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岸

 九十一年前的今天，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装备相当，人数近十倍于日军的东北军，在张学良“不抵抗”的命令下，不战而退，将3.5倍于日本国土的东北， 包括几近完整的陆海空三军装备，大型兵工厂，黄金储备等等拱手相让。作为一场国防灾难，在世界军事史上可谓首屈一指；作为一场国家灾难，在资源上，使当时已经开始工业化，富饶的东北轻易成为日本六年后全面侵华的战略基地；在士气上，其开创的逃跑失败主义战场情绪几乎笼罩了中国对日战事的整个三十年代，故可堪称旷世国耻，可与千年前的靖康之耻相比。

  对于这样一个结果荒唐的历史事件，大家或都读到过各种各样的现象解释，比如说整体国力虚弱，恐日情绪，军阀惜战，内部涣散，戒备松懈等等，却很少看到具有深层意义的反思，包括当局者张学良本人，在晚年，他也仅仅停留在承认当时是对情势的误判，误以为只是日军小规模挑衅而已。 

  真是这么简单吗？导致如此败局的原因，何止一个偶然的误判。在事件前后一系列的决策失误背后，我们会看到诸多因素的交织：当时的体制与政治生态，领袖们的心胸，战略眼光和胆识，统帅决策能力，性情与行事风格，各级军政官员的精神状态，上上下下的文化心理，这些都影响着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演绎与结果，投射出一个时代, 一个民族的背影。

面子至上，唯我独尊的狭隘心胸是全局尽失的开始

   20世纪初期的东北复杂特殊的国际政治地理环境，的确处于足以让任何主政者“头大”。1904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取得了南满铁路的控制权和沿线驻兵权，宛如国中之国；苏俄则继续享有北满铁路的部分控制权。1928年6月4日. 日本关东军在皇姑屯阴谋炸死了张作霖，之后，其子张学良继任成为东北的最高军政长官。尽管有来自日本和部分东北军高层内部的阻力，张学良还是在半年时间里，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达成协议易帜，促成了中国至少形式上的统一。

   继任“东北王”之初，张学良也算勤勉，似有励精图治的味道，大饬整顿军政改革，取消军师番号，以旅编制，可惜紧接着就发生了自断一臂，悲剧性的“杨常事件”，一个悲剧性的冲突。 

因为张学良年少，且沉湎于鸦片和小蜜女色的德行自然难以建立威信而服众，使他无法驾驭核心决策团队。核心元老之一杨宇霆有小诸葛之称，辅佐张作霖，曾以四大军政绩著称：建立东北海军，东北兵工厂，兴建沈阳至大连战备公路，建立田赋制度。他本人也富有对日交涉周旋经验，很令日本人头痛。当然，他有倚才自负的天生弱点，居功自傲，尤其在张作霖死后，更加骄横，以元老自居，时常管教张学良，并试图在重大问题上左右东北政局。能人自然不容易合作，日本人就一直想尽办法利用这样的矛盾，离间张杨。张学良年轻气盛，方略欠缺，失去了与之周旋合作的耐心。

  在杨宇霆父亲高调的寿宴上, 张学良因入场时起立欢迎他的高官人数远低于杨，自感失了东北王的面子，而暗起猜忌杀心。说起来都是上不了台面的意气与面子之争。据说在寿宴上，杨宇霆给张学良的回礼只是简单的招呼，没有他想象中的“谢谢司令光临”之类的恭敬，显得有些轻慢，令张学良愤怒，一刻钟后就带卫队离开寿宴。这或许就是典型的国民性：好面子，重礼节， 心怀不满时而又喜怒不形于色，隐忍一时，回头算账。设想一下另外一种即时处理方式，身为长官，张学良面对杨的轻慢失敬，完全可以以连连摇头的肢体语言立即明确表达对他失礼的不满，让所有人看到，本身就是对自己威严的即时维护和对杨和其他达官显贵的震慑。在健康的文化里，气场上的问题就应该在台面上交手解决。

  张学良显然明的不行，于是就准备来暗的。三天后，暴力行事，借机在老虎厅突杀杨宇霆，常荫槐。其实杨常二人关于建立东北铁路督办的主意不坏，只是当晚逼张学良在任命常荫槐为督办的便签上签字，确显霸道，十分过分。但据此连逮捕审判的程序都省了，直接以中世纪喋血权臣的方式轻率鲁莽地解决这一冲突，以期建立个人专断独行的威权。倒是简单省事，但祸及长远，伤害全局，实乃下策。

  总之，在笔者看来，震惊中外的“杨常事件”恰恰证明张学良徒有少帅虚名，既没有知人善任的帅才，也没有斗智斗勇，处理复杂局面的将才，这也是日后张学良个人悲剧及国家灾难的开始。

