湮灭之城

从2017年起，围绕北京中轴线申遗，“大会战”般的百余项文物修缮工程相继启动，大批重点文物、历史建筑开始腾退，文物保护及周边环境治理全面展开……

自此，又一场倾举国之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大戏开始上演，其“制度”的“优越性”也又一次一览无余。

2022年11月，新版中轴线遗产“全景图”公布，遗产的核心要素共计15个：（从北到南）钟鼓楼、万宁桥、景山、故宫、端门、天安门、外金水桥、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正阳门、中轴线南段道路遗存、永定门，再加上对称布局在中轴线两侧的太庙、社稷坛、天坛、先农坛。

照理说，我是最应该支持这一宏大的“申遗工程”的。因为，中轴线上钟鼓楼与万宁桥一带，正是我从小生活和长大的地方。倘若按照诗圣杜甫所感叹的“人生七十古来稀”来计算，那一带的市生活几乎占去了我一生中的四分之一时间！毫不夸张地说，成年以前我所拥有的全部生活记忆，全都遗洒在这里的院落、胡同以及街面的各个角落。

我对这个地界儿充满感情。

既如此，“申遗”又是长脸的事儿，为何还要质疑？

众所周知，现如今的北京：曾经留存完好的城墙，毁了；大部分经过多次修缮的城门，拆了；100年前艺术史学家、瑞典人喜仁龙为之赞叹痴迷的北京都市之美，尤其是城门与城墙之美，已然不再。从设计恢弘、布局完整的文化遗产角度看，北京旧城作为一个整体，早已残缺不全。

而这一切的毁坏，几乎都在1949年以后。

不是毁于地震，不是毁于战争，而是和平年代遭遇的人祸！

毛泽东在1949年中共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曾自豪地向全世界宣布：“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说干就干，大刀阔斧的对旧世界的破坏开始了。

破坏，何其简单！我曾亲眼目睹1968年西直门的拆除，一座完好的城池，几乎在一夜间便被夷为平地，只剩下砖头瓦砾，满目怆然！

北京，这座“展现出的举世无双”的壮美古城，侥幸逃过了日本占领，又逃过了国共内战，最终却注定还是在劫难逃，在一浪接一浪的“荡涤一切旧中国的污泥浊水”的城市改造以及包括文革在内的一系列运动中，大部灰飞烟灭！

如今我们正在见证的，是一个奇特且荒诞的轮回：

先毁之，再抢救，接着再申遗。真可谓：拆起来不容置疑，挽救起来理直气壮，申遗时慷慨激昂。里外里，既赚足了面子，又增加了GDP，还能借商业旅游资源的开发财源滚滚，其乐融融。

于是，一个个充分体现了当今官员个人素养与水平好恶的各项改造与重建“杰作”不断闯入人们的视野，那些品味低下、土豪气十足的不伦不类的建筑令人惊诧，怎么看都是一种质量低劣的赝品感觉，完全不见传统文化的凝重，更与文化遗产绝缘……

放眼四望，当今此类“文物古迹”充斥于各个旅游景点，或造型奇特、制作庸俗，或无中生有、牵强附会，相比之下，北京还算好的。只是如此一来，原本平静如水的生活常态再起波澜，中轴线亦无例外，中轴线上前门外的街面改造，鼓楼、万宁桥、地安门一带现状的尴尬，正在于此。

这一切，倒是与当今的大环境毫无违和感。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此次中轴线申遗打出的第一块招牌，是当年力主政府“刀下留城”的已故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对北京旧城与中轴线的著名点评：

“凸字形的北京半是内城，半是外城，故宫为内城核心，也是全城布局的重心，全城就是围绕着这个中心而部署的，但贯通着全城部署的是一根直线，一根长达8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了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是由这条中轴线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型或空间的分配都是这中轴，以这中轴为依据的气魄之雄伟，就在南北引申一贯到底的规模。”

