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根本就不该参与为金家王朝火中取栗的“抗美援朝”。长津湖的极度寒冷，上甘岭的极度干渴，以及无时无刻的极度饥饿，随时降临的粉身碎骨……人命不如草，人血不如水。这样不惜人命堆起、鲜血凝结的“光荣”，究竟有什么可以夸耀的呢？


　　从长津湖到上甘岭：他的回忆颠覆了中国军事博物馆

　　《读书之乐》第6期，2021年10月10日首播

　　◆高伐林


　　中国大陆国庆节假期，推出长达近3小时的电影《长津湖》，由陈凯歌、徐克、林超贤联合执导，投资高达13亿元人民币，据称上映几天，票房已经逼近30亿元。
　　顾名思义，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朝鲜长津湖的一场惨烈战役，中共将之宣传为一场大捷。官方新华社发文援引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一川指出：“最重要的是，这部影片回答了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打那场仗，因为‘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长津湖》把七十年前的朝鲜战争重新推进了当代人的视野，马上引起了热烈甚至是激烈的争论。不过，这段时间我被一本书完全吸引了。这本书中有相当大篇幅，将近三分之一吧，是与朝鲜战争有关，这部书，就是刘家驹先生的《光荣的背后——我的军旅见闻》，由美国华忆出版社出版。
　　《光荣的背后——我的军旅见闻》书中一个重要判断是：朝鲜战争是金日成挑起的一场不义之战，中国根本不该打这场为金家王朝火中取栗的“抗美援朝”战争。——恰恰与电影《长津湖》针锋相对唱反调。
　　《光荣的背后》有三篇序，分别由鲍彤、高瑜和刘家驹本人所写。全书分成三辑：战场见闻、军旅札记、人物轶事，最后是作者的一篇很长的文章《〈炎黄春秋〉的历史和“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代跋。据高瑜说，这是刘家驹的最后遗作，是2016年7月《炎黄春秋》杂志社整个被抢劫后，他拖着病体，为正版《炎黄春秋》立的大传。
　　除开自序不算，他写所历所感，所见所闻，全书共有29篇文章。

　　刘家驹对过去的岁月刻骨铭心。

　　刘家驹于2017年7月31日病逝，终年86岁。百度百科给他的定位是“著名解放军作家”。实际上，他的人生，远远不是这个标签显示的那么简单。
　　刘家驹，1931年生，重庆人，1949年参军。他跟随部队参加过朝鲜战争中五次战役，所在的参战部队是12军第35师，师长是李德生。刘家驹说，我是师野战医院的文化教员。战争开始，我被指派登记伤员和带领挑夫班掩埋死者，目睹了我们师5000多人，仅在两天时间里倒在加里山战场。

　　中国人民志愿军奉命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奔赴前线。

　　朝鲜战争结束后，刘家驹参加了12军的军史写作，他说：搜集的第五次战役史料均真实可信，我采访的亲历者都说了真话。第五次战役本是一场一败涂地的战争，被描绘成我军“惨胜”，载入军史的是颂扬我军英勇顽强，战绩显著，是毛泽东的决策英明，损失不可避免。
　　刘家驹历任副连长、副队长、副处长。高瑜在序言中说：因为他有高中肄业的学历，入伍后没有发给他枪杆子，而是让他当了笔杆子。高瑜将刘家驹的人生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参加朝鲜战争和从事军旅宣传。刘家驹自己回顾说：
　　从1957年开始，总政部署全军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同时开展大写革命战争的征文活动。我这个高中肆业生，被团领导推荐到师，还担任了师征文组组长。12军文化处处长特地用总政治部的指示告诫我：下笔不得暴露我军的阴暗面，每篇文章都要紧紧把握住人民军队的“伟大光荣正确”这一宗旨。
　　1964年，《解放军文艺》收编了我。我到编辑部还当了散文组副组长。从基层来到总政，眼界大开，散文组要编发大量的革命战争回忆录，面对着红军时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各类稿件，我走访了不少老革命，读他们的回忆录，和代笔人交流，可歌可泣的光辉业绩都已跃然纸上，但是血腥的、丑恶的史实，只能埋藏在自己的笔记本里。
　　1986年解放军出版社拟了一个为十大元帅立传的计划，其中不能没有林彪。特聘刘家驹撰写林彪传，他采访了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和北京林彪驻地毛家湾的里里外外，最后要采访黄吴李邱“四大金刚”。没想到第一个采访的目标李作鹏，粉碎了他全盘写作计划。李作鹏给公安部写信检举：刘家驹“筹谋为林彪翻案”，总政立刻责令刘家驹停止采访，随后下达了退休令。

