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春中国行记：

一个物质比精神富裕得快许多的国度

2018年4月25日到6月11日，本人和夫人回国探亲旅游，全程长达49天，行经北京、重庆、长沙、上海和长江沿线的大约25座大中小城市和乡镇。一路行来，有意识地进行了很多各式的社会调查，见闻的确颇多。调查报告不是日记，不准备按日编排，还是仿照论文，先来一个概述，然后分类细述，最后做总结。

调查大体分三种形式。第一种是和两家的亲人朝夕相处超过20天。第二类是23日四段长程旅游中的各种见闻。第三类是和各界的朋友的各种饭局。这第三类中，除了一般的朋友，不乏一些各界中层甚至高层的，政界、学界和实业界人士。合计起来，10分钟以上对话的机会当在百次以上。一小时以上的当有数十次之多。两小时以上的也有大约十次之多。

这些调查的最大缺陷是没有深入边远、穷困的农村，仅限于中国的东部和中部，也没有深入任何的企业。但是作为跑马观花，也算是相对深入了。

限于具体国情，除了经本人同意的萧功秦先生，本文不会提及任何人的姓名和具体的职务。

本文其实已经完成了一章，就是与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著名教授萧功秦先生关于“新威权主义2.0版”或“薄壳效应”的对谈。全文经他本人审阅同意，已在网上发表。

习主席的新威权政治2.0版之众见

现在写第二章，内容是与国内各方人士关于时局的讨论。这是本文最敏感的部分，其内容来源于在多个城市中进行的多场对谈的综合。这些人中，有学者，有官员，也有不同行业的专业人士。总之都是有文化、有身份之人。而且他们的观点都是支持改革开放的，属于广义的邓派。我跟极左的毛派，主张为文革翻案那一派的人从无接触。主张全盘或基本西化一派的人，至少这次返国，也基本没有接触。但邓派内也可以大体地分两个细派。一派我称之为纯邓派，他们的特征是坚决支持改革开放以后的绝大部分政策，但对49年以后的前三十年，持比较严厉的批评态度。一派或可称之为毛邓派，就是主张“前三十年后三十年不可分割，成绩都是主要的。”现在又出现的一个新的划分就是，对现任的习主席的新政取全盘支持还是有保留支持态度的两个派别。其中有标志性的划分就是对今年修宪取消限任制的态度了。

简单地说，普通民众对这个事的关注度是不高的。他们真的是只希望有一个“好皇帝”就很满意了。而且大多数民众显然对当朝这个“皇帝”比上一任的感觉要好。主要是觉得他更有执行力，对贪官们动了真格，对扶贫下了真功夫，对环保方面也做出了看得见的成绩，在国际上的行动也提高了中国的威望，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自豪感。说句难听点的话，他们的要求真的和猪类似，“吃饱了就OK。”主权意识不在他们的视域之内。他们只希望，只要求政府“为人民服务”，并不要求“人民支配政府”。用西谚，要“民享”，不要“民治”，不理“民有”。要求“for the people”, 不要求“by the people” ,不理“of the people”。我这里讲的是实情，不是（哪怕是宪法上的）纸面上的文字。

现在我来转述那些支持新威权主义2.0版或修宪一派的知识分子的意见。主要观点其实萧功秦先生已经概括得很好，就是：中国现在正处于一个极为关键的过渡时期。其长度大约10-20年。这段时间，衡诸史实，有相当大的“政治参与爆炸”的风险。为了控制这个风险，当下的中国需要一个强人。只要他能让这段时间中国保持政局稳定，经济、社会和外交政策不出颠覆性的错误，中国复兴这条大船就能驶出还可能翻覆的三峡，进入平稳的水域。为了这个大局，个人自由方面的任何牺牲，都值得付出。

他们认为，胡温时代似乎一切很好的局面是一个假象，国内其实已经积聚起来非常大的危机因素。最触目惊心的莫过于官员的疯狂贪腐和民间对此的极大愤怒。大家都知道习上台这五年来拉下多少贪官，尤其是军队高层那除军委主席而外的几乎全部高官都因骇人听闻的贪腐而被拿下。如果胡温时代再这样继续十年，会是什么局面？

还有就是官二代红二代的新型官僚资本也发展到骇人听闻的地步。比如最近被拿下的安邦保险集团，在短短十年之内，就通过资本运作，从零发展到万亿的规模。还有正在收拾的海航集团。如果没有习的猛刹车，中国会不会变成一个新型的官商彻底勾结之国？（这个现象怎么描述概括本人还没有想好。）

有人说：“习近平是不是挽救了党先不说，至少是挽救了军队毫无疑问。”看到那张几乎被全员圈去的上一届中央军委合影，笔者也真是无话可说。

他们还反复提到的就是对右派知识分子的压制。他们说，一直到今天，几乎所有的高校中的社会科学方面的教职都仍然被（基本或原则上）西化的知识分子所垄断。意识形态方面的阵地官方根本无法自然掌控，只能用种种高压的办法。否则，西方让中国在第三代变天的愿望真的可以实现。而现在这个西方的理想，算是基本绝望了。