当时，以梁思成夫妇为首的区区几人，曾竭尽毕生之力大声向政府喊话：请务必保护住北京城的完整性！那是不可再生的无价遗产！

可惜，响应者寥寥，决策者更是在狂热中头脑昏昏。

那还是在1951年4月，当时北京古老的城墙和城门，包括中轴线上的地安门、天安门广场建筑群、永定门，以及前门外、地安门外的旧城风貌大部还在。

不给喘息的机会，没有认真的思考，更谈不上反复的论证权衡，新中国建国伊始，北京城规划即出：我们要全面学习苏联，把北京建设成为一个生产城市，而且要优先发展重工业。我们要依据同心，同轴的旧城改造方案，将人民首都与封建古都相重合……

所有的不伦不类，从此而起。

有人忆起当年这样的一个场景：

1952年8月15日，北京市第一届第四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开会，下午最后一个议题是讨论拆除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提案。据参加会场外围服务的人员金铮和郭旃介绍，15日下午，梁思成的夫人林徽因（她不是代表）来到会场外，请求进入会场去照顾梁思成，未经允许，同意她在门口外等候。在讨论拆除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提案的时候，梁思成发言的声音很大，他说：“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如同我的两臂，拆除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就如同砍掉我的两臂，既然大家都同意拆，那就拆吧，不过，希望能在中华门北面重建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他还说：“既然长安左右门都可以拆，如此看来，东西长安街上的两座牌楼也难存在，索性将长安街的两座牌楼也拆掉重建在中华门北面。”林徽因在门口听到梁思成的发言时非常焦急……

倘若当年政府能够采纳1950年2月由梁思成和陈占祥联名提出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那么今天的北京城将会是古老完整的北京旧城与新建的现代化北京新城彼此观照、交相辉映的局面！

可结果呢？

梁思成和陈占祥相继受到政治迫害，从此淡出了北京城市规划工作。可叹这座举世瞩目的数百年老城，从此被拆得七零八落：

当年拆除工程中首当其冲的，就包含有中轴线上的若干重要建筑，它们如今早已不复存在：

1）地安门及雁翅楼：1954年底至1955年2月，以整治道路交通为由被全部拆除。

2）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中，先后被拆除的有：长安左门、长安右门（1952年8月），正阳桥五排楼（1955年），中华门、千步廊、棋盘街（1959年）

还有上表中列出的永定门。

至于中轴线北段和南段道路遗存，还留有些什么（重建的不算）？多年生活在那里的老北京人都知道。

相反，此次申遗中代替这些消失物的，还有1949年以后新建的建筑，如人民大会堂、国家博物馆、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等。

荒诞的是，当年主动破坏这些文物遗产的，与今天向世界申报文化遗产的，竟是同一个主体？事情就是这样的滑稽！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像炸毁阿富汗巴米扬大佛的塔利班，转眼竟改头换面，冠冕堂皇地为巴米扬大佛申起遗来！

话虽尖刻了点，难道不是这么个理儿吗？

这一拆一建之间，可曾有过痛心疾首的悔恨和幡然醒悟的变化？

没有！没有起码的责任担当！没有本该具有的深刻反思！更没有一句向全体国人、特别是老北京人和已故的梁陈的任何道歉！

当然不会道歉，“伟光正”是从不犯错的，一切都是别人的错！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美其名曰：否定之否定，这是唯物辩证法颠扑不破的真理！况且，当年拆是正确的，如今重建也是正确的。正如同视百姓为草芥的大封城和大撒把一样！充分体现了“既要......又要......”的矛盾“辩证”关系。

于是，我们便看到了上述所说的轮回：

将真正具有保护价值的世界文化遗产尽毁之，然后再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地动用“民脂民膏”，重新修建起赝品，之后又以“雄辩”和不容质疑的申遗理由，去获得世界对这些假文物的认可和保护。

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当今破坏文物的现象并未停止，有关某地拆除老车站、老教堂、老建筑的报道不绝于耳，屡屡发生！

如果愚蠢可以一以贯之，那么最高领导一句话，一拍脑袋，打着“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幌子，所有的一切皆可毁之，申遗又有什么意义？保护岂不成了一句空话？