　　李作鹏中将被打成“林彪集团主犯”判刑多年，却举报刘家驹“为林彪翻案”。

　　由此开启了刘家驹人生第二个春季。1991年5月，六四反对开枪的七位开国将军之一萧克上将，84岁筹办《炎黄春秋》，聘请两位军旅作家洪炉和刘家驹担任正副总编辑，刘家驹还担任执行主编，他在《炎黄春秋》工作13年。
　　第三个阶段，从2003年开始，刘家驹彻底退休。高瑜说得很形象：72岁的老军人翻开50余年的尘封笔记，曾经必须刀砍斧削的一批“负面”记录，泛着血腥，显露着丑恶，重重地锤击着他，让他必须放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去思考、去批判。
　　高瑜回忆：
　　大约是2010年，刘家驹给我送来一篇1.4万字长文《我经历的朝鲜战争》，是他从文化教员到收尸排排长的经历。志愿军不是“吃一口炒面咽一口雪”的“最可爱的人”，因为后勤补给跟不上，他们抢夺南朝鲜百姓的粮食；为了安全，把带路的南朝鲜人灭口；争抢战友尸体的内脏……这还不是全部，“白大腿好吃”还没有敢写进去。泯灭人性的战争在于它的非正义性。我征得老刘的同意，推荐给何频，发表在《新史记》。至今震撼的影响仍在。

　　明镜集团《新史记》杂志刊登过许多重磅文章，当时因发行量没有上去，这些文章影响不算大，但是随着社交媒体兴起，许多文章获得重生，不胫而走。

　　以上是高瑜的原话，当时我正是明镜集团旗下《新史记》的主编。编发这篇文章，要说“震撼”，首先就震撼了我。他的书收入他记录朝鲜战争的四篇文章，无一不是惊心动魄。正如鲍彤在序言中的评价：“其中有人有事，有生有死，有泪有血。”
　　高瑜给刘家驹这部文集写的序，标题是“军中董狐笔”。南宋文天祥写了一首《正气歌》，其中有两句：“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歌颂春秋时期齐国和晋国的史官。晋国史官董狐不畏权势、坚持直书实录，为千百年来史家以及所有知识分子树立典范。孔子称董狐为“良史”，高瑜说：刘家驹一生最后阶段，用良知与大无畏记录着中国军队和战争，他堪称军中董狐笔。

　　刘家驹被中国著名女记者高瑜称赞为“军中董狐笔”，他的书“颠覆了长安街上的那座军事博物馆”。

　　“光荣的背后”，这个书名起得很贴切，也很有深意。光荣，是谁的光荣？是某个政党的光荣，某个团体的光荣，某个领袖的光荣，还是全民族的光荣，全体人民的光荣？是韭菜的光荣，还是镰刀的光荣？是某个时段的光荣，还是超越时空的光荣？光荣里有没有水份？是不是实打实的光荣？
　　“光荣的背后”更意味深长，“光荣的背后”是什么呢？至少可以品出这样几重涵义：光荣的背后，有多少阴暗面？为了某人某党所高悬的光荣目标，是否采取了不可告人的不光荣的手段？是否挑战了人道、人性、人类文明的底线？“光荣的背后”，驱使军人与民众付出了什么代价？当我们说，不惜一切代价夺取胜利、争取光荣时，我们是否仅仅就只是那个代价？“光荣的背后”，是不是造成了、留下了深远的、严重的后患？

