与会者们一叠声质疑，“问卷设计有偏差”“受访对象被选择”“分析判断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还好，虽然他的观点让大家听来不大舒服、不愿相信，但没有谁怀疑他作为学人的独立品格，没有谁指斥他是“红色第五纵队”，“拿中共的钱，为中共消灾”云云（私下可能难免有人会这么认为——毕竟他回国调研的项目，中共开了绿灯嘛）。在史教授十几年后英年猝逝时，与他多年观点相左的许多人还是真诚地悼念他。
　　那次研讨会后的历史证明了，谁对中国的估测比较接近事实。
　　“预期”——我记在心里了。
　　今天我读到另一位教授——孙立平孙教授的《预期是个大问题》，赶快读下去。他与史教授对预期的重要性“英雄所见略同”。不过，二十年前史教授通过对中国民众“预期”的调查预言中国将保持稳定，而今天孙教授从对各阶层人士的“预期”的感知，则尽量“温和”地发出了警告和提醒——他点题说这是“大问题”。
　　南开大学教授熊培云2013年出版了一本书《这个社会会好吗》；
　　音乐人李志2006年以来连续推出了好几版专辑《这个世界会好吗》；
　　对，还有整整一个世纪之前，1918年11月7日，大学者梁济正准备出门，遇到儿子梁漱溟聊了几句，最后问：“世界会好吗？”儿子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三天后，梁济自杀以殉文化；梁漱溟一直自称乐天派、享寿95岁，去世后18年出版的晚年口述，书名却仍是那句：《这个世界会好吗》……
　　对这个提问的回答，就是他们对未来的预期。我们每个人也不妨自问：这个世界会好吗？我们对未来怎样预期？


　　预期是个大问题

　　孙立平，孙立平社会观察

　　从2015年开始，我就在讲，要形成对未来明确而稳定的预期。当时我最强调的是，国家的方向感，精英的安全感和老百姓的希望感。
　　为什么要强调这个问题呢？因为现在问题都和预期有关系。所谓预期，就是对未来的一种判断。预期是非常重要的，人们的行为是跟着什么走的？就是跟着预期走的。比如你现在手里有1000块钱，你会不会轻易把它花掉？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对你自己财务状况的预期。也就是说，预期决定着消费。
　　一个企业家在投资上如何进行抉择？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对于未来的预期，对于未来市场状况的预期，预期相关政策的预期，对于与企业经营有关的环境的预期等。最近和一些企业界朋友谈及他们的经营行为，很多人对于未来都比较困惑和迷茫。困惑和迷茫在什么地方？对于未来的预期。
　　所以最简单地说，不解决预期的问题，就没有投资；不解决预期的问题，就没有消费。
　　这个预期的重要性还表现在一个地方，就是有些预期有自证预言的效果。自证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这个概念是社会学家默顿提出来的，他说的意思是，你对未来的判断无论是正确还是不正确，这个判断都将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你的行为，以至于有的时候这个判断就会变成真的现实。比如一件事情它本来不是这样的，你非得把它说成这样的，到最后可能还说不定真的就成了这样。所以预期很重要。
　　一个好的社会应当为人们提供明确而稳定的预期，这样人们的行为才会有所遵循。比如说你到银行去存款，你为什么会到银行去存款？你把那么大的一堆钱给了银行，过去是银行只给了你一个存折，现在只是卡上的一个数字。为什么你会放心？是因为它的储蓄制度能为你提供一种明确而稳定的预期。你知道这个钱存进去，按照这个约定在一个什么时间里是可以取出来的，不但是可以取出来的，还会有一笔利息，而且这个利息是多少，你也是事先就知道的。假如你到银行去存款，到时候能否取得出来不知道，有没有利息不知道，利息是多少不知道，那么这样的社会能有正常的储蓄行为吗？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我们现在的问题出在哪儿，能不能提供一个明确而稳定的预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这些年大量的资金和人才外流，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现在不仅仅是资本在向国外大量转移，而且就是一般的老百姓，尤其是中产阶层也在纷纷在转移资产。所以国内所谓的“海外置业”成为热门话题。最近一段时间由于外汇管制的收紧，好像这种现象有所遏制，但是很多人还是在想办法怎么把这个钱转出去。而人才的外流，大家都知道这个情况，我就不多说了。
　　那么在人才外流和资金外流的背后是什么？我觉得和人们对于未来的预期有着直接关系。在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应当说中国老百姓多少积累了一点财富，中国社会也真正开始从无产社会变成一个稍微有点财产的社会了。但是人们对于这种财产、这种财富有没有一种安全感，现在是个很大的问题。特别是我们政府的权力这么大，政府从民间抽取资源的能力这么强的情况下，这些财富的安全性有没有保障？我想这是很多人内心对此感到焦虑的一个问题，也是造成资金大量外流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说的是资金和人才的外流，再说现在需求的问题，内需的问题。
　　最近这几年我一直在讲我们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我把它叫作“从大规模集中置业的时代（以房子为中心的时代）如何进入后置业时代”。这当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消费的升级，但是消费升级取决于人们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愿望。消费能力大家都能理解，但是有时候消费的愿望更为重要。而这个消费的欲望和他对未来明确而稳定的预期，他将来的生活能不能有保障，尤其是医疗的问题、养老的问题，能不能有基本的保障，和这些东西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特别是在经济明显开始放缓、国际环境越来越不乐观、政府的债务大规模爆发、养老金已经开始亏空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就不能不担心他未来的这种生活。
　　所以说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消费，或者说决定着中国的内需。在前天的一个音频中，我就说到江西的那个提出放弃养老金建议的人，这种言论可以说是害国害民的。为什么？因为大家现在内心里其实有很强的不安全感，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实际上是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于未来的恐慌。我的意思是能不能形成对未来稳定而明确的预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消费升级能不能实现，决定着我们在经济上能不能上一个台阶，甚至可以说决定着中国经济未来的前景。