所以，这种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还是免了吧，减轻点百姓的负担比什么都强。

再说说文化遗产的标准。

论到申遗，我们的确需要对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有起码的了解。

显见，世上存留的遗产建筑越是年代久远就越容易损坏，或因风蚀、雨淋、地震等自然灾害，或因人类战争与恐怖主义活动等等。因为存在损毁，所以需要保护，也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修复”和“重建”。

传统意义上的“文化遗产”特指物质文化遗产。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它包括：

1）历史文物：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建筑物、碑刻和雕塑、书籍、书法与绘画、具有考古性质成份或结构、铭文、洞窟以及联合体。

2）历史建筑：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单立或连接的建筑群。

3）人类文化遗址：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等区域。

据此，早在1964年，聚集在威尼斯的一批遗产保护专业人士，起草了一套准则，为历史文物的保护和修复提供了一个通用的国际框架，即：《威尼斯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简称《威尼斯宪章》。

《威尼斯宪章》对“修复”的表述是：

“修复过程是一个高度专业性的工作。其目的旨在保存和展示古迹的美学与历史价值，并以尊重原始材料和确凿文献为依据。一旦出现臆测，必须立即予以停止。此外，即使如此，任何不可避免的添加都必须与该建筑的构成有所区别，并且必须要有现代标记。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修复之前及之后必须对古迹进行考古及历史研究。”“然而对任何重建都应事先予以制止，只允许重修，也就是说，把现存但已解体的部分重新组合。所用粘接材料应永远可以辨别，并应尽量少用，只需确保古迹的保护和其形状的恢复之用便可。”

而重建，是指原有建筑已毁，且全部或绝大部分构件已不存在，无法实施修复措施的建、构筑物以其原有的名称，采取同样的式样，在原来所在地点进行的重新建造活动。

就文化遗产的保护而言，对破坏后的文物抢救在多数情况下应属于修复，而非重建。又因为重建不具有历史的真实性，无法等同于原建筑，也就失去了被保护的价值。

1964年距今已近60年，其间，人们对文化遗产保护对象的认识在不断发生着变化，这些变化深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

比如，从开始强调古迹的“活态”，进而倾向于把保护的对象看作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再到将保护看作一种对于时间和变化的管理。

随着这些变化，重建的概念越来越模糊，讨论的问题也越来越复杂，人们则越来越困惑。

我不知道，一旦物质文化遗产失去了最重要的观察点——时间，那么衡量的标准是什么？就像中轴路申遗，将500年前的东西与1949年以后新建的东西打包成一个统而论之，人们会怎样去定义“遗产”？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重建”成为一种模棱两可的表述：“在特殊情况下，如果重建是为了反映维持文化价值的使用模式或文化习俗，并且是基于完整的文件而不是依靠猜测，那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会谨慎地接受重建。”

什么意思？弄不明白！就像看不懂LGBTQ怎么就成了不容指责的“政治正确”一样！

结果，原本清晰的、从物质文化遗产不可再现的保护价值角度对“重建”的拒绝，变成了面向更多的“价值”诉求导致的对“重建”的宽容。文化遗产及保护就演变成为多样化的含义：

1）目的在于延续对相关事件和人物记忆的纪念物重建，虽然记忆本身对于社会而言具有价值，但重建之物的价值与新建之物并无大的区别；

2）尽管重建的建筑使用了原有建筑的名称，但其主要价值在于通过名称延续人们对特定人物、文学作品的记忆，所以作为一种景观，只具有观景和点景的作用；

3）对业已消失、毁灭建筑的仿写，只反映了当代人们对于已消失的建筑的研究，以及通过重建来帮助人们认识、理解特定场景的空间和环境氛围；

4）作为传统建造活动的延续，本身是一个文化发展的过程；

5）与4）类似，重建的建筑既是一种传统文化延续的结果，也是这种传统文化的载体；

6）本身是一种修复活动，重建是为了改善建筑群的完整性。

文化遗产和保护概念的扩展，就集中体现在4）和5）上。这恰恰被用作为中轴线申遗的价值依据。

既然如此，我们自然要问：

怎样才算作传统建造活动的延续？建造一座新的纪念堂、纪念碑算吗？新的大会堂、博物馆算吗？如果都算，那么是否意味着，埃及、伊拉克、希腊、罗马以及任何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城市的新建筑也可以以“文化遗产”的名义一直“延续”下去？

