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全会上宣读了康生递的纸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又临场发挥：“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纸条确是康生写了递给毛泽东的，但是这个思想，却并不是康生的原创
历史小说掀起高岗事件最后的轩然大波
《伐林追问》第98期，2020年5月15日首播
◆高伐林
这次《伐林追问》节目，介绍小说《刘志丹》如何引发习仲勋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介绍这个复杂的事件，先要介绍一下阎红彦。阎红彦是陕北安定县人——当时叫安定县，后来改成子长县，纪念中共烈士谢子长。阎红彦1909年出生，1925年加入中共。1934年5月，他被上海中央局选派为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去了莫斯科，进入国际列宁学院、苏联红军陆军大学学习，逃过了陕北肃反这一劫。中共建政后，1955年阎红彦被授予上将军衔，担任昆明军区第一政委，云南省委第一书记。
阎红彦资格很老，是开国上将。
谈到阎红彦，一般人大概只知道两件事：一件，是他最先揭发小说《刘志丹》反党，写信告密，引发一桩株连广泛的冤假错案，把当今一尊的父亲习仲勋和全家推进深渊；另一件，是他在文革最高潮的1967年1月8日自杀，震惊全国。自杀的方式竟然与他一直反对的高岗一样，是服安眠药，还留下了一张字条：“我是被陈伯达、江青逼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第12卷中说，他死于心脏病。
阎红彦的大秘李原，2003年出版过一本《只唯实——阎红彦上将往事追踪》。李原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当过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秘书长，昆明市委第一书记。后来调到天津当南开大学党委书记，天津市人大副主任。这本书我没读过，在网上看到一点片段。党史学界和读书人对此书的反应不佳，说此书第171到183页，试图为“小说《刘志丹》反党事件”中阎红彦扮演的角色洗地。
李原著《只唯实——阎红彦上将往事追踪》。
前一段我读到一篇转抄的网文，标题是：《毛把刘少奇骗的真惨 揭秘阎红彦告密与习仲勋遇难背后的一盘大棋》，没有署名，只标上来源：西北革命历史网。我就去这个网站找。这个网站内容十分丰富，看介绍，创办人和负责人是贾拓夫的儿子贾虹生。
贾拓夫之子、黄土情联谊会会长贾虹生。
这个网站上各方面的观点都有，包括阎红彦当年接受采访。在其“理论园地”这个栏目只有一篇文章，就是这一篇，标题是《阎红彦告密与习仲勋遇难的历史追踪》，仍然没有作者，出处又标为原载“中华网论坛”。我就再顺藤摸瓜，找到“中华网论坛”网页，但上面空空如也，只有一个2017年12月15日公告，预告到年底停止运营，贴文删除。这篇文章的原始出处和作者就无法找到了。若有知情者，烦请告知。我看文章内容和行文风格，与温相《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一书有关章节很接近，有没有可能是温相先生自己或别人改写？事实部分比较靠谱。我今天所讲，参考了这篇文章。
1956年，工人出版社约请刘志丹的弟媳妇李建彤撰写《刘志丹》一书。他们是在《星火燎原》看到了刘志丹弟弟刘景范署名的《刘志丹太白收枪》一文，出于要宣传革命烈士和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考虑，向李建彤约稿。但包括李建彤的丈夫刘景范在内的多数人都不赞成写，希望回避历史矛盾。
刘景范是烈士刘志丹的弟弟。
刘景范是1935年陕北肃反的主要受害人之一。高岗事件连累了一批东北干部，给陕北出身的高级领导干部的精神压力也是不用说的，从“九天之上”摔到了“九地之下”嘛。1959年第一次庐山会议，再度把高岗旧帐翻了出来，毛泽东指责彭德怀是“彭高联盟”，身为国家计委副主任的贾拓夫因为赞成彭德怀的意见，被毛泽东点名，成为“陕北帮”又一落马“大将”。当年陕北肃反的主将朱理治、郭洪涛等人，一直对1942年西北高干会议的结论不服，一直在申诉，这时更加大力度，有些舆论把揭批高岗、彭德怀，扩展到刘志丹系统的陕北干部身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因此强烈反对写《刘志丹》这类题材，认为这等于火上浇油、甚至引火烧身。
