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先生

最近，一个偶然的原因让我在网上读到原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祺于2013年初在香港《苹果日报》上发表的回忆文章《李克强的导师龚祥瑞》。该文主要讲述严家祺过去与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龚祥瑞的一段交往。即在80年代初，严和龚均参与筹建全国政治学协会。根据网络上有人回忆，说龚祥瑞是李克强的导师并不准确，龚祥瑞是77届北大学生李克强在法律系上课时的任课老师，而非研究生的指导老师。看到有关龚祥瑞的回忆文章也勾起我自己的一段回忆。

1986年夏，龚祥瑞陪同美国康奈尔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西奥多洛伊（Theodore Lowi）在中国访学，游历北京、武汉、上海和杭州。洛伊曾到我所在的大学访学，做了一个学术报告。我担任洛伊学术报告的翻译，全程大约4个多小时。龚祥瑞教授陪同洛伊来访，所以，我也见了龚祥瑞一面。当时，龚祥瑞已70多岁，但精力旺盛，很有名牌大学北京大学的知名教授的派头。谈吐中显得很有学养。他当时穿着白色的长裤，上身则是蓝色的体恤衫，皮带扎在外面。精神状态极佳。洛伊大约50岁以上。洛伊的精神状态也很好，精力充沛。还有洛伊的夫人在场。洛伊的穿着与龚祥瑞大致类似，也是穿长裤或西装短裤，但上身则穿体恤衫。洛伊开讲后，他们三人都站着，我作为翻译，也站着，足足站了四个多小时。龚祥瑞70多岁高龄，也站了四个多小时。整场学术报告4个小时，中间休息15分钟。演讲结束后还有学生提问。演讲的题目是：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洛伊从美国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社会阶级结构等特征讲述了为什么社会主义不适宜在美国成长。洛伊的修辞非常优美，会使用各种各样的修饰词，由于其使用的词汇量很大，我的英语水平有限，没有能够将有些英语词汇翻译出来。比方我没能翻译出obsolete  （过时的，陈腐的)一词。这时，龚祥瑞教授就接过话题，替我补充翻译这些词汇或有关的句子。过去，我的印象是，年纪大的大学老师英文都不好。但是，让我感到吃惊的是，龚祥瑞的英语极好。在整个学术报告过程中，龚祥瑞有时也会打断洛伊的演讲，而对洛伊的演讲做出他的解释和评议，也很精彩。后来听人说，龚祥瑞曾经在上个世纪30年代留学英国。

看见严家祺的这篇文章后，我又去网络上寻找有关龚祥瑞的资料。有关资料显示，龚祥瑞教授在1911年（爆发辛亥革命的年代）出生于浙江宁波的一个商人家庭。上个世纪30年代，龚考取庚子赔款公费生去英国留学。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得硕士学位，导师是英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基。拉斯基也曾担任英国工党领袖。他还听过英国著名法学家艾沃詹宁斯的课，是其学生。30年代末，龚祥瑞回到中国，在西南联大当教师，也曾在蒋经国领导的青年政治学校担任副教务长。龚祥瑞曾经和蒋经国拜把换帖，结交过蒋家父子。1948年，龚祥瑞到北京大学当老师。据严家祺表示，龚祥瑞年轻时（民国时期）意气风发，中年时（文革时期）内心扭曲，晚年时（改开时期）达到心灵完全自由的境界。也就是说，龚祥瑞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能挺直腰杆把他在英国所学的政治学和宪法学的知识热情地传给他的北大学生。李克强就是他的学生之一。他的学生还有知名的法学家和政治学家姜明安、王绍光等。

