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班车

户籍制把国人分成了两大群体:城镇户口（居民）和农村户口（居民），即城里人和乡下人。在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之间设置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鸿沟。

城镇居民享受衣，食，住，行等生活上的便利。有丰富的文艺，体育活动。特别是享有在教育资源和就业等方面的特权。在大饥荒年代，粮食和肉，油等付食有定量供应。虽然不充裕。但是有保障。

农村户口把农村居民拴在农村，成了乡下人。乡下人只能从事农业劳动。享受不到上述城里人的生活，教育和工作待遇。大饥荒年代，自己耕种收获的粮食被过多的征收了公粮,因而留给自己的口粮不足而饿死很多人。

有了户籍制，人们被户口本拴住腿，就不能随便移居。在北京，没有户口而居留的叫“盲流”(盲目流动)，由政府拘留，然后遣返回原籍。

如果农村居民外出到城里探望亲戚，需要所在地公社开具介绍信。如停留三天以上，要到城镇街道办事处办理临时户口。可见对人口流动控制非常严格。

所以绝大多数乡下人都盼望转成城市户口，俗称“农轉非”。主要有以下三种渠道：

第一，考取大学，毕业后即安排工作而成为国家干部。

第二，当兵提干。以后可以轉业留城市工作。如果不能提干，只能复员回农村。

第三，与城里人结婚。如果这个城里人有本事，苦熬多年后，有可能解决你的户口问题。

俺工作的设计所，这三种人都有。最艰难的是几位农村出来的大学毕业生，虽然自己轻松的做了国家干部，成了城里人。但是由于和农村姑娘结婚，却不能到城市一起生活。为了老婆，孩子能得到城镇户口一起生活，只好全家窝居在集体宿舍多年。然后由农村开具证明，说明无法在原居地生活，才能转为本所落户。但是不会安排工作。只能在基建或环保单位做临时工。生活非常艰难。一个小县城都如此困难，要去大城市可想而知。

反之，城里人如果被打成反革命或右派，则被剥夺城里人资格而被发配到农村劳改成为了乡下人。例外的是文革中千万中学生在伟大领袖的号召下，“自愿”上山下乡接受贪下中农再教育。文革结束后，又迫不及待返回城市。看来还是不愿意做乡下人。

其实，城里人也是分三，六，九等。北京，上海的户口本是一等的。省会城市户口本是二等。其它从大城市，中小城市到县城顺次排列。如果你因为结婚或亲属团聚要移居到另一个城市。从高到低等一般没什么问题。而要从低等到高等，就需要有相应的能量(能力)。

俺在1969年12月从济南军区部队农场到所分配的设计所报到。两年后结婚。设计所原来在海边大城市。文革中因为“美帝，苏修亡我之心不死”，为防止敌人的攻击，军工企业一律内迁到三线。于是本设计所迁到湖北省一个离县城还有十公里的叫做海慧沟的山区。全部是新建的简易办公室，实验室和住宅楼。

而老伴的工作单位在北方省会城市。当时並无休假这一规定。只有夫妇居住异地，每年一次探亲假，为时三个星期。路上单程就要二天。特别是有了女儿后，老伴一人带孩子和工作，极为辛苦。因此想调动工作到一起生活。

向领导提出调动工作的要求后，得到的答复是：只能把老伴调到湖北三线的俺所工作。不能把俺调到老伴的城市。因为那是省会城市。无法解决户口问题。一直拖到文革结束，大学恢复招生考试。总算看到一线希望。回到考场，考取研究生。又把专业从军工改为土木工程。认为当时国家百废待兴，这个专业是急需的，大有发展前途。

辛苦三年，临毕业时，毕业方案中把俺分配到湖南长沙的一所大学任教。虽然离开了三线的小山沟，但是仍然没有解决夫妇两地分居的问题。导师对此很关心 專门写信把俺推荐给老伴所在城市一所大学的教授。该教授同意接收后，由该大学向教育部发伩，将俺的毕业分配方案改到该校。一个大难题终于解决。到校报道后，数月后评级为讲师。享受科级干部待遇。分配一套二居室住房。一家三口终于团圆。当时女儿已经九岁了。

这是俺唯一一次走后門。得益于两个原因。一是两位教授都是业界的著名专家（后都当选工程院士），有影响力。二是当时正值文革刚结束。国家处于破旧立新的时期。因此人们思想活跃，政治宽松。政府机关办事也比较人性化。

离国三十多年，对国内情况了解不多。但是户籍制度没有取消。现在农村人口进城市工作叫农民工。即使开了公司当了老闆也叫农民企业家。因为没有城镇户口，他们无法享受城里人的待遇。子女也不可能就读城市的公立学校。受人岐视，在寒冬季节，被称为“低端人口”而驱赶出北京。

老伴的一个侄女，硕士毕业后加入华为工作。分配在北京的办公室。但是只能把户口落在深圳，而没有北京户口。连华为这样的大企业职工都如此。其它中小企业的外境可想而知。 

综观以上，户藉制拴住你的腿，限制了人民的迁移和居住自由。特别是在城镇户口(居民)和农村户口(居民)之间人为的筑起一道鸿沟。对农村居民设置种种限制。使他们受到歧视。这样的专制法规在旧中国没有，在全世界其它国家也没有（不知金三胖的北韩如何？）。应该彻底根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