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生存和作战资源都面临极大挑战，但中共政策越发激进，肃反、查田、扩红、滥发公债、强收谷米，竭泽而渔，很快导致山穷水尽：总人口约三百万，脱产半脱产人员达三四十万，平均每八个农民养活一个“公家人”，娃娃兵也被动员上前线
假如毛泽东指挥第五次“反围剿”，能以弱胜强吗？
《伐林追问》第128期，2020年7月31日首播
◆高伐林
各位是否记得或知道，文革中林彪颂扬毛泽东题词那“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其中一个是“伟大的统帅”，在毛泽东时代，颂扬毛是“伟大的军事家”的声浪震耳欲聋。
歌颂“伟大统帅”毛泽东军事天才与赫赫战绩的文艺作品汗牛充栋。
提到毛泽东“伟大的统帅”，最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就是“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是肖华上将《长征组歌》中一句歌词。1965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刚刚当上总政治部主任的肖华发表了《长征组歌》。肖华14岁就参加红军、同年入党，不满18岁担任红军少共国际师政委，长征时他是林彪指挥的红一军团第二师政委。人们当然会以为他写的组歌是真实的，最多是有点艺术夸张。实际上，《长征组歌》歪曲历史、粉饰历史，甚至捏造历史。随手举个例子：第一段《告别》中说：“红军主力上征途，战略转移去远方。男女老少来相送，热泪沾衣叙情长。紧紧握住红军的手，亲人何时返故乡？”——红军撤出中央苏区根据地，是严格保密的，除了高级指挥员略知逃跑突围的方向，基层官兵都不知道要远行，哪会有乡亲们恋恋不舍来送别的场景？
《长征组歌》的精髓，就在这句“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长征组歌》的精髓，就体现在这句歌词：“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2011年，英国华人学者芦笛在明镜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注意，打了个问号，意思完全不一样了，原来的歌功颂德之词，变成了质疑追问、寻根究底。这本书以中共提供的资料为主，力图还原真实的军事家毛泽东。芦笛指出，毛根本不是中共神话中的那个“天才军事家”，既不是军事理论家，也算不得称职的统帅，终生是个狭隘经验主义者，在指挥作战中作出了一系列的错误决策，几次陷共军于危境。只是因为关键时刻要么有斯大林拨正船头，要么手下将领极力反对或是阴奉阳违，再加一系列偶然，才没有铸成大错，甚至逢凶化吉、歪打正着。芦笛说毛泽东真算得上有史以来第一“福将”，与其说毛泽东是军事家，不如说是权术大师。
芦笛《毛主席用兵真如神？》颠覆毛泽东是天才军事家的神话。
芦笛在海内外拥有众多粉丝，他这样拨乱反正，对他的粉丝有作用，但是到目前为止，海内外的主导舆论，还是“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而且是不带问号的。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一个有力论据，就是中央苏区和红军在敌强我弱形势下，第一二三次反围剿，在毛泽东领导下都获胜；第四次虽然毛泽东被打入冷宫，但据说是他的军事思想的影响还在，于是仍然取胜；只有第五次反围剿，完全违背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于是失败，被迫长征。
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前几年，一些中共党史专家、近代史专家曾经讨论：假如第五次反“围剿”依然由毛泽东来指挥，能不能打赢？
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这里举行，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一谈到“假如”，马上可能有人告诫：历史是没有如果的。探讨过往岁月的真实事件，岂有假设容身之地？但是，“历史”这个概念有多重含义：指人类社会已成过去的一切事件和行动，也是指对这些事件、行动有系统地进行的记录、诠释和研究。前者，真实发生的历史当然是一次性的、单维度的、独一无二的；但后者，研究历史，假设就十分必要了——这并不难理解，简单打个比方吧：象棋比赛，都是“落子无悔”；但是在复盘时、研究时，就要推敲“假设走了这一步会如何”，“如果不走那一步会怎样”。历史没有假如，历史学是需要假设的，与别的科研相比，甚至还更离不开假设。这是因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具有不可实验性和不可重复性，历史学要深入探究，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包括假设在内的逻辑推理。
我这样说，可能有人还是不太服气。那好，让我们看看古今中外历史学家和研究各专业、各学科历史的专家，无不用到假设，例子不胜枚举。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有很多，因为是文言文，我就不念了，看看白话文的——
中国二十四史（570册）等历史典籍中，谈到“假设”的不胜枚举。
《剑桥中国秦汉史》说：“如果没有秦的‘书同文’改革，可以想象，几种地区性的不同文字可能会长期存在下去。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不能设想中国的政治统一能够长期维持。”
钱穆《国史新论》说：“即如南宋岳飞，他若成功，南宋就可复兴，然而岳飞失败了。……又如文天祥，倘使没有一个文天祥，那将是一部中国历史的失败。”
清华大学历史系秦晖教授与东德最后一个共产党总理汉斯•莫多罗对谈，探讨“回过头来看，（东德当局）当初有没有更好的选择”？几乎整个讨论都在假设的情境之中进行——
历史学家秦晖教授。