　　这说的是内需的问题，再说企业的层面。因为我和一些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接触还是比较多的，他们现在的心态和焦虑其实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从我接触到的一些民营企业家来看，当然这企业是他个人的，赔了赚了都是他自己的。他还得养活一帮人，有钱还得挣，有机会还得抓。但是你可以看到什么呢？我后来想了一个词叫“维持性经营”，也就是说眼前有机会还得抓、有钱还得挣，但是对更长远的发展的考虑少了。所以有人说将来还不知道怎么样呢，那么这个背后的问题是什么？也是预期的问题，缺少对未来明确而稳定的预期。所以总体来说，我们现在社会中很多问题和症结在什么地方，能不能提供明确而稳定的预期非常的重要。

　　那么要形成明确而稳定的预期，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或者说我们在形成明确而稳定的预期上现在遇到的问题最主要是什么？我觉得至少有这样几个问题是可以考虑的。
　　第一个就是明确的方向感，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究竟朝着什么样的方向走。不要以为这是比较虚的宏观的问题，实际上是和每个普通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在这当中，我认为尤其要注意最近这些年兴起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思潮。这些思潮具体的内容，我们不说，但是你可以看到它表现出很强的仇恨和好斗性。对内要斗、对外要斗，这样它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是造成人们对未来的犹豫，一种不安全感，至少人们会觉得未来是很不确定的。
　　第二个因素就是法治。什么是法治？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在我这的理解非常的简单：权力不能大于法律，权力不能随便修改法律。那法律是干什么呢？它给人们提供一种安全的框架。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到，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已经从一个真正无产的社会变成一个稍微有点财产的社会了。那么可以这样说，如果我们没有稳定的法治基础，能不能保住这些财产、保住这些财富，都是一个问题。所以一定要意识到一个问题：你治理一个有点财产的社会和治理一个真正无产的社会是非不一样的。这是第二个因素。
　　第三个因素就是政策的连续性。前几天我讲过一个专题，就是“政策多变期与政策风险”。你看最近这些年，政策变化的力度非常大，而且有的政策的变动非常任性、非常突然。我前面讲过一个储蓄的例子，那么人们对于储蓄的预期是来自于什么地方呢？是一种明确而稳定的储蓄制度。制度也好、政策也好，它很重要的一点是要给人们提供对未来的明确而稳定的预期。那么政策和制度不是不可以变，尤其是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期，制度和政策的变化比平时更加频繁。但是政策的变动也好，制度的变化也好，都不能够过于随意。而且在它变化的过程中，你总得解决它的连续性和衔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