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伟论道】法国退休改革法案成法以后的三层思想挖掘

不出所料，法国的退休改革法案，在14号由宪法委员会批准后，当天就被马克龙签署，次日凌晨就在《宪报》上公布，完成所有立法程序，成为法律。两个具体条款被否决就不细究了。17号晚8点，马克龙发表了正式演说，明示此事已经翻篇。他同时宣布开启若干新的立法工程，请各界一起来协商。工会方面则声明决不放弃，20号和5.1，都还要举行示威游行。笔者以为，游行人数会继续锐减。但5.1可能例外，因为那天是假日，也是传统的游行日。

既然故事本身已经基本结束，本文就想把相关思考的范围扩大、加深一些了。

街头民众张口闭口，他们代表人民，而且他们有民意测验为依据，70%的法国民众都反对退休制度改革。根据人民主权的原则，议会、政府、总统和宪法委员会，都没有违逆民意的权力。宪法49.3款则是专制余孽。

为了清晰回答这个问题，笔者在这里，想向各位解释一下相关的民主与共和，以及代议民主制的概念。

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毫无疑问。这里的人民，应当就是所有的，权利平等的选民。在现在西方的民主制度中，其表达方式就是普选议员，行政首长（总统），和特别情况下的公民投票。

共和呢，那是与君主制对言，没有君主就是共和了。但共和的范围可以大不相同。可以是几个寡头参政的寡头共和，（比如罗马共和国末期的前三头后三头。）也可以是中世纪威尼斯共和国的有数百个贵族参与的贵族共和。更可以是在普选实施之前，有很多选民参加的有限制的选举和间接的，逐级递选的有限民主。还有就是英国那样的君主立宪国家，也是实质上的共和。

当今的法兰西，是共和国，而且是西方国家中少有的直接选举实权总统的共和国。连美国的总统都是经过一个选举团间接选举的。绝大部分的西方发达国家都是议会制。选民仅直接选议员，议员再选总理。

代议制的意思是，人民并不直接执掌政权，而是通过议员来代表他们执掌政权。人民既然有主权，为什么要代议？以前标准的说法是：国家大，人口多，无法事事一起开会，所以要通过代表来代议。在如今的电子时代，其实这个理由已经不成立。因为每家安个投票机，天天花几分钟投票，那已经没有任何技术上和经济上的困难。

之所以要限制，那就是另有理由了。这个理由就是分权制衡。不仅司法立法行政三权要分立，立法权内部也要分立。比如这次大家就都看得很清楚。立法权在总统+内阁、议会和宪法委员会三方之间分立，互相制衡。反倒是人民，仅在选举总统时，就马克龙的竞选纲领中的相关退休制改革内容（延到65岁），表示过笼统的认可。到了具体的立法阶段，也就是通过参不参加游行和民意测验数据，表达支持与反对了。到如今，立法程序已经全部过完，街头除非发生滔天巨浪，这个法律真的就是推翻不了。

这样做对不对？只能说，合法就对。包括宪法49.3款，也是当年国民公投通过的。如果没有这一款，法国的议会现在就已瘫痪，马克龙除了解散议会重新选举，就别无它法。如果现在就重选议会，最可能的情况是，勒庞或梅朗雄的党取得相对多数，但无法取得绝对多数。那样已经很可怕，因为这将会是法国的中间政党，第一次在议会中失去甚至是相对的多数。

如果极左或极右在议会中只能取得相对多数，如法炮制，使用49.3款执政，效果会如何？那我们可以在还要等四年的下届总统选举以后，拭目以待。现在嘛，那就还是先静观马克龙的这一届议会相对多数，在不足一年，已经使用11次之后，继续全面仰赖49.3，并在共和党的善意姑息下，在接下来的四年任期中如何运作吧。

再深入一层，为什么现在会非常可能出现这种在议会中没有明确多数的政治局面？或者更清楚地说，一直能有明确多数的中间派为什么衰退到得不到明确多数，然后甚至将得不到相对多数的地步？那就已经说过多次，这是法国的中产阶级日益衰退，橄榄型社会已经不在或马上就要不在的政治上的表现。十分地痛心，这个趋势，好像真的是很难逆转呀！法国人，西方人，从现在起，就得开始探索，在不是橄榄型的社会中，如何让制度稳健运行的新课题呀！这个49.3，可能都还会不够用啊！