秦晖问：如果当初不搞改革就一直沿着你们原来的道路走下去，行不行？假如你们最后一位东德领导人昂纳克，把民主化镇压下去，也不想搞什么共产主义了，开始搞开放，跟西德搞经济一体化。如果这样的话，西德怎么对付呢？秦晖指出：无非有三种可能，也就是三种“假设”，假设采取第一种会如何，采取第二种会如何，采取第三种又会如何。他的采访，实在是“历史的假设”最有说服力的范例！
历史学家刘统教授，在回答共识网记者的采访时，也多次用到“假设如何，便会如何”的论证方式。我上期节目就谈到了刘统教授，他长期担任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有多种著作，例如他写过《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纪实》。他有条件接触一般人接触不到的中共秘密、机密、绝密乃至极密文件档案，刘统教授后来离开了军事科学院这样一个相对来说党纪军纪限制很严的单位，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我们期待着他有更多成果。
历史学家刘统教授。不幸，刘统教授于2022年12月21日病逝，享年71岁。
顺便说一句，上期节目我说红军的“筹款须知”就是一份红军绑架勒索的指南，有观众要求我将“筹款须知”贴出来。大家希望直接看到原文的心情我理解，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才能贴出来。原件是个油印小册子，文字很长，由古田博物馆收藏，我没有影印图片。如果这位观众是在海外，要看到全文不难，在谷歌上打入“红军筹款须知”就会检索到多条。文字可能会有些出入，但基本内容应该是一样的。有人说“应该是沈志华先说出来的”，我没有看到过，沈志华主要不是研究这一段。但我看到研究这一段党史军史的刘统先生，在《十万红军曾靠钨矿生意“养活”》文章中说：“古田纪念馆里保存着一份油印文件，叫《筹款须知》，写于1932年7月，文件中有一章叫‘筹款技术’，介绍红军如何筹款”，他大段地引用了这个文件。
刘统接受共识网专访，涉及许多史实，促使我们反思很多问题。
例如，过去当我们得知非洲、南美洲和中东一些国家有“娃娃兵”，十来岁的孩子就端着冲锋枪，我们会想到这是当地军阀造的孽，把仇恨杀戮的种子播到这么年幼的心田；但是当我们得知中央苏区有个“少共国际师”、得知胡耀邦、陈丕显，十几岁就是红军编制中的“红小鬼”，我们则崇敬他们的革命决心和勇敢精神——这是不是双重标准？
中华苏维埃少共传单。
刘统在答问中说，现在谈起长征，一般都是高度赞扬长征是一部英雄的史诗。其实红军长征首先是一场迫不得已的战略转移。毛泽东在1958年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多处谈到长征，他说：“不是我们自己要走两万五千里，你没事了，想散步，想散那么长？那都是蒋委员长逼着我们走嘛，所以一路扭秧歌就扭到了陕北。为什么呢？第一是路线错误，白区丢掉了100％，红区丢掉了90％。”他还说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是危害中国革命最大的一次。这是什么意思呢？那时蒋介石坐镇南昌，主持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这是历次“围剿”中规模最大的一次。
蒋介石
为什么会有第五次“围剿”？因为前几次围剿红军，当时蒋介石在忙着统一，主要精力集中在对付中原和其他地区的军阀上，江西的红军对他来说还不算最大的威胁。而且还有外患——例如1931年7月发动第三次反围剿，蒋介石亲任总指挥，调兵遣将，但是没料到一个多月后“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华北吃紧，蒋介石原来的盘算就落了空。前几次围剿失败，一是兵力投入不够，而且有些是战斗力不太强的地方部队，二是决心也不坚定，遇到挫折就打退堂鼓。而红军在前几次反“围剿”中，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正确有效。
1932年10月宁都会议，毛泽东被苏区中央局削去了军权。这个责任在苏区中央局委员们，主要是任弼时和项英。宁都会议决定：由周恩来接替毛泽东担任红军总政委，毛泽东只剩下一个空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主席。
苏区中央局委员合影。左起：顾作霖、任弼时、朱德、邓发、项英、毛泽东、王稼祥。
但是不久，张闻天、博古和李德来到了中央苏区，他们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说是共产国际和王明任命他们负责。周恩来对共产国际是唯命是从，用刘统的话说，他连审查核对的工作都没做，甚至不敢找共产国际核实一下，就把党权交给了博古，把军权交给了李德。于是在中央苏区就形成了“三人团”的指挥——博古、周恩来和李德。实际上周恩来的身份只是个管家，政治上归博古拍板，军事上由李德拍板。当时担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回忆说：“李德的权力，不是他自己争来的，而是中共中央负责人拱手交给他的，造成失败的主要责任应该是中国同志本身。”在一年多时间里，红军的军事领导权就这样掌握在一个外国人手里。
博古、张闻天到了瑞金之后，主要的工作就是把苏联那一套搬到了苏区，搞模仿苏联的正规化政府，生搬苏联的经济体制、宣传体制。这就使苏区政府的编制大大扩张，脱产人员急剧增多。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钢印
江西苏区这一带，虽然本来不富裕，但在中国还不算最贫困地区，在过去岁月中，老百姓也还能安居乐业，在搞了这种苏维埃化之后，大大的增加了老百姓的负担，财政开始崩溃。苏区的中央财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财政历来不统一。毛泽东虽然被夺了权，但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掌管着苏维埃银行。刘统告诉我们：毛氏兄弟掌管着一笔秘密巨款，大概有两百万左右，藏在石城县的秘密山洞里。直到国民党的军队快要打到石城了，毛泽东才让毛泽民把这笔巨款取出来，这笔巨款就当了红军长征期间的活动经费。