  从此很多奉军元老与张学良进一步离心，开启了之后大家得过且过，静等事变，乃至把投靠日本人当作后路的三年。在东北军高层，倒是再也没有劝诫反对的声音，这也直接导致了大家冷眼观瞧，随他个人肆意妄为的局面，接下来就是他个人主导全局的一系列方向性，战略性的决策失误，一错再错：1929年7月开始，强行收回中东路引发对苏武装冲突，遭遇惨败； 1930年9月率东北军精锐主力入关，强势介入中原大战，执迷于他入主中原的美梦，却造成东北防务空虚，为关东军创造了侵吞东北的战略条件；在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前一年里，一直被关东军的计谋牵着鼻子走，因着被日本人策动的阎锡山，石友三，而把东北军主力死死套在关内。直到九一八之夜，手足无措，进退失据，以绝不抵抗的应对下策，拱手让出东北，人心尽失，遗恨千古。

从自大狂热到自卑无能的民族主义心理错乱演绎着一场败局

  易帜而形成的中国形式上的统一很快让许多人，包括张学良本人陷入了大一统的民族主义迷思，似乎忘记了近在咫尺的日本驻军才是首要威胁，自大狂妄地以为可以对外挑个软的柿子捏一捏了，扬一下国威。于是在当时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的风潮下，即使在苏联主动一再退让的情形下，依旧步步紧逼，于1929年7月，主动挑起了与苏联直接冲突的中东路事件。结果在苏军的攻击下，东北军土崩瓦解式地惨败，毫无抵抗能力，并被迫在11月协议停战。这也让虎视眈眈的日本关东军看到了东北军纸老虎的真实面目。

  中国的古话讲：知耻而后勇。胜败乃兵家常事。第一次对外作战失利，本应该立即引起警觉，痛定思痛，带领全东北军深刻总结反思，重整捍卫疆土的战斗意志，继续军政改革，及时战略调整，毕竟日本人的侵略野心因1929年1月曝光的田中奏折(“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已暴露无疑。然而，之后我们所看到的张学良是典型的“内卷”。随着1930年4月蒋介石无法政治解决因裁军方案与阎锡山，冯玉祥等的分歧而爆发中原大战，张学良将战略重点转移到了关内，并在1930年9月18日通电全国，宣布反对中国内战，希望各方立刻停战。两日后，武装调停，率东北军主力入关，支持蒋介石，虽成功终止了进一步内战，但也在随后的一年里，被死死套牢在关内，直接导致了一年以后的九一八之夜猝不及防。

  1931年9月18日深夜，张学良在他治疗重症伤寒病所住的北平协和医院召集在北平市的东北军高级将领开会，会上张学良说:“日人图谋东北由来已久，这次挑衅的举动，来势很大，可能再兴起大的战争。我们军人的天职，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拼，不过日军不仅一个联队，他全国的兵力可以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个人及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现在我们既已听命于中央，所以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的问题，我们只应速报中央，听候指示。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这次日本军队寻衅，又在柳河沟（准确地名是柳条湖）制造炸毁路轨事件，诬称系我方的军队所为，我们避免冲突，不予抵抗，如此正可证明我军对他们的进攻，都未予以还击，更无由我方炸坏柳河沟路轨之理。总期这次的事件，勿使事态圹大，以免兵连祸结，波及全国。”

  听起来冠冕堂皇，似乎没有什么逻辑上的破绽，但通篇找不到一丝志气和骨气，尽显自卑无能和胆怯，更是因着大一统的方便条件以“全国抗战论”把推诿的传统而发挥到极致。试想, 既然知道“日人图谋东北由来已久”，为何毫无应对准备？静等这一天来临吗？即使是全国抗战，不是也需要拥有亚洲规模最大的兵工厂的沈阳这样一个支撑点吗？

  东北和全国的确没有做好准备，但张学良应该清楚，日本国内的政界也没有形成完全的共识，军事上也没有做好大规模侵华的准备。他杯弓蛇影式地把日本潜在的军事动员能力当成了“源源而来”的来犯之敌，实在是过分夸大了事变时需要面对的日军实力。实际上关东军虽预谋已久，但他们在九一八是冒着下克上的政治风险，以寡击多的军事风险，冒然行事的。在每一分钟都在丧失的战略空间和时间里，张学良却完全被动地寄希望于日本政府出面阻止半独立的关东军，希望于国民政府与国联交涉，就是没有战略博弈的智慧和勇气走以战止战，边打边谈的正道。所以在九一八以后的三个月里他指挥东北军继续消极避战，包括不战而退，轻易弃守锦州，致使日军顺利占领东北全境，创造了如下世界军事史的奇观：沈阳的许多东北军驻军不战不和，被日军撵出营房；铁路沿线，东北军一站一站撤离，关东军一站一站占领，犹如和平交接。

  也难怪，中东路事件上的惨败，使张学良从民族主义的狂热之巅，坠入无比胆怯自卑的另一个极端：东北军败于俄军，俄军曾败于日军，所以东北军必败于日军，就是他的简单逻辑推理。只是他忽略了一个事实，虽然1904年的日本海军大胜了沙俄海军，但日本陆军在旅顺会战中与沙俄陆军是20万对5万的惨胜。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独断专行的统帅者的眼光，思维和心态以及一个唯命是从的体制上下注定了一场荒唐绝顶的败局。