　　　　刘家驹《光荣的背后》，封面很朴素，内容很震撼。

　　为所谓“光荣”付出代价，其实长津湖战役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但刘家驹没赶上，他赶上的是上甘岭战役，于是只写了《上甘岭是肉磨子》。他说：“我坚信，我的记述更接近真实。”
　　文中说，五圣山如一尊巨佛盘坐在平康平原的南端，山高1061.7米，山前有两个突出的小高地，像是巨佛的两个膝盖，右边的高597.9米，左边的高537.7米。敌我43天的争夺、拉锯，就一直在这3.7平方公里的两个山头上。
　　这场战役刚结束，志愿军总部举办战役展览会。刘家驹去参观了一天，看到从上甘岭战场537.7高地取得一平方米的土，厚度有30公分，土层里有2300多块弹片，还密布着人的碎骨。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炮灰”。人的死有天葬、土葬、水葬、火葬……而在上甘岭是炮葬。

　　电影《上甘岭》很早就拍成上映。被中共当成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的教材。

　　志愿军15军、12军以6万人血肉之躯，抗衡美7师和韩2师3万人进攻。美军用了16个炮兵群，280门大口径火炮，150辆坦克，发射190万发炮弹，3000架次战机，投下5000枚炸弹，我军以两个炮兵师百门火炮，用了40万发炮弹还击，敌军死8千，我军死两万五。毛泽东赞扬说：“历史上没有攻不破的防线，上甘岭防线没有被攻破，这还是奇迹。”刘少奇也称颂：“上甘岭开创了一个世界纪录。”
　　毛泽东与刘少奇讲的就是“光荣”。但刘家驹说：奇迹也罢，世界纪录也罢，都来自我军将士的数万具尸骨，而我军用超过敌人数倍的牺牲，换来的是“美国不过是纸老虎”的自欺欺人和自我膨胀。

　　饥寒交迫的志愿军战士在吃炒面。

　　刘家驹写道：秦基伟率领的15军，阻击半月就遭到了重度伤亡。兵团副司令王近山再也不能容忍秦基伟的人海战术，令他把阵地交给李德生的12军。解放战争时期，王近山和秦基伟都是第二野战军的纵队司令，王打的仗，仗仗漂亮，电视剧《亮剑》就是以王的经历为背景编的。淮海战役后，王升任三兵团的副司令，司令是陈赓，未到职。王是秦的上级，一再忠告秦，美军打的是消耗战，要多使用小兵群对敌，保存战士生命。秦似听非听，他杀鸡非用牛刀不可，王在关键时刻，不得不使用自己一手培养的12军，任命12军副军长李德生担任上甘岭前敌总指挥。
　　李德生12军接替秦基伟15军之前，先带师团干部观看了15军在579.9高地的攻防战。
　　15时整，我军火炮齐鸣，15分钟就发射出13000发炮弹，579.9高地火光闪闪，浓烟滚滚。15军一个营分成多路上去了，敌人反应很快，趁我军立足未稳，他们的数百门大炮也发出剧烈的吼声，高地上又是一片烈焰火海，石头土块伴着人的肢体冲天而起。

　　朝鲜战争中中国军人伤亡极大。

　　刘家驹写道：仅10分钟，美国人的炮火停了，硝烟散开来，我们上去的一个营不见了，在土层中还有几只抖动的手臂。敌人一个营成散兵线上来了，在半人深的积雪中爬行，刚爬到我前沿，我们反击的炮火又呼啸而去，团团硝烟覆盖了山头，覆盖了敌群，几个活下来的美国人，连滚带爬地溃逃下去。我们又上去一个营，几百人像群蜂出巢，敌人的炮火依然是铺天盖地，霎时间，我们的营又在火海中消失……
　　15军的人海战术，让观战的12军干部们看得发怵，都摇头，这种阵仗在国内战场谁都没经历过，李德生心里更沉重，说不能再打这种肉磨子战了。要改变战术，用添灯油的办法去打。李德生的话简单明了，又很形象，一座小高地你争我夺，确实像在推磨，敌人用钢铁大磨盘把我们的人碾碎。李提出用添灯油的打法，用班排、单兵对付大举进攻的敌人，和敌人打消耗战，这是最经济的打法。