从网络上还得知，龚祥瑞从1993年开始就撰写自传。他写自传历时三年。他在去世前将其自传《盲人奥里翁—龚祥瑞自传》手稿交给他的学生陈有西，后经多人多方奔走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我又到网上查找他的自传，看过其自传目录，发现龚祥瑞对1986年陪同他的学术同伴洛伊教授访华有详细描写，专门写了一章。而那一次陪伴美国教授访华的经历中也有我的参与。然后，我在网上又读了一段他的描写。根据他的描写，龚祥瑞在70年代后期改开后经由美国华人政治学家邹谠（国民党元老邹鲁的儿子）的介绍而结识美国康奈尔大学知名政治学教授洛伊。1983年，龚祥瑞访问康奈尔大学，洛伊参与接待。1986年，洛伊回访，到北大，也到南方一些大学顺访。这也使我注意洛伊。根据我在80年代和90年代查询资料的结果，洛伊在社团理论方面有一些系统的论述，有成就。在80年代，洛伊的学术声望处在其巅峰状态。那个时代，美国学术界看好洛伊。他在美国政治学界仍是正在上升的学术名星。他的主要著作是：The End of Liberalism: The Second Republic of the United States。但根据我的初步和不成熟的判断，由于以后时期洛伊并没有创造出更加突出的成就，其学术声望和学术地位在80年代的那个时候就已经定格。也就是说，洛伊的人生学术事业曲线在80年代中期达到其顶点，以后逐渐下滑。洛伊已于2017年去世。

和龚祥瑞比较，洛伊在美国政治学界的地位与龚祥瑞在中国的政治学和法学的地位大致相当。龚祥瑞的主要著作是《比较宪法和行政法》。我读过好多遍。我看见严家祺也表示他也读过好多遍。那本书大概就是奠定龚祥瑞教授的学术地位的著作。有人评论说，到目前为止，那本书是中国最好的宪法学教科书。和洛伊也热衷于写政治学教科书一样，龚祥瑞教授在传播自己所学的知识方面开辟了一番事业。他写的书有他自己的特色，他的书写语言就是他平时讲课时经常使用的语言。据说，他讲课时宁波口音很重，很多学生听不懂。文字则完全没有这个问题。和国内学者写的有关宪法学教科书相比，他的书有特色，但是，假设将他用中文写的教科书翻译成英文并拿到英国去，就没有多少独特性，因为他写的内容都是他从英国的老师那里学来的。比如，他曾经主持翻译英国法学家阿尔弗雷德丹宁勋爵的《法律的正当程序》等书，李克强也有参与。龚祥瑞的学术兴趣在于将英国法学家和政治学家的理论和研究介绍到中国来，并在可能的条件下，吸收一些有用的知识，并为中国的社会进步作出贡献。例如，改开后，龚祥瑞极力鼓吹英国的文官制度，希望中国也能采用英国的文官制度的一些经验，推进中国的行政体系的现代化。据说，经过他的推介以及其他一些中国学者的努力，当年的中共领导人赵紫阳就主张党政分开，邓小平也曾经支持有关的政治体制改革。但是，龚祥瑞的奋斗也有波折。1989年6月天安门事件过后，赵紫阳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戛然而止。面对这种情况，龚祥瑞转而将精力放在结交青年学者，将他的宪法学和政治学的知识传播给他的学生，为中国的相关学科的未来发展做出贡献。

从他的事业可以看出，他的学术努力在于改开后恢复政治学和宪法学的学术事业。他支持宪政。临终前，他哀叹中国有宪法，没有宪政。他的一贯思想是，宪法的本质就是限制权力。他自翊为追逐太阳的盲人。他追求光明。他的事业的成就就是在恢复中国的法学和政治学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并培养了一批愿意继承其事业的后代学人。他没有创造出自己的理论体系，也就是说，他写的法学理论和政治学理论没有充分的独特性。他在引入西方的社会科学方面做事，是传播学术知识的人。在这方面，他的事业成就与复旦大学国政系的王邦佐等人在改开后恢复政治学的事业成就相当，但龚祥瑞的知名度远远高于王邦佐。特别是，矢志继承其事业的学人更多，而且那些学人的知名度更高。唯一的例外是，王邦佐的徒弟王沪宁在其学业刚有一些成就之后就走入仕途。

总而言之，80年代以后中国的老中青学者的努力完成了恢复学科的建设的任务，但在创建自已的具有特色的学术体系方面，特别是在创造自己的学术理论方面则鲜有骄人的成就。龚祥瑞和他当年的同窗北大国际法教授王铁崖一样，从英国等国引入西方先进的社会科学知识、理论和思想。中国还要能创造自己的理论、知识和思想。在这个方面很少看见龚教授有所论述。这似乎是他的一点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