李建彤自己本来很犹豫，但她觉得烈士事迹应该传扬，又不甘心这段历史由郭洪涛等人随意拨弄，没有采纳习仲勋的忠告，在工人出版社极力动员下还是动笔了。她走访了大批的在陕北工作过的老革命，自我感觉写得很顺手。
小说《刘志丹》作者李建彤与丈夫刘景范。
1959年夏《刘志丹》第三稿修改完成，体裁从纪实改为长篇小说。脱稿以后，丈夫刘景范态度变了。此前他受高岗牵连，从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党组书记职务降职担任地质部副部长，本来不想让妻子写，可1962年年初的七千人大会给他增添了错觉，促使他去游说习仲勋支持《刘志丹》出版：“陕北的领导干部死的死，坏的坏，《刘志丹》这本书，你不支持谁支持？”习仲勋也就点头了。
不过，看了征求意见稿，习仲勋颇为担忧，提出建议：“写西北大革命，整个写这一时代。思想呢？就是毛泽东领导革命的正确思想，通过志丹具体实现。最后一段左倾冒险只留下一个陕甘苏区。二万五千里长征有个落脚点，以后又是出发点。没有这个东西，就是没有写好。当然也有许多错误，但基本路线没有大错。最后是毛主席来了，不然也完了！”
四十年代的习仲勋。
习仲勋还提出不要刻意拔高刘志丹，避免给人攻击的口实，特别不要描写高岗。但这些忠告，李建彤并没有完全接受，笔下刘志丹的形象也的确“高大全”，这和六十年代初盛行一时的那种革命文化风气有关。但他们，当然都绝对没想用小说当“挑战的檄文”或“下战表”。
写作之初，李建彤走访了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这位“第一”的第一反应，就是不要写刘志丹，要写就写谢子长。在阎红彦看来“西北地区最早的武装起义清涧起义，是由谢子长指挥领导的，当时的陕西省委也一直把谢子长而不是刘志丹看作是西北地区的最高负责人，……因而谢子长的地位，应该高于刘志丹，即使宣传刘志丹，也应该首先突出谢子长。”可是，在那段时间谢、刘两人的职务互有高低，轰动陕西的渭华暴动的一号领导人是刘志丹，而谢子长是起义部队第一支队的第三大队大队长。
阎红彦上将。
阎红彦与谢子长关系比较近，他提出这样的意见，我认为还在正常范畴。但是他后来认定并揭发习仲勋是小说《刘志丹》的第一作者，这就不是正常的文艺批评和党内批评了。
工人出版社编辑何家栋走访他时，阎红彦这么说刘志丹及其部队：“刘志丹的队伍全是土匪，抢人家的东西，抢人家的女人，吸大烟，打仗时拿毛驴驮着女人一块跑。”最后居然咬牙切齿地说：“把刘志丹抓起来，没有杀他就是好的。”刘志丹在陕北老百姓的心目中一直威望很高，刘志丹死后，当地百姓如丧考妣，那种哀痛让毛泽东都吃惊。阎红彦这话却杀气腾腾。
1962年7月21日，阎红彦从云南到北戴河开会期间，收到《刘志丹》上卷书稿，很不满意。7月23日，阎红彦给李建彤写信阻止出版，信中说：“回忆刘志丹或其他同志，这是好的。你写的《刘志丹》，我抽看了几篇，这事实上是用小说形式总结了西北的革命斗争历史，这就不能不涉及许多原则问题，有些问题是需要中央做结论的，一个作者是负不了责任的，你的文章很多原则性的问题与历史不符，因此不宜发表。”
小说《刘志丹》封面。
但李建彤没有理会阎红彦。《刘志丹》开始在《工人日报》、《中国青年》、《光明日报》上予以连载。8月上旬，阎红彦看到连载，勃然大怒。
当时中央是什么情况呢？1959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大跃进变本加厉，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灾难性后果，数以千万计的农民饿死，引发严重政治危机。1962年1月，中央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宗旨是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纠正大跃进以来的工作错误。刘少奇说：“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刘少奇系统的头号大将，当时担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彭真说：“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印象。”
刘少奇没有想到黄雀在后。
