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安澜：读杨奎松《革命》札记（一）

时焉、运焉、命焉？！

几乎同一时间，一大前后，五六个带有共产主义色谱的准马克思组织诞生啦。而今天在我们这些普通人的认知里，却“一大”独大而不知其他。解放后，周恩来在看了《东方红》的排练后对剧组提出要求说，要突出“秋收起义”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周总理是个八面玲珑的角色，他这么说，听的人也心领神会。只是不知道后来怎么没有把秋收起义的日子定为建军节。

“一大”独领风骚，光芒完全遮蔽了其他，最大原因当然与其后来成为革命正枝有关。但更大的关键我认为还是因人成事。从“一大”走出来的几个角色，后来都成了中国历史上领袖群纶的关键性人物，各有造化，各领风骚、各擅胜场各数年。好像流传有这样的传说，说建国后，老人家问董必武“一大”的具体日子，董老说回忆不起来了，于是老人家就大笔一挥，定了个七月一日。

我们知道，办酒席请喜酒，最最要紧的是刀勒，噢，当时叫卢布。维经斯基和马林，是带足了卢布来到中国滴。请客吃喜酒，不但不要份子钱，还倒贴路费，有天下一等一的好事，换现在，都是小脚甩到屎眼里——争先恐后的。相比较《浮生六记》里沈三白去寻访父亲的一位故友谋个营生，路上饥寒交迫，有一顿没一顿的，读着替他揪心.。真理都是朴素的，这个世界最大的真理就是俗话说的“有钱能使鬼推磨”。鲁迅跟梁实秋他们论战的时候，梁实秋一伙隐晦的指摘鲁迅拿卢布。虽然鲁迅拿没拿是一桩历史公案，但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革命卢布的充实程度。支撑革命的卢布渗透到左翼人际脉络的毛细血管当中，所以像没有资历的诸如小潘汉年这类都以职业革命家谋生。在风云交替的年代，有钱，不怕招不到亡命之徒。再怎么坚定信仰的人，也要用钱来吃喝拉撒。在银子面前，谁都得喊一声“爹”。如此，革命焉能不胜！

不读不知道，一读就思多了。读书多了，自然也就会瞎想八想。至于脑袋灵不灵光，就另说了。有人把想变成思，叫思想；有人把想变成屎，叫屎想；有人把想变成死，叫死想。各人读书的资质不同，读书的收获也天差地别。好多年前，我读过一个李姓知青写的《我在缅共二十年》，其中提到印尼共总书记的一对双胞胎女儿流亡缅共的故事，曾经心里好奇，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都喜欢输出革命，或者说，都有输出革命的传统，而且输出革命的力度不恤血本。读《革命》才明白，苏共在上台以后成立的所谓的第三国际，是马克思思想的基因里带来的，而列宁为了要证明马克思主义底层革命逻辑的正确性所做的艰难探索。用列宁的话说，就是：“一切被压迫民族的解放，除了与革命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除了苏维埃政权战胜这些帝国主义之外，将别无出路”。共产党的基因里曾经以为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而中国、或者说东亚共产运动的鼻祖，是对东亚文化和经济社会都比较精通的这位马林带来的。对于得到蜜糖的来说，马林堪称活菩萨。中国共产党，当时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是国际共运的一部分。只是后来因缘际会，做大做强，一俊遮百丑，起家的黑历史也就没人敢提了。呵呵，看过王凡西的《双山回忆录》，郑超麟的回忆录，看过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布哈林的《岁月》，托洛茨基的《毁灭》，,或者可以这样认为，每个人、每个国家、每个族群，多多少少都会走上一段通向奴役之路，然后才能自强、新生。《为奴十二年》，有了痛苦的经历，才会长记性，才会凤凰涅磐。

民国百年的时候，有人说，为什么国民党总是搞不过共产党。这是一个好问题，也很难回答。第三国际开张以后，为了阻遏英美日势力，苏俄和孙中山一拍即合，从援建黄埔军校起，到北伐先罗易到后鲍罗廷组成25人之众的军事顾问团，指导甚至指挥北伐。以现在看一百年前的孙文，好像被美颜过滤出来的赵雅芝，但如果你轻轻抖去历史的美颜镜，你会发现孙文从始至终是一个权力的机会主义者，“典型的革命功利主义”。其私德公德远没有那么光辉灿烂，并非如教科书写的那样漂亮。其对党徒的控制，是松散型的。其人在的时候，凭的是个人威望凝聚众心；其死之后，派别林立，各自捣鼓自己的小九九，特别是对于国民党基层组织的建设，更是散漫，这也造成接收日本投降让出的资源时，国民党的接收大员贪得无厌，臭名昭著，以至于49年失去民心已而失去大陆。正因为不能做到管天官地管生殖器，所以胡适才有那句“有面包没有自由”的著名论断。