对于他们的最后这个意见，本人真的也是难于苟同。本人的确也不认为西方的人民主权理论真有科学性，也不认为中国的政治传统就都是糟粕。但还是确信双方的制度各有利弊，觉得中国未来的制度目标模式无论如何也应当是一种取长补短，折中融合。现在应当做的，就是试探着，缓缓地朝着“公民社会”和“民治”的方向发展。

现在这样向毛泽东时代的方式的退行本人还是难于认可。总觉得知识分子在言论自由方面的牺牲还是太多。甚至已经违背了“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壅民之口如壅川”的祖训。有人说现在他是“君临天下”了。但这样的制度，对个人的睿智乃至健康的依赖都太大。现在好也不能保证以后一直能好。没有一个退出机制的制度总是蕴含着巨大的风险。

我见到的这些人中，也有人对修宪表示十分不满。觉得毛泽东的覆辙离我们太近。不过他们还是相信时代已经不同，重走文革路的历史条件已经完全不复存在。这个方向我不能说更多了。

习近平还有两件事做得很干净利落，就是“精准扶贫”和环保。习在2020年就把中国的绝对贫困减到零的目标当然还是难于完全实现。但绝对贫困在迅速减少则是殆无疑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现在已经开始有了收获。北京人上海人都告诉我，重度污染的天气真的已经明显减少。

五月份的时候，中美之间的贸易战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剑拔弩张，谈到时大家的信心都很足，没有谁认为中国可能一败涂地。

但是好些人还是谈到，中国这些年在很多方面可能还是过于的高调，违背了邓小平留下的“韬光养晦”的宝贵遗训，过早地暴露了中国本来还不够充分的有限实力，（可能）导致摊牌的时间提前到来。这已经不是一个局部的错误了。

这些可能的过于的高调主要包括在南海、一带一路伊斯兰方向和《中国制造2025》计划等方面。

还有就是自修宪以来，西方人似乎更明确地体认到，中国不会走与他们一个方向的政治现代化之路。这可能加强了他们不再观望，现在就和中国摊牌的意愿。

还有一个我和所有交谈者都一致的一个观点就是，西式的普选民主制度在中国并不可行。中国没有这个传统，人民没有这个要求。这个制度在西方都暴露那么多的漏洞，贸然搬到国情完全不同的中国来，那恐怕真是取乱之道。

赵汀阳说的可能真不错： “（中国人不信仰神。）中国人的信仰就是中国。”我还想说得更直截了当一点：在正常情况下，中国人信仰的就是自己的国家，这个国家就由当时的政府代表。当权者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可以取得在西方文化传统中没有的一个巨大的“势”。中国人民真的是天下最好统治的人民。只要政府干得不是太差，（不要像“三年自然灾害“或文革时期那样。）精英和人民都会自然而然地围绕在其周围，与之同甘苦，共命运。当然中国人民虽然仁善，也不是没有火气，否则也不会有陈胜、吴广、项羽、刘邦、朱元璋，也不会有1976年，1989年的动乱。

眼下中国正面临一个乱弹琴，特离谱的特朗普，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摊牌，可能提前出现。这可是对习主席的一个严峻考验了。本人希望，也相信，凭借中国最近几十年发展取得的实力，凭借东方文明天然的凝聚力，也凭借习主席本人的睿智，即使会有重大牺牲，中国（和它的制度）应当可以挺过这一关，而不会像日本在广场协议之后或苏俄在柏林墙倒塌之后那样一蹶不振。

我们还谈到的最后一件事情是，高科技、大数据和机器学习可能的政治影响。好些人都觉得，中国的制度，可能可以更好地适应或使用这些新科技带来的社会透明化和政府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管控力的巨大强化。

中国现在的确是已经有了一个（公安）摄像头天网的雏形。有了一个几秒钟就可以查证的十亿人的身份证2.0系统，有了一个全国联网的房产登记系统。有了一个普及率高于任何西方国家的电子支付系统。（现金支付可能最先在中国实质消亡。）还有蚂蚁信用等等。要不了几年还会有5G物联网IoT。一个习惯于把一切都掌控到自己手中的威权政府拿到这些手段，可以、会做一些什么事，是不是很让人一边期待，一边畏惧呀？

西方呢？做同样的或类似的事情，他们会不会阻力更大？这中间会不会形成一个关键性的技术或制度的落差或代差？大家还要看。

还有人谈到，在这些新的技术手段的协助下，公有制，或国家资本主义会不会得到重新生长的重大机会。这样一来，人类试探的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差距就会更大了。一边是“民选政治+市场经济” 的华盛顿共识，一边原来的“威权政治+市场经济”的北京共识就会变成“威权政治+国家资本主义”的北京共识2.0版了。

现在的中美之间的贸易战的深层实质，是不是就是这两条不同道路的对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