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急剧加大了。尽管刘少奇还不断给毛泽东遮羞，听到有人准备提出彭德怀的平反问题，立刻制止，还专门在会上讲话：“所有人都能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党心民心迫使毛泽东不得不收敛隐忍，在七千人大会上做所谓“自我批评”：“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但暗地里他却对江青、康生说：“搞经济看来我们是不行了，还是搞阶级斗争比较内行一些。”因此，当半年之后阎红彦向康生举报小说《刘志丹》时，毛泽东终于将其抓在手中，开刀祭旗。
阎红彦的大秘李原在为他辨诬的书里说：阎红彦没有报告康生，而是8月17日报告给杨尚昆，是后来才知道康生过问此事。但是薄一波所著《若干重大事件与决策的回顾》、官方正史《陆定一传》，都明确地写了：“阎红彦不同意出版这部书，一面打电话提出停止连载，一面报告康生。”他是什么时间向康生告密呢？原康生办公室秘书说，“记得很清楚，阎红彦是1962年8月中旬打电话给康生”。
如果仅是阎红彦告密、康生推波助澜，还不足以导致习仲勋落马。让习掉下深渊的，是1962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一手策划极左政策全面复辟，他在七千人大会上憋了一肚子火，要出这口气。
1962年8月6日到8月下旬，中央工作会议在北戴河召开，毛泽东抛开原定议题，大讲阶级斗争。9月24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开幕，毛泽东再度大谈阶级斗争，耸人听闻地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也就是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宣读了康生递过来的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又临场发挥：“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这张纸条是康生递给毛泽东的，但是这个思想，并不是康生的原创。8月24日，康生写信给杨尚昆，提出请中央书记处处理小说《刘志丹》。去信的第三天，8月26日，毛泽东召见了康生。五年后的1967年9月，在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工作会议上，康生提起这件往事说：“主席他老人家早就看出了苗头。小说《刘志丹》一出笼，我给杨尚昆写信说这本小说有政治倾向性，主席找我去谈话，主席说，有的人是用枪杆子杀人，有的人是用笔杆子杀人，不要小看小说、文艺作品，有些人就是利用他们进行反党活动，1957年我们只整了党外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实很多混在党内、继续冒充革命的人还没有完全、彻底的清洗出去。小说《刘志丹》背景不那么单纯，我看也是找我们算账的，是算账派。”从这番话，我们不难看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这个论断的发明权，实际是属于毛泽东。
毛泽东定了性，与会者闻风而动，对小说《刘志丹》乃至习仲勋、刘景范口诛笔伐。而毛讲这番话前半个月，9月8日，阎红彦就在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西南组发言说：“在当前国内国外的气候下，各路人马都借机出来闹‘翻案’，小说《刘志丹》就是在习仲勋同志的主持下完成的，利用宣传刘志丹来宣传高岗。”康生也接着阎红彦的话，阴森森地说：“中心问题是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宣传高岗？”
揭批习仲勋是小说《刘志丹》“幕后主使”，主要是说习仲勋三条“罪状”：“密授机宜”“为高岗翻案”“篡党夺权”。
第一条是“密授机宜”。当事人之一、编辑何家栋后来回忆时反驳：习仲勋审稿时“把总编辑吕宁、编辑室主任周培林叫去谈话。前后提了两次意见，说要写成三个缩影——‘时代的缩影’、‘中国革命的缩影’、‘毛泽东思想的缩影’；‘把陕北写成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战的出发点’。总编辑把谈话记录交给我整理。我整理出来两千字。李建彤不让扩散，不想利用习的名气去造势。如果习仲勋想利用小说搞什么名堂，他会找两个素不相识的人‘面授机宜’吗？”