纵观世界政党，虽然并不是“所有政党都像共产党那样高度集中和组织严密……对大多数政党来说，有一个具有高度政治能力和献身精神的组织中心，就足够了”。作者这样论述政党政治，但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是问鼎天下的三大法宝。两相对比，国民党做的都不够好，堂堂的一个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竟然被自己的拜把子老弟囚禁起来兵谏，这睽诸历史，虽然不乏史陈，但也是鲜有案例。可见其人的疏忽和大意。而蒋氏号称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刚起家在徐州的时候，还是许崇智的参谋长出身。参谋长制订作战计划要事无巨细考虑方方面面，严格要求就是苍蝇的雌雄蚊子大腿的粗细都要考虑照顾得到；而日本士官学校培养被兵谏的将领，这出糗事传到日本，想都不要想，士官学校第一要做的，就是把蒋氏除名，不承认有这么个学生。十足的丢脸啊！

那个蓝封面的《一个叛徒的自述》，讲张国焘不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横个持保留态度竖个持不同意见，为此，还同当时的第三国际、同陈独秀闹意见，以至于去东方大学和后来的中山大学学习期间不受苏联人待见，去鄂豫皖，多少也有点被那得宠的二十八个半贬黜的意思。事后诸葛亮的说，从这件事上，多少看得出以后张国焘在同老人家争斗的权谋中必然落败的因子。在权谋上，和老人家不是一个层级。

近年来，以前的特点是急吼吼要加入世贸，大造舆论说和世界接轨；近年的重心是大干特干要造芯片。都是屁股急了才知道拉屎。老人家当家，提出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现在是弯道超车，要炼芯；胡诌什么双赢是中国赢两次，把别人都当傻子，好像全世界都是你聪明。朋友，天下好利，都不能你一人占尽，《红楼梦》秦可卿临死前说，“水瀛则溢”。把竭泽而渔式的小聪明奉为治国方略。把这种货色奉为国师，到底是人才还是庸才还是蠢材，只有历史能证明了，活着的，拭目以待吧。我们知道，做一项事业，最省钱易本的方法是借力打力，借势造力，就像高闯王变李闯王，李闯王通过接收整合高闯王的资源，或者也可以说是摘桃子，这样轻松省力，达到目的事半功倍。

顺便说一下，摘桃子是政治家的标配，否则，你只能玩到政治人物或者政客这个层级，不带心狠、手辣、眼尖、身法快、厚脸皮，在玩政治这个行当，历史只能发给你肄业证，譬如陈独秀、譬如张国焘，也譬如蒋氏！历史有同情之心，没有同情之人；上天有可造之人，没有可造之心！

在国共合作这件事情上，也充分体现了摘桃子精神。张国焘要的是党的纯洁或者纯粹，不喜欢看到亲儿子一样的党面目不清、党员面目不清。张国焘是富家公子出身，没有穷困的体验，在利益面前不屑于斤斤计较，干革命凭的是理想和信仰。一厢情愿希望党的成长革命的发展是一条直线。殊不知革命的最大目的就是利益，就是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党虽然是他亲生的，但也只是“建党有份”。我们乡下人有两句话，分别描述这两种现象，第一句话是“淀清了水捉蛳螺”，说的就是类似张国焘这样书生意气的；还有一句就是“混水摸鱼”、或曰“混水里汰白萝卜”，说的是后一种情况。就是弱势的党加入相对强势的国民党后，可以大粗腿上刮肉，有心机的人看到的是借力使力，趁机把盘子做大、做强，把国民党的优势资源整合并为我所用，尽一切能力掏空国民党，所以从历史上看，一方面是国民党一向而来的疏阔，国民党资源分散，军统和中统，地方和中央，cc和青年党三青团，党内派系林立，蒋氏以弱主承继大统，面对各个山头，很多地方、很多时候也很无奈，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期维护党内团结。饶是这样，“宁汉分流、宁汉合流”这样党内糗事还是一再上演，使精明的别有用心者有机可乘；一方面呢对手实在尖钻，而且无孔不入，不讲究吃相，也没有底线，只要利字当头，杀天杀地杀魔杀佛，无所不用其极，“不怕鬼子来抢粮，就怕八路喊大娘”，好人胆寒坏人齿冷魔佛摇头，令人防不胜防。杨度在和章太炎等湖南老乡议到蒋氏时说他“成不了气候”，是时蒋介石刚刚就任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身兼国民党的多个要职，正是炙手可热的时候，杨度的理由是说蒋氏：

“他不愿当皇帝！”

2023年6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