　　志愿军付出大量伤亡的代价，最终守住了上甘岭。

　　午夜，579.9高地移交给了12军。上去的是8连135人，他们按照李德生的意图，分散兵力，在各个阵地只放小组、单兵，单打独斗，人自为战，倒下了，由后面上来人“添灯油”。终于顶住了一天的恶战，打退了敌人13次进攻。伤亡95人。
　　李德生指挥打了25天，12军只耗损4671条生命。比秦基伟多打了7天，人少死1万5。有句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在上甘岭战役中可以改成：兵傻，死一个，将傻，死一窝。
　　李德生在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中是12军副军长，1955年授勋，他当了少将——那一年，授勋十个元帅、十个大将，55个上将，175个中将，多少个少将呢？798个。十多年过后，到了文革初期，李德生只是12军军长。但是1967年，李德生时来运转，青云直上，让所有人都瞠目结舌。

　　　　李德生的仕途多年踏步不前，但1967年后青云直上。

　　他在1969年先被调进北京当上总政治部主任，在这一年的中共九大上不仅进入中央委员会，还当上候补政治局委员；1970年年底，毛泽东召见他，要他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毛泽东到晚年，心思转得像风车一样快，本来李德生在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之后是继续获得重用的，他是二野的，并不是林彪四野那个山头的，1973年的十大，他更上一层楼，进入政治局常委、当上中央副主席。
　　但是好景不长，十大开过没几个月，1973年年底，他就被调任沈阳军区司令员，1974年，文革新贵王洪文在京西宾馆主持召开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批评帮助李德生、许世友等人。李德生是“重点的重点”。王洪文在会上说：“对于批林批孔中各地揭发的问题，主席说，‘除若干同志外，有少数同志或多或少有些问题’，这个‘或多’就是指的李德生！”王洪文、毛远新列举李德生“销毁黄、吴、李、邱的黑材料”等十几个问题，要李德生交代。李德生1975年1月十届二中全会上申请辞去党的副主席职务。
　　《光荣的背后》这本书中，有一篇《文革鼙鼓动江淮》，讲述李德生受命于危难之中，平息安徽文革动乱的故事，这一段是李德生青云直上的初期，刘家驹那段时日还在12军内，通过亲身经历，见证了这一段艰巨复杂的军管岁月，也见证了“光荣”究竟是怎么回事。

　　李德生在文革中主政安徽，平息武斗，恢复生产。

　　安徽的武斗，是从1967年元月造反派夺了省委大权开始的。一派认为夺权“好得很”，人称“好派”；一派坚决反对，认为夺权不搞大联合是“好个屁”，人称“屁派”（P派）。双方打得不亦乐乎。
　　中央军委紧急命令驻苏北的12军进入安徽全面军管，任命12军军长李德生兼安徽省军区司令，接管安徽省军管会；又任命李德生为南京军区副司令，在安徽的各军兵种驻军，都听命李德生统领。
　　我在文革时是武汉的初中学生，耳闻目睹过大型武斗——保守派与造反派的武斗，造反派中激进派和稳健派的武斗。武汉的武斗很少动枪动炮，多是长矛木棍冷兵器。而刘家驹讲述的芜湖、安庆、合肥、淮南等地两大派，都是热兵器甚至重火器。他说：武斗大乱之所以那么难于制止，因为两派背后，都是现役和退役军人在指挥。像芜湖P派的武斗总指挥程明远是芜湖民政局局长，早在1931年就是红军干部、县委书记。当年在鄂豫皖指挥一支30多人的小游击队，拿大刀片子杀出来，现已掌握了P派的百万武装力量。

　　文革中各地大型武斗一度不可收拾。

　　再比如淮南，两派的武装力量都是按班、排、连、营、团、师、兵团编成。P派头头张家祥原是国共内战中共军侦察排长，他手下的李参谋长原是共军连长，打国军时是“踩着遍山的尸体上到山头的”。刘家驹问P派头头张家祥：“你要打进淮南，准备出动多少人？”张家祥说：“四个兵团，一百万人！”刘家驹很感慨：侦察排长造反半年，混成了十万造反大军的总司令。共产党能冲杀的军事干部，大都出身游民阶层，张家祥就是这一类型。