第二条说习仲勋利用小说“为高岗翻案”，也是无中生有。小说中有个人物罗炎，与高岗身份有某些相似。书中提到罗炎只有两处，一处是刘志丹向省委汇报见到省军委委员罗炎，交给刘志丹两份文件，问了一句话：“听说你们争论得很厉害，到底是些啥问题？”第二处是刘志丹南下失败，回到照金，罗炎也只有一句话：“大家盼你眼都盼穿了。”这怎么谈得上给高岗翻案？
毛泽东听任康生、阎红彦等人把小说《刘志丹》与高岗挂钩，既是要全党绷紧阶级斗争的弦，便于下一步继续大搞政治运动，而且是要牵扯住刘少奇的政治神经：高岗当年挑战刘少奇垮了台，这次毛严词批判所谓“为高岗翻案”的小说，是麻痹刘少奇的奇招！
刘少奇果然中招，在9月26日，八届十中全会最后一天他讲话，就大批习仲勋说：“彭、高、习是无原则的阴谋反党集团，没有什么纲领，有时候也提出纲领，如庐山会议彭德怀的意见书是反党纲领……”毛泽东插话：“提出与蒋介石一样的纲领，不会拿出来。”刘少奇又说：“《刘志丹》、彭德怀八万言书也是纲领。”毛泽东插话：“布哈林的纲领只有一句话——发财吧。”刘说：“我们这次会议揭发了彭、习反党阴谋，是一次伟大的胜利。我国如果彭、高、习的阴谋实现了，也要复辟，实际上回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上，性质与蒋介石一样。”毛泽东补充说：“彭上台也会打着社会主义旗帜骗人的。”两人一唱一和，这就是那一代中共领导人的素质和水平！
刘少奇怎么想得到，四年以后他就成了“彭、高、习的总后台”，下场比他们还要惨！
中共中央指定成立了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主要有康生、贺龙等人。习仲勋、贾拓夫及刘景范被打成“习贾刘”反党集团，习仲勋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文革中更推上卡车戴黑牌子游斗，牢狱之灾长达数年。他的儿子习近平成了“狗崽子”，求之不得地上山下乡当知青；贾拓夫则被下放到北京钢铁公司当副经理。刘景范拒不承认《刘志丹》这本书是他与习仲勋合谋，被戴上手铐。甚至连李建彤采访时给她带路的王悦贤、刘景华这样的寻常百姓，也躲不过去。
习仲勋在文革中遭批斗。
1966年文革爆发，所谓“涉案人员”遭到变本加厉的迫害。无产阶级金棍子姚文元的长文《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中，指周扬与党内一群野心家支持批准小说《刘志丹》出版，是篡党篡国的阴谋。1967年5月7日，被打成习贾刘反党集团主要成员之一的贾拓夫被迫害至死，死因至今不明。1968年，李建彤采访过的劳动部长马文瑞，被打成习刘反党集团主要成员之一，贾死了，马补上，变成“习马刘反党集团”，马文瑞被关进监狱五年。
马文瑞也被打倒，被列为“习、马、刘反党集团”主将之一。
李建彤1962年起被关进地下室，1970年被开除党籍，押去劳改。连死去的刘志丹也不能幸免，被打成叛徒，中共领导人题词的陕甘纪念刘志丹的石碑被砸烂。后来，习马刘反党集团与彭德怀反党集团合并定为“西北反党集团”。我看到几个数字：小说《刘志丹》一案牵连无辜干部群众多达16785人，其中229人被打死、75人被逼疯。合并成“西北反党集团”，被牵连的共有6万多人。
就在习仲勋等人相继落马之后，毛泽东同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谈话时却说：“仲勋是个好同志，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他有什么问题？那本小说还没有出版嘛，我的一句话把问题弄大了。我那次说的话是泛指。”这种出尔反尔的“马后炮”，打一棍再摸一摸，是毛泽东的习惯动作。说这番话时，毛泽东已锁定下一个目标是刘少奇、彭真了，但是“好同志”习仲勋并没有因此逃脱劫难。
中共中央文件：批转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
文革后，冤案平反，三卷本小说《刘志丹》1984年出版。2009年，江西教育出版社重新出版该小说，并在封面醒目位置写有“首次大量公开发售”。我也算是个文艺爱好者，八十年代我曾读过《刘志丹》，平心而论，作为小说，并不成功，李建彤的文学创作才能远不如她的女儿刘索拉，今天的读者未必接受那种“红色风格”。但是无论如何，将之上纲上线打成“反党小说”，株连那么多人，一部小说竟启动了绞肉机隆隆运转，这是高岗事件最后的血腥余波，太有“中国特色”了。
