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伦多地产经济 李 郡

最近几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面临诸多内外不利因素，诸如。国内面临房地产严重过剩而导致的房价大幅下跌；股市，债市接连不断的爆雷；和地方政府财政亏空问题；外部环境面临中美贸易战，俄乌战争，和去风险化问题。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对中国社会经济有相当不利的影响。尤其是去“风险化”，已经在系统和结构上制约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由于海外订单大幅度削减，和外资企业大量外迁而导致中国社会呈现的全面性过剩，诸如，教育资源过剩，劳动力资源过剩，产能过剩，房屋过剩等等

首先是中国社会经济的产能过剩。这过程主要体现就是国外订单大幅度减少，和外资企业外迁。过去一年，国内数以百万计中小外向型企业由于缺少订单，或没有订单，开始停工停产，甚至出现企业直接关闭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半瘫痪的外向型企业进一步将产能过剩传导到传统原材料企业，如，钢铁，能源，化工，汽车制造，建筑，和房地产行业。这些基础行业的出现产能过剩导致钢铁厂很多锅炉熄火停产，企业收入大幅度下降，甚至出现亏损。其它基础原材料行业，如，建材，汽车，化工，家电，和石化等行业也发生类似情况。但全球的商品需求依然在上涨。全球需求增量是由印度，越南，和墨西哥等国家的产能增量填补。人们称这一过程为国际供应链迁移。所以，人们称“去风险化”就是去中国化，就是把中国的产能迁移到其它国家。

一年多的实践证明，近30多年的全球化，中国经济已经深入与世界，特别与美国已经融合成一体，中国经济发展已经离不开世界，也离不开美国的先进技术和巨大市场。中国的内循环经济根本行不通。有人说，中国经济恢复活力和发展动力的唯一出路，就是自身先“去风险化”。中国别动辄因国外某一政客的一句“辱华”言论，或政治不正确言论，就开始对该国实施经济制裁，比如，过去制裁澳大利亚动力煤炭，铁矿石等产品向中国出口。政治问题用政治方法解决，外国政客骂中国，中国政客也可以骂他们。千万别拿中国经济，拿中国企业的原材料供应商，和中国企业产品的市场做代价制裁外国政客。国外政客为了迎合选民，经常身不由己，言不由衷地说一些对中国不好听的话。但绝不能以此作为惩戒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供应商和客户的理由。

疫情期间，由于澳大利亚政客发表一些对中国不好的言论，中国禁止进口澳洲动力煤，直接导致中国境内火力发电不足，和珠江三角洲，和长三角外向型企业大规模断电，停工停产，和违约延迟供货。这给世界一个印象，即，与中国企业发展经贸关系有风险。这就是“去风险化”的由来。国际贸易是一个信誉链条，这个链条从最初级原材料供应商，商品生产商，海路运输，进口商，仓储，批发，零售，最终到消费者。只要其中一个环节违约，影响的是这个链条上所有环节。像长三角，珠三角聚集百万级外向型企业，同时由于电力不足而出现不能按合同规定时间供货违约事件，对全球的商业信誉破坏力是巨大的，影响是极其恶劣的！这件事的教训就是，如果以后外国政客发表辱华言论，中国政客可以反向辱过去。千万别在实施经济制裁。过去那样的制裁实际上也是对中国企业国际商业信誉的极大伤害，导致国家戴上一定“风险国”帽子。实在是得不偿失。这个教训值得汲取。

与美国脱钩会导致中国人口全面过剩。这些年来，由于中国房地产价格过高，很多年轻人买不起房，选择躺平摆烂，既不结婚，也不生子。中国新出生人口急剧下降，每年新出生婴儿已经降到700万左右。这样的人口出生率意味着再过几十年，中国人口将趋近5亿左右，相当现在14亿人口的零头。当前中国人口形势非常可怕。不但新出生婴儿下降，而且还面临人口老龄化。面对这种形势，按道理应该出现劳动力短缺局面才对。但事实上，与想象相反，中国当下正面临劳动力严重过剩局面。由于“去风险化”产业链外迁，导致国内产能过剩，生产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这些企业不但不召新职员，而且还陆续辞退老员工。没有足够企业召纳新员工，致使每年千万级大学毕业生毕业即失业。这既是社会问题，同时也是家庭和个人问题。大学生毕业没有工作，就没有办法买房，没有愿望结婚生子。也就是说，没有事情可做的年青大学毕业生，在当前“去风险化”国际形势下，成为过剩人口。