　　江青提出“文攻武卫”。图为她1967年8月接见安徽红卫兵。

　　刘家驹也随同李德生去了安庆。南京军区空军副参谋长宗书阁、东海舰队后勤部副部长，是这里武斗各派的后台，战斗一触即发，李德生亲自出马扑灭正在燃起的战火。召见了当地两派大佬，一派的作战总指挥原是20军60师参谋长，参加过苏中战役和孟良崮战役。另一派的总司令，是安庆军分区宣传科杜科长。
　　李德生部署缴枪行动，全省收缴了20多万条枪、数十门炮。热兵器的武斗得到平息。这应该说光荣了吧？但马上刘家驹就让我们看到了光荣背后的荒唐。他说：
　　一场动乱后需要社会稳定，省军管会根据中央精神，“清理阶级队伍”。仅半月，全省揪出各类“反动分子”十多万人：该管制的、该判刑的、该枪决的……刘家驹到安徽省体育场去看公审大会，十多个“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押到后台，一个青年犯人被推下囚车就高喊：“冤枉，我没有罪！”几个战士跳下车把他按在地下，一个公安上来掰开犯人的嘴，另一个公安从口袋里掏出把钳子，伸到犯人嘴里夹住舌头，拉了出来，又从口袋里掏出根像筷子粗的竹签子，从舌头中间猛插下去，钳子松了，舌头给别在嘴唇外，鲜血不住地滴。犯人动弹不得，只能从喉管里发出呜呜的吼声，三个战士他拽起来连推带拉拥到主席台前和其他犯人跪在一起。13个犯人用卡车拉着游街示众，然后拉到东郊刑场。

　　文革中大批处决“反革命”。

　　枪毙人是公开的，一人头上给一枪，暴尸三日。“反革命家属”来领尸，还要交一毛五的子弹费。刘家驹打听到，那个舌头被插竹签的犯人是地主家庭出身，罪行是攻击林副主席，说他秃头斜眉像个奸臣。
　　到1968年春，“现行反革命”杀得差不多了，又从劳改农场、工厂矿山的劳改队和监狱清出一批关了十多年的“老反革命”。中央要求全国各省每月都要杀一批，保持镇压势头。一次，刘家驹有事要请示李德生，他正在公检法大楼开会，坐在首席，面前放列一摞卷宗。他要拍板明天杀哪些人。

　　李德生在文革动乱岁月中提着朱砂笔下令处决了很多人。

　　刘家驹写道：我看到李德生翻着卷宗，念念有词：×××当过保长，思想反动，又调戏过妇女，可以杀。
　　李翻一页：×××是书记长，罪恶不大嘛，是不是留一留，放到下个月再议。
　　李又翻开了一页：×××当过乡长，破坏统购统销，还贪污公款，这人也可以杀；×××地主，反攻倒算，搞过敲诈，可以杀……
　　公检法办公室主任李练恒悄声告诉刘家驹，他们在全省管的犯人有20多万人，都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在白湖的劳改农场，就关了七万犯人，他去挑选过三百多可杀的供每月上报做备用。
　　刘家驹问：“你们杀人的程序就这么简单，为什么不让法院来审理呢？”
　　“我们公检法是三家一块牌子，一统天下，过去监督、审理、判决有分工，现在全由我们军队决定，李主任来只是复核，省人省事。”
　　李德生每月例行的公事，差不多用了个把小时圈点完了，掉过头问坐在他身边的公检法革委主任张铭法，李说：“一共多少了？”
　　张主任回答：“有23名了。”
　　李又问：“浙江这个月杀多少？”“27个。”“江苏多少？”“25个。”
　　李德生说：“够了，我们不要去超过人家，就这么定了。”
　　第二天在《安徽日报》头版下角刊登了处决历史反革命的消息，罪名是统一的：“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清仓式的月月杀“反革命”，是中央文革的战略部署，要让人们念念不忘“阶级斗争”。李德生仅是提朱砂笔画勾。读刘家驹的书，让我想起明代诗人沈明臣的一句诗：“杀人如草不闻声”！在那个年月，人命不如草，人血不如水。这样用人命堆起来、用鲜血凝结的“光荣”，究竟有什么可夸耀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