“攘外必先安内”的得失与全局影响

  事实上，蒋介石于1931年7月23日于南昌发表的“告全國同胞一致安內攘外書”首次提出 “安内攘外”的国策，在方向性上这不能算错，一个四分五裂的中国当然无法有效抵御外寇。北伐胜利，初定的只是中国形式上的统一，政治和经济的实质整合是需要时间的。从这一国策的提出和后来公开的蒋介石日记也可清楚看出，他自知中日必有一战，问题只是何时而已。对更弱势更需要时间整合抗战准备的中国而言，当然是中日战争爆发得越晚越好。蒋的剿共战略，是想剿灭共产主义力量于未稳之时，但同时也有以剿共名义，实际控制四川云贵，以稳固建立日后抗日大后方基地的考量。这些都是安内以备日后攘外之举。

  “安內攘外書”的首次发表背景是在国民党内的严重政治危机之时， 1931年5月23日，国民党党内胡派、汪派、桂系、孙科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南京的国民政府直接抗衡，北方的石友三参与策应广州，令剿共正酣的蒋介石无比愤怒，焦头烂额。所谓的“外”是提及当年的7月因在东北发生的日本政府挑起的万宝山事件（中朝农民纠纷）而引发的在朝鲜百余华侨被杀事件。当然在还没有中日直接武装冲突的情形下，只能以“外”暗指日本。。

  当然，作为国策发表的安內攘外書的缺失是过于模糊。蒋或许没有意识到虽然呼吁的主要对象是国民党党内的作乱派系，但因为是公开发表，该宣言的影响是国际性的。况且，安內攘外的先后顺序不应是绝对的，其转化是动态的，也是应该有条件的。如不攘外而导致全境丢失，安内也就没有存在意义。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所以，如果他能够同时对外明确宣告，如中国军政机关受到大规模全面入侵，国府别无选择，只能号召抗战自卫，也希望藉此凝聚国人团结。那么，或多或少就可以起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威慑作用，避免关东军据安內攘外書推断未来中国军政当局对日军突袭大概率上的软弱反应。退一步讲，至少应在1931年7月和9月间，蒋介石与张学良的电报往来里予以明确。

  尽管很遗憾蒋一直没有缜密考虑和明确表达应有的这一点，但显然张学良在事变之秋，直接把“安內攘外”曲解成“绝不抵抗”，并付诸行动，约束本应一战的东北军。1931年9月20日晚，张学良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说:“余窥透日军拟在满洲有某种行动后，即下令部下倘遇日军进攻，中国军警不得抗拒，须将军械子弹入库房。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立时又下令收缴军械，不得作报复行动，故当日军开枪与机关枪并用炮轰击北大营与其他各处时，中国军队并无有组织之报复行为。”张学良再一次毫不隐瞒地向外界表明他对“不抵抗政策”的坚持，“只求全世界舆论之判断，并希望公理之得伸”。

  叹为观止！

何其类似的当代中国

  自毁长城，绝不抵抗的九一八与今天中国大陆自毁经济版图，自损民族尊严的全民静默，封城抗疫是不是有诸多相似之处？

 2002-2003非典之后，中国大陆政府本应建立疫情快速反馈，有效应对机制。然而，在2020年初本该积极应对的时候，却拼命压制关于新冠的社会信息反馈，就怕坏了“盛世”春节的喜庆气氛。两年以后，当病毒变异衰减到很低的致死率，全世界几乎都已经恢复正常生活的时候，却依然一副大敌当前的样子。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几乎总是这样反智，反其道而行之。为了最高决策者的唯我独尊的政治正确，全民全社会都不得不画地为牢：或无所作为，或“带着镣铐跳舞”，就像带着口罩打比赛的女排，成为世界级的笑话

  就决策来所，毫无层次和缜密可言。面对疫情冲击，最高层级的决策应该是方向性的，比如平衡抗疫与经济社会的矛盾而避免灾难和衰退。“清零”也好，“精准抗疫”也好，是否可引进国外疫苗也好，则都应属于地区性操作层面的决策。然而，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专断独行的统帅越级决定操作层面的决策，并要求在全国统一执行。不给下属讨论调整决策的机会，也不给地区差异性尝试决策选项的机会。从最高统帅的面子， 到民族主义的面子；从大一统的迷信，再到大一统的噩梦。

  专断独行或许会带来省去辩论的决策效率，但它更容易带来诸如此类的方向性错误乃至疯狂，并一直得不到调整，就像二战时走向覆灭的日本和德国。如此，从挫败走向挫败，国势衰微是必然的。

  从1930年代的中国，到2020年代的中国，如果没有在文化意义上真正反思九一八的旷世国耻，那么会有更奇葩的国耻将在全民静候无为之时降临。当你听到纪念九一八的警钟长鸣的时候，愿你想到更多的不是日本，而是反思这个国家自身是否在长进：运行的体制，上至统帅的战略眼光与素质，下至国民的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