但最近几年，中美脱钩，和全球“去风险化”是一股与全球化相反的作用力，即，逆全球化。中国开始内循环。过去，中国的制造业是以全球化的产物，是以全球为市场建立的产能。中国一下子搞起内循环，不但出现产能极大过剩，同时，社会资源出现全面过剩。目前国内，从幼儿园，中小学，大学教学设施都呈现过剩。近几年，由于入学生不足，国内大量幼儿园，中小学校开始关闭。还有由于新生婴儿数出现断崖似下降，国内很多妇婴医院也出现接连关闭现象。一个国家民族复兴最重要的指标，就是人口数量和质量的提高。一个国家的形象不是在国际会议上，领导站在国际领袖中心位置。而是这个国家普通国民在世界各地的言谈举止能得到各国的认可和尊重。目前，中国政府正在开展的大国崛起，民族复兴，强国梦。但如果这个国家很多年青人由于“去风险化”，和产业链外迁感觉无机会发展，选择躺平摆烂，都没有愿望生下一代了。结果，社会为妇婴准备的医疗设施，和为学生准备的学校都出现大规模过剩而闲置。那这个国家的发展计划一定出现很问题了。

中美脱钩导致中国房地产大量过剩。中国房地产经过30多年盲目大发展，据说，已经建了7亿多栋房子，房屋总量过剩已经是不争事实。我们这里主要谈的是相对过剩，就是一些沿海发达城市，和过去房屋比较紧俏的一二线城市现在也出现严重过剩。在中美贸易战和“去风险化”之前，国内珠三角，和长三角等发达地区的城市房屋还是比较紧俏的，还是供不应求的。但中美脱钩之后，这些城市房屋市场情况就发生巨大变化。过去，像深圳，上海等城市，由于有大量外资企业，就业机会比较多，而且员工收入也偏高。这些高收入家庭购买力，托起这些外向型城市的房价、和购房需求。其结果就是过去几十年内，这些城市的房价大体呈现只涨不降，房价上涨已经成为人们的信仰。

但“去风险化”后，这个局面出现大的变化，大量外向型企业外迁或关闭，城市失业人员剧增。导致断供和拍卖房急剧增加，这些城市房屋市场一落千丈。房屋开发商也出现债务违约，金融机构也出现财务暴雷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产业链外迁引起的，过去面向全球建立起来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去风险化”后，中国丢掉大部分国际市场。中国仅仅靠内循环是无法承接巨量产能的。很多企业被迫外迁，或倒闭。没有实体经济支持的城市走向萧条是注定的命运。经济渐渐萧条的城市，房屋也注定会越来越过剩。有人说，过去在中国改革开放，在全球化最受益，发展最快，房价最贵的城市，可能在这轮“去风险化”，和“逆全球化”过程中，这些城市的房价将下降相对多一些。最近一段时期，深圳，广州等城市的房地产出现房屋市场供过于求现象，很多房子已经很难卖出去了。以后，这种现象可能会变得更加严重。

中国正在实施民族复兴，和国家大发展。但民族具有标志意义的主要特征就是人口数量和质量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这重要指标都与中美关系密不可分的关系。过去的经验表明，中国和世界各国关系好的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就好；反之，当中国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关系紧张的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也慢，人们生活水平也贫困。目前中国正面临全球去风险化，中美贸易战，和俄乌战争复杂局面。中国社会面临的经济，人口，和房地产，及金融问题，与中国在国际问题采取的态度息息相关。有人说，中国内部经济过剩问题的解决方案不在内部，而在外部，即，中国只有妥善解决中美两国，再与其它发达国家建立良好的商业信誉关系。先改善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先摘掉“风险国”的帽子，中国重新回到全球供应链中心，中国社会经济才能快速健康发展(本文纯属学术探讨，本人不持任何政治立场，特此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