现在我们来讨论下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能行直接民主。

大范围的直接民主，历史上只有一个在短时间内非常成功的先例，就是2500年前的雅典共和国。那是古希腊城邦共和体制的鼎盛时期。其时该城邦有男性成年公民大约六万人。其决策机构是在卫城长川集会的公民大会。每天有大约6000人参加。这个公民大会独揽立法、行政、司法大权。公元前443-429，14年间年，这个政体运作良好达巅峰，端赖他们得到一位不世出的将军，伯里克利。自他病逝以后，雅典经历那个有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失败，以后的故事就大体都不好听了。

希腊人，包括他们最杰出的智者亚里士多德，在那个时代，被平等公民权和公民大会决事的思维定势所禁锢，直到他们的制度崩溃，都没有想到，是否可以退一退；（即为因应由于持续的经济困难，中产阶级已经占不到公民多数的新局面，改行一种民主较少的制度。）也没有想到，用一个有等级的公民权和尤其是用一个由卸任执政官和其他高官终身任职的元老院决事，希腊人的继承者，罗马共和国可以创立一个比全部希腊城邦共和国加在一起还大50倍的事业。

在罗马共和国之后，还有更加鼎盛辉煌的罗马帝国。（这里基本就没有民主的事了。）这个帝国在西方的历史上实现了唯一的一次整个文明的统一和同样绝无仅有的长达200年的罗马和平。

不应当忘记，在古希腊共和城邦的末期，到处都是过度的民主、过度的福利和深度的经济危机。而这个危机的直接原因就是由于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成功征服东方所带来的希腊化。相当大一部分的工商业的机会都跑到了离市场更近，劳动力也更便宜的东方城市。而希腊本土反而因这个成功的征服而陷入萧条。这段希腊化的历史的原因和后果，与当代的世界化真的十分地相似。罗马共和国末期的危机则好像体制过时不能因应太大的疆域的成分更大。而且，十分令人痛心的史实是，古希腊和罗马的共和制度，都未能从那政治-福利制度和经济困难搅在一起的三重危机中成功退却而最后彻底崩盘。笔者要问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是，这种类型的制度，可能成功退却吗？唉，这些历史似乎都已经太过久远，当代的西方人已经记不起来了。但是，本人为那些古代历史与当代现实的过分相似而深感忧虑。

自此以后，一直到十分晚近，雅典式的直接民主，名声一直都是相当地不好。事实上，整个西方，大体也就没有再现过雅典式的直接民主。直到上世纪的60年代以后，西方才开始重建普选民主。之前，只有各种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共和/有限民主。

国际共运，是另外一条历史通道，历时七十多年，这里免提。

为什么不能直接民主，原因其实多端。限于篇幅，这里仅举一端，就是为了排除“公众贪欲”。什么叫公众贪欲，就是在普选民主制下，公众无法克制的，对各项福利的无厌贪求。这种贪求，在西方整体经济不断有发展的比如法国的光荣的三十年阶段，是可能大体满足的。这个阶段到1982年密特朗总统把法国人的退休年龄一下子从65岁降到60岁，并给予第五周的带薪假以后，就大体因透支而结束了。

西方的经济困难，始于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自进入本世纪以来，开始变本加厉。法国自不例外。为保持财政平衡，就只能开始收缩福利了。中国古话说得好：“由俭入奢易，由奢返简难。”已经吃下肚的食物，要吐出来，那怎么可能容易！于是我们就看到了，没有止息的游行抗争，愈演愈烈。但是如果无法开源，又不肯节流，但靠寅吃卯粮，又能伊于胡底？

有人提出要搞第六共和国，要搞更多的直接民主，公民投票。少数服从多数，是不是要逐步共产呀？若真那样，已经在西方世界遥遥领先的法国人民的福利是不是还可以大幅增加呀？只要人民主权，公民投票，这些都很顺民意吧？先把退休年龄改回60岁，再把每周工时继续缩短到30个小时，年假则增到6周7周。想想也真是美得很呀！但是，笔者看一眼窗外，阳光灿烂，不便做白日梦啊 !