作为一种文化的发展过程、一种持续变化的过程，我们有无清晰的衡量标准？请问从皇权专制文化到强调“民主与科学”的民国，再到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党”文化，这些算不算是持续变化？众所周知，1949年以后，但凡传统的东西，从来都是被批判、被清理的旧的“残渣余孽”，中华传统文化早已出现了人为造成的断裂，那么我们通过中轴线遗产保护，想要再现的是哪个年代的文化传统与风貌？想要延续的又是怎样的文化传统？

倘若想要延续的文化传统与人类文明和主流价值完全相悖，那么继承、延续这样的传统是否有害？它可以被世界广泛接受吗？

如果上述问题有答案，那么中轴线这一载体究竟是否能够有效地匹配和承载这种传统的延续？

如果说天坛表达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关系，故宫体现出500多年前中国建筑艺术上的卓越成就，那么中轴线的核心价值究竟体现在哪里？

且看中轴线申遗文本编制团队的负责人、清华大学教授吕舟是怎么说的（大意）：

北京中轴线的价值体现在：

1）它反映了中华民族传统的礼仪观和秩序观。它强调的是规矩，展现的是一种国家秩序，而这种秩序我们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的周礼和武王伐纣时期，这种秩序观并不因为时代的更迭而改变，它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因而具有极强的构建国家秩序的象征意义，并进而体现在中国理想都城的秩序和城市形态控制的思想上。

2）它体现了“以中为尊”的民族审美意识，即：一切围绕着中心来做，规规矩矩，稳稳当当，在此基础上去追求综合均衡与对称之美。

3）作为元、明、清及现代中国首都的核心，它见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和文明道统的传承，体现了中华民族信仰的包容性和多元的社会生活。

4）它见证了一个延续至今的国家礼仪传统。比如祭祀，敬祖，钟鼓楼报时，皇帝登基，皇后册立，国家庆典等等。总之，作为始终的文化和礼仪核心，改变中国历史发展走向的许多重⼤事件都发生在中轴线上。

5）它见证了业已消失的城市管理方式。

吕舟还认为，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中国世界遗产的实践，展现了推动社区参与保护、在保护中复兴文化、推动地方可持续发展等鲜活经验。这些经验一定会对世界有所贡献。

如果把上述文字理解一下，那么中轴线申遗所具有的文化价值就是：

强调中央集权下的秩序、规矩与方圆，继承一切围绕中央，一切“定于一尊”的皇权传统。想要重现和复兴的，是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

其实，围绕整个中轴线的申遗皆可视为“国家”的利益建设，当然还有如何讲好今天的中国故事。

至于中华民族信仰的包容性和多元的社会生活，以及敬天法祖的仪式传统，今天的我们还谈得上吗？放眼今日之中国，既无信仰包容，亦无多元社会生活。作为无神论者，更与通过祭祀表达敬天法祖的传统格格不入。有的只是：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包括信仰，包括法律，包括一切黎民百姓，甚至包括每个人的思想！

如果说保护是指对植根于文化传统的重建行为，而这种重建行为反映了对于已毁建筑的记忆和价值的认同。那么作为一种追念，恐怕也只有历史文化意义与价值可言。

一旦想要让它去为当代统治者服务，那么反映重建时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观是什么？它应该被发扬光大吗？进而，这样的价值观又能得到当今人们多少的认同度呢？

吕舟无疑是位专业人士，作为校友我也尊重他，抛开他为体制代言的部分不论，他的专业语言值得重视：

在当代文化遗产保护的语境下，重建活动具有了一种试图重现已消逝的重要历史建筑形态或价值的动机。作为对集体记忆或文化传统的尊重，特别是当重建本身有助于传统文化的延续，这种重建就具有了文化传承和保护的意义。

看似什么也没说，又好像什么都说了。

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所要继承、延续的文化传统究竟是什么？它与人类文明是相向还是相悖？如何评估它的价值？其价值又是否可以通过中轴线遗产的保护加以实现？

喋喋不休，貌似回答了一些问题，又似乎什么也没说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