中国大陆有位比较年轻的学者黄道炫，是文革同龄人，1966年生于江西赣州，23岁拿到硕士学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中华民国史。他的著作不少，最有口碑、好评如潮的是一本《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书中对江西苏区后期的经济状况做过很详细的论证。
黄道炫研究员。
中央苏区人力、物力、经济、政治资源都日益匮乏，中共生存和作战资源都面临极大挑战。但中共政策越发激进，肃反运动、查田运动、扩红运动、滥发公债、强收谷米同时展开。竭泽而渔，两年之内便把苏区弄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中央苏区约300万人口，而脱产半脱产人员达三四十万人，平均每八个农民养活一个公家人，您想想那是什么样的负担吧！黄道炫书中有数字：1934年中央苏区农民负担平均达到其收入的15.7％，有的更达30％以上。当时有人说“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农民是不能不牺牲一点的”——那岂止是牺牲一点呢！
刘统就引用黄道炫的研究成果，说我们提出这么一个假设，假设第五次反“围剿”依然由毛泽东来指挥，能不能打赢？我们综合论证的结果是：谁指挥也打不赢。为什么呢？第一、蒋介石下了决心了，集中了一百万绝对优势的军队要彻底解决苏区；第二、蒋介石改变了策略，实行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政策，用大量的精力来安抚老百姓，恢复苏区的正常生产。
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
当时的苏区第一是因为战争消耗，第二是人力过度动员，小孩、老人，是男人都去当了兵，无人种地，使得当地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当时有个著名部队叫“少共国际师”，肖华不到18岁就当了这个师的师政委，他底下都是群娃娃兵。当时苏区的动员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了，男人都上战场了，谁还种地？瞿秋白被捕后，国民党要员宋希濂跟瞿秋白谈话，瞿秋白跟他谈共产主义的思想、革命的理想。宋希濂就反问说：“我所过红区之处，到处土地荒芜，民不聊生，请问，你们的革命理想如何实现？”瞿秋白无言以对。
还有一位革命老前辈李一氓，他的回忆录也提到当时苏区的状况，说“我在瑞金待着，那么多的地都荒着，但是我们的干部在后方每天都无所事事。后来到了延安才想起来大生产，当年为什么不把这些脱产干部都动员起来去种地呢”？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不管是人力、物力、还是财力，中央苏区都已经到了崩溃边缘了。
大家还记得吧，我在谈向忠发被处决时，谈到担任淞沪警备司令的熊式辉，当时并不在上海，而在江西蒋介石身边当剿匪参谋长。熊式辉1931年12月被蒋介石任命为江西省政府主席。1933年5月，兼任南昌行营办公厅主任。
熊式辉。时任国民政府江西省主席、南昌行营办公厅主任。
在明镜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中，熊谈到这一段经历，多次说到：“多年匪乱地方残破，债无可举，税不能加，本年度（1935年）共短五百余万”，“实不能再维持此种残破之局”“民穷财尽”。他坚决执行蒋介石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在这本回忆录中，用了不少篇幅讲剿共期间的政治工作，列出了“发扬民气”“扫除弊政”“扶植农工”等十条所谓“治本”的措施，针对中共破坏苏区生产力，釜底抽薪。
《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2008年由明镜出版社出版。
当时的中央苏区情况就是这样糟糕。政治上，它的政府机构太大，脱产人员太多；经济上，收入蒸发太多，财政破产；军事上，李德实行正规战、阵地战，导致红军的重大伤亡。刘统教授说，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草，终于让博古、周恩来决定突围的，是当时国民党的一个保安司令莫雄，把蒋介石最新的也是最后的消灭红军的作战计划，通过情报人员秘密送到了瑞金。周恩来、博古他们看到之后，判断大事不好，几天之内当机立断，仓促决定长征。
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毛泽东来指挥反第五次大围剿，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无力回天。
如果毛泽东继续指挥红军……
人们谈到官方钦定的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往往注意到其弥天大谎，急于要扫清谎言，往往忽略了这些钦定教材的另一个问题，這就是用几则教条来剪裁丰富的史实，将无数不符合其教条的通通“和谐”掉。毛泽东本人，一会儿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一会儿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在文革中，当局还宣传：“中共党史就是路线斗争史”。在很长时间中，这些教条、这些逻辑主宰了我们的头脑。其实历史是非常复杂非常丰富的——用刘统的话说，叫“多面化”。揭穿谎言，相对容易，但是要从根本上矫正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理解复杂的历史现象，要难得多！中国古代智者早就洞察人们思维方式的这种弱点，提出种种的警告箴言，《礼记》中不就告诫说：“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