本文讨论的第三件事，是意识形态。

自1789年大革命以来，法国人为全世界立起一个标杆，叫做天赋人权。其实，本来还有一个人义（人的义务）相伴随的。自那以后，法国颁布过多份人权宣言。其中至少有一份叫做《人权和人义宣言Déclaration des droits et devoirs de l'homme》。以后的1948年，还有过一份美洲人权和人义宣言Déclaration américaine des droits et devoirs de l'homme》。可惜联合国并没有采纳这个更均衡公正的提法。用脑子想一想，如果没有人的义务（比如劳动、纳税）做前提，那些但凡与钱有关系的人权（比如义务教育、公费医疗、养老保险……）哪一样可能实现？可是，为什么这个人权的喊声震天响，人义说起来大家都会觉得不知所云呀？于是大家都看见了，街上的每一次游行，争取的都是人权，都是福利。上街的人什么时候争取过人义，争取过贡献呀？那么这些最基础的概念的建立，是不是就有漏洞呀？承不承认，好逸恶劳，是人之天性之一部分？直接民主，当如何规限这个负面的天性？那些鼓吹尽可能多地举行公民投票的人，有考虑过吗？

最后，这里引用中国知名哲学家赵汀阳先生刊登在1996年《哲学研究》杂志上的《预付人权》一文中的一段话，转述本人和他类似的对现代西方人权观念的宗教化的置疑。

“人权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虽无宗教之名而有宗教之实的西方新宗教。人权成为西方新宗教标志着西方现代性的完成以及随之而来的终结（完成往往意味着终结）。现代以来，以人的主体性为基本原则的现代性消解了传统和教会的权威，尽管基督教在今天仍然是个为西方人所尊重的精神象征，但已经退化为次要意识形态；自由主义虽是现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仍然是一种有特殊偏好的政治话语而并没有获得现代社会的普遍认同，事实上存在着许多不赞同自由主义的现代异议。现代的各种主义虽然互相不同意，却似乎都共同同意人权观念。可以说，人权观念巧妙地消化了基督教和自由主义资源而成为现代新宗教，人权观念在今天的地位几乎相当于基督教在中世纪的地位。当人权由最初的前卫思想转变为固定信仰，人权观念就不再被反思和怀疑，它在思想上就死了，只剩下思想的遗产——盲目信念。同时，以人权为名去批评各种事情就显得特别理直气壮，就好像是不证自明的正确政治行为，而对人权的质疑也都似乎变成了天生就不正确的政治行为，这一点证明了人权观念的宗教化。”

西式民主，数百年来，只有一个发展方向，就是逐步扩大选举权，直至普选。就像一辆只有进档，没有退档的汽车。这个过程与西方社会越来越富裕，也越来越均福平行发展。现在这个向富和均富的大趋势开始逆转，西方人真的还没有想好，如果橄榄型社会不再，他们该怎么办？何况，这个西方人在十亿人的规模上，维持了数十年的橄榄型社会，其实是以广大的数十亿第三世界人民做他们的金字塔形底座才得以实现的。它大概率是既不可能普及，也不可能长期维持的。

如果讲本人对人类社会的终极模式有什么想法，那就是如下同样实质意思的两段话。这两段话本人已在不同的场合重复多次，可惜并未获得重大反响。

我可以把人类社会的真正平等比配成物理学上的热死寂。在那里一切都会失去动因，而绝不会是一个理想社会。当然我也并不反过来认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不平等越大越好。我认为理想自然在我一贯主张的中道，在取得一个理想的，合适的差距。这样才可以得到效益和公平的最佳折中。经济共产主义和政治共权主义都认为人类发展的至少理论终点应当是绝对的平等，即使是实际上达不到，也要努力无限趋近。就是说，所有的山都要尽量地搬走，填到海里去。理想境界，终极目标，就是一马平川。我认为这个发展的理论终点是达到一个最恰当的动态均衡。在那里，适度的其实还是相当大的差距才是终局理想模式。山不要太高，水也不要太深。但必须有山有水，错落有致，水要有处下泄，人要有处攀登，才会是一个现实的、美好的人世间。我尤其认为，这个陈述对经济和政治同样有效。

换一个表达方式：

毫无疑义，人民的全体拥有全部的政治主权，就如同人民的全体拥有全部的财产主权。但这种拥有并不算数平均。由于种种原因，一部分人民拥有更多一些的政治主权，正如一部分人拥有更多一些的财产主权。政治主权如同财产主权，过度的均平不可行，也不符合人民全体的长远利益。当然政治主权的过度不均衡，同财产主权的过度不均衡一样，也不符合全体人民的长远利益。我们要追求和掌握的，是那个恰到好处的相对的均衡或不均衡。

上述的表达，为了帮助记忆，我要取一个名称，想了很久，取不好，只能暂时叫做，相对（不）均衡状态，或低山浅湖状态。若是谁能帮我找到一个更好的名称，本人不胜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